船前就印好的“方保宗”名片递给他，那个日本人拿着名片看了一下，笑了笑，放进西装袋里，然后用英语问茅盾，东京有没有朋友，打算住哪儿，去哪些地方游玩。茅盾因为秦德君在身边，只是爱理不理地应付日本人的询问。
车到东京，陈望道的女友吴庶五已在车站迎接。秦德君住进吴庶五已经准备好的白山御佃街中华女生寄宿舍，茅盾则住进附近的“本乡馆”。不料，刚刚住进本乡馆；车上见到的那个穿西装的日本人又出现在茅盾面前，像老熟人一样，用英语问茅盾，到这里，要不要帮忙？茅盾正要回答，忽见门口进来一个穿和服的熟悉的身影，并用中国话招呼茅盾，茅盾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年多不见的武汉时期的《中央日报》总编辑陈启修！陈启修见那个穿西装的日本人，似乎明白了什么，便用日语向那个日本人说了几句，那个日本人笑笑，并向茅盾说了一句“打扰了，”便走了。
茅盾见是陈启修打发了日本人，十分惊奇，便问道：“这个古怪的日本人是干什么的？”陈启修笑笑：“他是日本警视厅特高科的便衣。”
“怎么找到我头上来了？”茅盾觉得刚刚踏上日本土地，就被盯上了，不可思议。
陈启修笑道：“你还不算有名么？中山舰事件时你在广州，去年你在武汉，都是被人注意的目标之一，日本人的情报部门怎么会找不到你！他们一定有你的相片，大概你到神户时，他们就知道了。不过，不用担心，你来日本，如果是避难，没有其他活动，他们对你还是客气的。”
茅盾一听，舒了一口气。又问道：“你怎么认识他？”陈启修把自己刚来日本时的情形说了一遍。茅盾心想，原来如此。
到日本后，茅盾面临着生计问题。原本想学习日文由于生计问题他只有写作。
当他提起笔来时，脑海的人物故事便一个个地跃出来，尤其是那秦女士的生活，本身就是小说素材。去日本写的第一个小说是《自杀》，时间是7月8日。
由于和陈启修住在一个旅馆里，二人一起谈天，一起外出，陈启修便成了茅盾的翻译。有一次，二人去逛地摊，茅盾买了一本关于北欧神话的英文书，使茅盾的孤独有了一丝慰藉——可以借此消磨岛国的寂寞！寄出《自杀》以后，茅盾又写了《从牯岭到东京》的长文，对前段时间文坛上对“幻灭”、“动摇”、“追求”的批评，来个答辩，表明自己的创作意图以及自己创作思想情绪，和对文艺的看法。
认为革命文艺必须是革命的文艺而不是革命的标语口号；其次是读者对象问题，即阅读革命文艺的读者是哪些人？或者更清楚地说，是哪个阶级或阶层的人，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文艺技巧问题。茅盾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从牯岭到东京》寄回国内，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以后，立刻引来太阳社、创造社的朋友们的围攻。太阳社、创造社的朋友称茅盾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自然，他们也不知道此时的茅盾，已是亡命日本。
冬天来了，岛国的冬夜是何等的漫长，冬天的雾更令人愁肠百结，茅盾写了不少从秦女士那里听来的故事小说，也从地摊上抱回一些神话书籍，关上门研究，晚上请陈启修给教日文，没有多少时间，背了50音图，会了一些简单的日常用语。
在本乡馆住了5个月，“岛国冬长，晨起浓雾闯牖，入夜冻雨打檐，西风半劲时，乃有远寺钟声，苦相逼拶，抱火钵打瞌睡而已，更无何等兴感。”在这样的心情氛围里，茅盾和23岁的秦德君同居了。这时，在京都的老同事杨贤江来信，邀请茅盾他们去京都住，说那里生活比较便宜，而且他们住的高原町远离尘嚣，附近有余屋可以出租。杨贤江原在商务印书馆主持《学生杂志》，同时参加上海共产党的活动，大革命时期，被党派到武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任《革命军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大革命失败后，他根据党的指示，于上年底带着新夫人和儿子到京都，担任中国留学生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同时以研究教育，著述为主。杨贤江十分同情茅盾和秦德君的处境，因此，热情邀请茅盾他们去京都住。茅盾收到杨贤江的信，便和秦德君商量，二人都认为还是去京都好，或许那里可以静心创作，或许那里能圆秦德君的苏联梦。
1928年12月初，茅盾和秦德君告别陈启修，双双坐火车去京都，在火车上，半年前的那个特高科便衣又来和茅盾攀谈。实际上是把茅盾移交给京都的特高科监视了。
