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却摆摆手，笑道：“所以我和三弟到府上来，免得走漏风声。”茅盾和鲁迅各自说了武汉和广州的情况，周建人也讲了上海的事情，三人感慨万端，唏嘘不已，末了，鲁迅说：“看来革命现在是处于低潮了，但我们的有些人却仍在唱革命不断高涨的论调，这就令人费解了。”
茅盾一听，接着说：“我也在想这个问题。”茅盾问鲁迅今后的打算，鲁迅表示来上海住下去，不打算再教书了。茅盾苍白的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
临别鲁迅握住茅盾的手，用语重心长的口气说“多保重。”
送走鲁迅，写完两篇作家论文章后，茅盾又着手写第二部小说：《动摇》。
《动摇》是茅盾经过冷静思考，比较有计划地来写的，杂取茅盾在武汉主编《汉口民国日报》所见所闻，基本素材，取之于发生在湖北钟祥县的大革命失败和反革命的胜利。小说借此来影射武汉大革命的动乱，以一个县城的变化来以小见大。
所谓动摇，就是“动摇于左右之间，也动摇于成功或者失败之间。”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国民党左派人物方罗兰和土豪劣绅的代表胡国光。
方罗兰这个县国民党党部委员兼商民部长，在对待革命运动的态度上和对待爱情问题都异常动摇、软弱。因而其结果是思想上的矛盾、迷惘乃至错乱。
而土豪劣绅代表胡国光，混进革命队伍后，却以极左的面貌大肆活动，他们用比共产党人还要“左”的面貌出现，从而破坏革命，破坏共产党的声誉，血腥镇压革命。在《动摇》中，茅盾第一次塑造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形象李克。但在这部小说中，茅盾从史实出发，没有浓墨重彩去描写，因为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李克也无回天力，责任只在方罗兰们。
回忆有时是美好的，有时也是痛苦的，尤其是自己孜孜以求过的事业惨遭损失的回忆，更是令人扼腕！茅盾在写作《动摇》时，同样经历了这样的心路历程，他在《从牯岭到东京》中曾说自己创作心境：“我那时发生精神上的苦闷，我的思想在片刻之间会有好几次往复的冲突，我的情绪忽而高亢灼热，忽而跌下去，冰一般冷。”所以，茅盾写作《动摇》是非常痛苦的事。
这自然是不以茅盾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1927年底，茅盾的《动摇》方始改定。望着这一大握和着血和泪的稿纸，茅盾松了一口气。而此时，妻子孔德沚和母亲她们已经忙着准备过年了。
写完《动摇》，茅盾有意观察一下当时文坛的反映，发现有部分评论《幻灭》的文章，对《幻灭》作了严厉的批评，认为整篇的调子太低沉了，一切都幻灭，似乎革命没有希望。茅盾觉得这个批评就作品而言，也许是对的，但从作者个人主观上而言，这种反映并非本意，大革命的失败使自己悲痛消沉，同时又的确不知道以后革命应走怎样的路，但又不认为中国革命到此完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依然没有变，相信革命还会起来。总归要胜利。这一点，茅盾是坚信的。因此，茅盾转而写些文艺论文、散文、神话研究以及翻译一个中篇。借以调整自己那陷于悲观状况的思绪。
同时，他为了对这些批评辩解，也是为了表白自己的这种信念，戏用欧洲古典主义戏曲的“三一律”形式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创造》，这个短篇小说是茅盾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
小说写的是君实和娴娴夫妇的故事。君实是个“进步分子”，是“创造者”，而娴娴是个“被创造者”，她是中国被名教所束缚的无数女子中的一个，但一旦她被“创造”成功了，一旦她的束缚被解除了，她要求进步的愿望却大大超出君实的设想，她毫无牵挂，勇往直前。结尾是娴娴让家里的女仆传给丈夫一句话：我要先走一步了，你赶上来吧。其实，这篇小说，故事情节非常简单，生动性也很缺乏，但构思非常经济，寓意也深邃，作者借小说暗示自己的一个思想：革命既经发动，就会一发而不可收，它要一往直前，尽管中间要经过许多挫折，但它的前进是任何力量阻拦不住的。被压迫者的觉醒也是如此。自然，茅盾这篇小说，也不可能给革命者指一条路，不可能写出娴娴上山之类的途径来暗示革命，只是表明作者的信念，来回答那些对《幻灭》责难的评论家们。后来《幻灭》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出单行本时，茅盾借《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来表明自己的心志和信念。