到了京都，茅盾他们才知道，在京都避难的，除了杨贤江夫妇外，还有高尔松、高尔柏兄弟夫妇，周宪文夫妇，四川学生漆湘衡夫妇等。茅盾和秦女士住四号门牌的那套平房。隔壁三号是高尔松、高尔柏兄弟夫妇，有一段时间三号四号合在一起开伙食，高尔柏夫人唐润英买菜，秦德君掌勺下锅。
对这个居所，秦德君和茅盾都有回忆。秦女士的回忆说：
“我和茅盾住的第四号门牌，建筑质量的低劣，看起来风吹得倒，东窗都是纸糊的，尽可夜不闭户，即使闭也无济于事。进门走道，是厨房，有煤气设备，最后是厕所；靠近厕所的是一间光线不太充足又潮湿的六铺草席的一间房，没有什么用场，只有空着，作为去厕所的过道。中间三铺草席的通道一小间，夜来我们把蚊帐挂在中间过道小房间的四个屋角的铁钉上，……
外面一间六铺草席的阳光好一些，屋檐下是过往行人的街道，道旁是樱花园地，每逢樱花盛开时节，抬头就看见日本国花。“茅盾对这个地方也有回忆：
“我的寓所离杨贤江的寓所有一箭之遥。这是面临小池的四间平屋，每间约有八铺大小；当时我与高氏兄弟为邻，各住一间，另两间空着。房东就住在附近，亦不过一箭之遥，这里，确实很安静，从屋子的后窗，看得见远处的山峰，也不是什么高山，但并排有五六个。最西的一峰上有一簇房子，晚间，这一簇房子的灯光，共三层，在苍翠的群峰中，便像钻石装成的宝冕。
小池子边有一排樱树。明年春季，坐在屋中便可欣赏有名的樱花，想到这，便觉得我的新居确实是富有诗意；对写作十分有利。“
由于秦德君在身边照料，茅盾那苍白的脸色也红润起来，精力也十分充沛，因此，在日本期间，茅盾的小说、散文创作达到一个更成熟的阶段，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浪漫的丰收季节。其中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7个短篇小说，12篇散文。而且，这一时期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大部分是精品，在各自的体裁中，都是有较高的品位。
茅盾在日本的散文，我们可分成两类：一类是抒情的，如《雾》、《叩门》、《卖豆腐的哨子》、《虹》等，反映了茅盾在特定环境里的特定心情，抒情性很强。
作品中暗示、象征色彩比较浓烈，文字比较曲折隐晦，但这些散文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极高。
“——因为是虚空，所以才有那样的巨声呢！我哑然失笑，明白我是受了哄。
我睁大了眼，紧裹在沉思中。许多面孔，错落地在我眼前跳舞；许多人声，嘈杂地在我耳边争论。蓦地一切都寂灭，依然是那答，答，答的水声从窗边传来，像有人在叩门。“（《叩门》）作者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对革命形势的怅惘、惶惑和对文学事业的执着追求以及对文坛的”争讼“的厌烦，种种矛盾心理交织地反映在字里行间。”并不是它那低叹暗泣似的声调在诱发我漂泊者的乡愁；不是呢，像这样的OUTCAST，没有了故乡，也没有了祖国，所作‘乡愁’之类的优雅的情绪，轻易不会兜上我的心头。也不是它那类乎军笳然而已颇小规模的悲壮的颤音，使我联想到另一方面的烟云似的过去；也不是呢，过去的，只留下淡淡的一道痕，早已为现实的严肃和未来的闪光所掩煞所销毁。（《卖豆腐的哨子》）茅盾的这种情绪，似乎有一种欲掩还露的窘态。在文字中片段流露的，是旅日的飘零感和对风起云涌大革命的怀念和痛惜情绪，茅盾这里是用否定来表达自己的肯定，卖豆腐的哨子声，太撩得令人怅惘！“这怅惘是难言的”。“然而每次我听到这呜呜的声音，我总抑不住胸间那股回荡起伏的怅惘的滋味。”“我猛然推开帐子，遥望屋后的天空，我看见满天白茫茫的愁雾。”
孤独的散文家似乎对周围事物特别敏感，连捉摸不到的自然现象，也可寄寓自己的情感。日本，是个多雾的国度，海洋性气候带来诗一样的雾，也带来白茫茫的愁雾。各人的心境不同，眼中雾也不同，“我自然也讨厌寒风和冰雪。但和雾比较起来，我是宁愿后者呵！寒风和冰雪的天气能够杀人，但也刺激人们活动起来奋斗。
雾，雾呀，只使你苦闷，使你颓唐阑珊，像陷在烂泥淖中，满心起挣扎，可是无从着力呢？“（《雾》）作者借自然界的自然现象——雾，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这种从火热生活中冷寂下来的孤独，有一种离群索居的苦闷，这又是和茅盾的生活经历有关的。——惨云愁雾，历来是文人们比喻的一种心绪，在茅盾心绪里，雾是可诅咒的，同样，在一篇题为《虹》的散文里，茅盾把向来作为美的象征的虹，也一改常规，虹一样的”希望也太使人伤“心”。
另一类散文是游记见闻，是茅盾作为旅日华人，在日本时所见所闻，主要有《速写一》、《速写二》、《红叶》、《邻一》、《邻二》、《樱花》、《风化》、《自杀》等。这类散文同样具有较高审美认识价值。《红叶》记叙了作者在秋色里去山上看枫叶，但茅盾没有写枫叶如何，却写了人，写了场景，也表达了“原来只是如此这般一回事”的思想底蕴。而《速写一》、《速写二》作者写在日本进浴室洗澡时的见闻，写得精密，写得细腻，比如在写水龙头时，“这是个擦得耀眼的紫铜质的大家伙，虽然关着嘴，可是那转柄的节缝中却哧地飞出迸出两道银线一样细水，斜射上去约有半尺高，然后乱纷纷地落下来，像是些极细的珠子。”樱花是日本国花，大凡从日本回来或偶尔路过日本的人都要记述所见樱花或想看樱花的愿望，茅盾也不例外，在日本期间，他写的《樱花》散文，就是记叙自己结伴去岚山观樱花的盛事。但他用经济的笔调写在岚山的游览，而大量笔墨在渲染樱花的影响、吸引力，写自己寓所门前的树，想象着这是樱花树（其实就是樱花树），春天来临，这几棵樱花树正蓓蕾着，不久便烂漫一片，在这样的基调色彩里，结伴去游山。然而到了岚山，吸引作者的不是樱花而是岚山的自然景观，这种活泼写法，令人击节。
《邻一》、《邻二》则写出寓所邻居的孤愁美貌的少妇和活泼可爱的日本小孩，散文写得幽怨缠绵，情意缱绻。《风化》是茅盾就在日本所闻而写的一篇散文，议论日本警察的腐败，讽喻日本军警制度。
当时日本报载一个负责巡查有伤风化的警察的一桩丑闻，说那个警察半夜里抓住一对并头而睡的男女，在带往警察署的途中，那个负责巡查有伤风化的警察放走男的，让女的跟他走，半途强奸了那女侍者。报上一登载，舆论大哗。茅盾也就此写下了这篇散文，揭露了日本社会黑暗的一个侧面。另一篇《自杀》同样也是茅盾根据报载材料写成的一篇暴露日本社会黑暗的散文。
据不完全统计，茅盾在日本期间共创作了《自杀》、《一个女性》、《诗与散文》、《色盲》、《昙》、《泥泞》、《陀螺》等7篇短篇小说。这些长短不一的短篇小说有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大都用现代女性作主人翁（个别除外），大都偏重于情感世界的展示，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观照，茅盾在日本期间的短篇小说，虽然是《蚀》三部曲底蕴的延长，但无论题材和描写方法都和《蚀》相似而和《虹》不一。
这样说，并不否认茅盾在日本前所写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作为茅盾思想转折点的作用——因为创作方法上的转换，似乎有一种惯性，这种惯性即使在思想苦闷期过后，还在有意无意地起作用，制约、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如《自杀》这篇小说，是茅盾去日本后写的第一篇小说，《自杀》里的环小姐，是一个表面为新潮女性，而本质上是一个受封建伦理思想毒害较深的青年女性，她和一个愿为大多数利益而奋斗的革命者相爱后，发生了肉体关系，后来那个男子革命去了。环小姐却发现自己怀孕了。于是，苦闷、惶惑，羞愧、孤独一古脑儿地从心头涌起，不能自拔，最后以自缢来解脱。这个环小姐没有能从革命高潮跌落后振作起来，而在跌落后失望到绝望。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态，尤其是女性，从大革命高潮中热烈的爱恋到大革命失败后心理负重，都得到真实的表现。茅盾笔下的这位环女士，在《蚀》中就有踪影，但一般而言，《蚀》中的这类女性，作者是用客观笔调来写的，而《自杀》中，却带有某种批判意味、警世意味。茅盾在谈到《自杀》创作动机时说：“我觉得‘五四’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唤醒了许多向来不知‘人生为什么’的青年，但是被唤醒了的青年，此后所走的道路却又各自不同。像娴娴那样性格刚强的女性。比较属于少数；而和娴娴相反，性格软弱的女子，却比较属于多数。
写这些‘平凡’者的悲剧或暗淡的结局，使大家猛省，也不是无意义的。在这一念之下，我就盘腿坐在铺席上写了短篇小说《自杀》。“
和环小姐不同，茅盾在《一个女性》中，塑造了另一类型的女性——琼华。琼华出生于破落望族，但她没有“时代女性”那样追求“性解放”，放浪形骸，追花逐蝶，在大革命后自甘堕落下去。她不卑不亢的个性，使她在小镇上成为中心，傲视那些卑琐的“小人”，后来，家庭发生变故，父亲酒后失火，葬身火海。从此，家庭一落千丈，来琼华家的人，只有一个郎中，后来连郎中都少来了。后来，琼华生病，奄奄一息中，所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