茅盾经过短暂的心理调整，从1928年4月开始动笔写《追求》，原来想写一群青年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的幻灭和动摇后，现在重新点燃希望之炬，去追求光明了。但革命发展的事实，并没有茅盾想象的那么简单，那么单纯。动笔之后，茅盾从妻子孔德沚那里听到许多迟到的消息，这些关于中共内部的消息，使茅盾感到悲痛、苦闷、失望，一些熟识的朋友，莫明其妙地被捕了，牺牲了。因而，写着写着，茅盾原先调整好的情绪，又回到原先那种困惑、失望的情绪里去了，并表现在小说中。以至写到书中的人物，个个都在追求，然后都失败了。完全离开了原来的计划。因此，茅盾的《追求》成了现在这个模样：小说用放射性结构，采用多线索多人物平行推进的方法，塑造了一群身经大革命洗礼、现在已经幻灭、失望了的青年男女知识分子，他们精神苦闷，思想混乱，却又不甘了此一生，在幻灭的痛苦中各自有所追求。张曼青决心通过教育，寄希望于新的一代，但社会现实让他的理想粉碎了。王仲昭想改革报纸并借此获得理想的爱人，当婚期将近突然传来爱人病危的消息，从此一蹶不振。女青年章秋柳想竭力振作，追求光明，但又自暴自弃，把追求享乐和肉欲刺激作为她向她所厌恶的现实报复的手段。
厌世主义者史循经过坎坷人生不仅革命理想已经幻灭，而且完全丧失了生活信念，只求以自杀了此一生。从而使作品蒙上了一层深厚的悲观色彩，成为一部缠绵幽怨的哀伤和激昂奋发的调子共存的乐章。《追求》在《小说月报》19卷6至9号上发表后，依然是一片轰动。连一些中学生上课时，也在偷看刊有《追求》的《小说月报》。
1930年5月，茅盾把《幻灭》、《动摇》、《追求》三个中篇合成一书，题名为《蚀》，由开明书店出版。之所以取名“蚀”，茅盾说，其寓意在暗示小说中的人和事，正像月蚀和日蚀一样，只是暂时的，而光明则是长久的。
出版时，他特地在卷首写了几句活，作为自白：
生命之火尚在我胸中燃炽，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我眼尚能谛视，我脑尚能消纳，尚能思维，该还有我报答厚爱的读者君及此世界万千的人生战士的机会。
营营之声，不能扰我心，我惟以此自勉而自励。
《蚀》三部曲的问世和出版，轰动了文坛，对认识当代历史，再现刚刚过去的大革命，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而茅盾十多年来的文学理论积累和写作训练，为这部作品带来绚丽的文采和细腻的描写，从而又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所以，《蚀》使茅盾奠定了文坛上的地位，赢得了声誉；但长期的足不出户的隐居生活，也损害了茅盾那本来孱弱的身体。
第十章日本之行和《虹》
久困斗室的茅盾，写完《追求》以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总算把刚刚过去的大革命时代风云，作一鸟瞰式的描绘。妻子孔德沚则心疼地对茅盾说：
“你看你看，人瘦成这个样子，脸色也不好看。这几天，你好好休息休息，我去弄只鸡来，给你补补。”孔德沚一口乌镇话，说得茅盾心里热乎乎的。
白天，妻子要去上班，远离组织的茅盾，心里格外孤独。原先在上大、平民女校、编译所、广州、武汉时，时代是何等地热烈，与茅盾现在的处境，形成强烈的反差。失眠、精神痛苦，时常折磨着三十出头的茅盾。
有一天，陈望道来看望茅盾，一见茅盾那苍白的脸色和疲惫的神气，十分吃惊，忙问：“沈先生身体有何不适？”茅盾苦笑道：“足不出户，能不生病么？”陈望道说：“也是，但现在沈先生的书已杀青，何不休整一下，养养身体？”茅盾依然苦笑一下：“老蒋的通缉令还在那些刽子手手里，他们对去年武汉的事，是不会忘的。”
陈望道点点头，呷了一口茶，沉吟一会儿，说：“对，有了，沈先生去年就对外讲已去日本，既然国内时局不允许你出门，那么干脆去日本休养一下，换换环境，呼吸点新鲜空气，也可在那里写文章的。”
茅盾一听，眼睛霎时亮了起来，心想，这倒是个好主意。因为当时中国人到日本，日本人到中国，都不用护照，十分方便。但自己不懂日语，恐怕到日本去生活有困难。“办法倒是个办法，不过我不懂日语。”茅盾说。陈望道忙说：“吴庶五到东京已有半年，她可以招呼你。”吴庶五是陈望道的女友，和茅盾也认识。
“这倒好了，那么去日本的手续、兑换日元等，可能还要拜托老兄，我现在还无法出门去。”茅盾觉得去日本休息的办法可行，便请陈望道代为办理有关手续。
陈望道也爽快地答应了。陈望道又谈了些外界情况后，便告辞了，临走，对茅盾说：“过几天，我再来看你。”
妻子下班回来，茅盾把陈望道来一起商量去日本休养的事，告诉孔德沚。
孔德沚一听，立刻表示同意，说：“这也好，你整天在家里，身体也越来越差，不如去日本休养休养。”
隔了几天，陈望道又到茅盾家，告诉茅盾，手续和船票，日元兑换，都办得差不多了。并告诉茅盾，“原来平民女校的学生秦德君也和你同船去日本，这样，你也有个伴。”
“噢，秦德君？她怎么也要去日本？”
茅盾感到有些突然、惊讶。
“她从江西经南京来上海，让我帮她找组织接关系去苏联，我劝她去日本，那里也有中共组织，可以从那里去苏联。所以，她同意去日本。”陈望道简单地说了一下秦德君的情况。
“这样也好，秦女士一起去，我们也可作个伴。”茅盾知道了秦德君的目的，淡淡一笑。
行期确定以后，孔德沚忙着替茅盾整理行装，把四季衣裳，一件件地理挺，放进皮箱里，又当着茅盾的面一样一样关照着，生怕茅盾在岛国受凉受冻。又关照茅盾一日三餐。絮絮叨叨，却一片深情。
七月初的一天，茅盾提着箱子，辞别母亲、妻子和儿女，在陈望道的指引下，偕秦德君女士悄悄地登上上海开往神户的日本小商轮。这条船没有客舱，床位也没有等级，只是船顶上有一宽敞的大房间，摆有十几个床位，每张船票二十五日元。
十人左右的乘客，除茅盾、秦德君外，都是日本人，只有秦德君是女客。茅盾化名方保宗，秦女士化名徐舫。
船在大海里航行，碧蓝的大海，万顷碧波，茅盾和秦女士日夜相处一起，望着这碧蓝的大海，碧蓝的天，海天一色，回忆起这几年的人生沧桑，政治硝烟，心潮起伏，感慨万端。似乎一种同是天涯沦落的孤寂感，涌上二人心头。望着波涛浪海，秦德君娓娓而谈，向这位昔日的老师、新出现的作家茅盾，诉说自己那凄苦的身世和坎坷的爱情婚姻。
秦德君于1905年出身在四川省忠县，是明末抗清女英雄秦良玉之后。父亲是纨袴子弟，母亲是农家女，被秦家选美选进秦公馆，但在怀孕时，又被秦家扫地出门，秦德君出身在秦公馆门前的野地里。后来，秦德君和母亲投靠亲戚，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在忠县读完小学，便去万县、成都读书。“五四运动”时，秦德君是成都第一批三个剪发的女子之一。“五四”以后，她被学校开除了，她便去了重庆。
在一次酒会上，她醉后失身于穆济波，当时她只有15岁。第二年，恽代英在泸州川南师范任教务长，她和穆一同去那里教书，并公开同居，不久生了一个女儿。在川南师范，秦德君认识了胡兰畦，并成了好朋友。1925年，秦德君被邓中夏派到西安，以教书作掩护，继续做秘密工作。这时，原来熟识的刘伯坚从苏联回来，也在西安，当上了冯玉祥西北军的政治部主任。于是秦德君把两个孩子抛给在西安中山学院任教的穆济波，随刘伯坚出走，并怀上刘的孩子，1927年11月，生了刘伯坚的孩子。
1928年春，她带着女儿辗转南昌、南京，结果都因大革命失败后，组织破坏严重而未能接上关系，所以她又把孩子托付给东南大学的朋友，只身到上海寻找组织。孤身一人，哪里去找组织？她只好找到原来的中共创始人之一，平民女校的老师陈望道。
茅盾听了秦德君的诉说，唏嘘不已。素来感情丰富的茅盾，此时也动了真情，他也向秦女士讲述自己这几年的奔波，这几年的奋斗，讲述自己在广州、在武汉的经历，也诉说自己对妇女解放，家庭婚姻的看法、感受。
也许是政治上共同的挫折，对生活上有许多共同语言的缘故，几天下来，两人内心已经掀起阵阵感情涟漪，而船上其他的日本客人，又视他们为“夫妻”，常常用日语称呼秦女士为“方太太”。船到神户，上岸接受海关检查，当海关人员检查完茅盾那箱子行李后，指着秦女士，用生硬的中国话问：“是你的夫人吗？”茅盾也顺水推舟，用英语回答：“是，是我亲爱的夫人。”
秦女士则微笑着点点头。海关检查官让秦女士随茅盾入关，连行李都不检查了。
茅盾踏上这异国他乡的土地，一股自由的感觉从心里升起，几百个日日夜夜，躲在阁楼里，埋首于纸笔之间，总算有了自由！他用年轻人的兴奋，挽着秦女士，上了去东京的火车。
火车开动不久，一个身着西装的日本人过来和茅盾攀谈，当这个日本人发现茅盾不懂日语以后，忙改用英语，请教茅盾的大名。茅盾微笑着应酬这个日本人，把上船前就印好的“方保宗”名片递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