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反共高潮开始时采取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让政策（去年十一月九日的电报），取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在皖南事变后转入猛烈的反攻（两个十二条，拒绝出席参政会和全国的抗议运动），也为全国人民所赞助。我们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对于打退这次反共高潮，是完全必要的，且已收到成效。”（66）
为了总结打退这次斗争的丰富经验，以便更深刻地了解中国的实际国情，更自觉地在中国的复杂环境中进行有效的斗争，五月八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这份党内指示，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目是《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他写道：
“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也决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上次反共高潮曾被一部分同志估计为马日事变，这次反共高潮又被估计为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但是客观事实却证明了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这些同志的错误，在于忘记了民族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之下，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这些事实，也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再度地证明了。极端地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完全叛变，我们的这个政策总是不会改变的。”
“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因为如果不经过反复多次的经验，中间派对于我党为什么必须向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为什么只能以斗争求团结，放弃斗争则没有任何的团结，就不能了解。”“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
“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这次我们充分地准备着对付国民党的破裂，就使国民党不敢轻于破裂了。”（67）
这一次反共高潮，从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何应钦、白崇禧的“皓电”为开端，到一九四一年一月的皖南事变和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达到最高峰，而三月六日蒋介石的反共演说和参政会的反共决议则是它的退兵时的一战。
它和上次反共高潮不同，是由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中央政府直接出面的，前后历时五个月。这次浪潮的规模要大得多，它所造成的伤痕要深得多，中间险情迭起，并且面对着许多难以预测的未知数。内战代替抗战，似已接近成为事实。处理稍有不当，就会对国家民族的命运造成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能不能驾驭如此复杂的局势，能不能灵活而果断地处理一个又一个异常棘手的难题，能不能争取到广大中间势力的理解和同情，这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来说，对毛泽东来说，都是极其严峻的考验。
这半年，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非常紧张的一段时间。他思考问题很细，很具体，处理事情很快，抓得很紧。他所起草的关于这个问题文电有三百多件，一般每天都要发出两三件。在一九四○年十二月十四日这一天就发出了十一件，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出文电最多的一天。
毛泽东在打退这次反共高潮中制订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及取得的重要历史经验，是他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高峰。正如胡乔木所说：“经过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我们党内更团结了，毛主席的领导威信大大提高了。这半年的斗争，对后来抗战、解放战争初期的胜利都有很大的意义。”（68）
① 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1月6日。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第276页。
③ 《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309、310页。
④ 毛泽东、王稼祥致项英、叶挺的电报，1940年1月29日。
⑤ 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3月29日。
⑥ 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1940年4月2日。
⑦ 毛泽东、王稼祥致彭德怀等的电报，1940年4月4日。
⑧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210页。
⑨ 毛泽东致项英电，1940年4月3日。
⑩ 毛泽东、王稼祥致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4月15日。
⑾项英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40年4月16日。
⑿《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210页。
⒀中央书记处致项英、陈毅并告刘少奇、张云逸的电报，1940年4月26日。
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53、755、756页。
⒂《大陆命令第四百三十九号》，《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305页。
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0年6月26日。
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59、761页。
⒅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0年7月6日。
⒆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40年7月13日。
⒇庄明理：《南侨报国觅知音》，《情谊与事业——在周恩来心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171页。
（21）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0年8月8日。
（22）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0年10月3日。
（23）《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81页。
（24）《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81页。
（25）《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70页。
（26）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1940年10月14日。
（27）毛对东致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5日。
（28）毛泽东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9日。
（29）毛泽东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9日。
（30）毛泽东致周恩来并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5日。
（31）毛泽东致周恩来并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5日。
（32）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的电报，1940年11月1日。
（33）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的电报，1940年11月1日。
（34）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0年11月2日。
（35）周恩来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40年11月1日。
（36）周恩来致毛泽东的电报，1940年11月2日。
（37）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0年11月2日。
（38）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叶挺、项英的电报，1940年11月3日。
（39）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0年11月3日。
（40）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何应钦、白崇禧的电报，1940年11月9日。
（4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83页。
（42）毛泽东、朱德致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的电报，1940年11月19日。
（43）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叶挺、项英的电报，1940年I1月24日。
（44）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彭德怀、左权、叶挺、项英的电报，1940年12月19日。
（45）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张云逸的电报，1940年12月23日。
（46）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张云逸的电报，1940年12月23日。
（47）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0年12月30日。
（48）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中原局、东南局、北方局、山东分局、南方局、南委、八路军、新四军各首长电，1940年12月31日。
（49）《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00页。
（50）刘少奇致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报，1940年1月9日。
（51）刘少奇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41年1月9日。
（52）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的电报，1941年1月11日。
（53）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1941年1月14日。
（54）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周恩来、叶剑英等的电报，1940年1月14日。
（5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1年1月15日。
（56）毛泽东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的电报，1941年1月20日。
（5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75—776页。
（58）毛泽东在《新四军事变后的各方动态情报》上加写的批语，1941年2月7日。
（59）毛泽东在《新四军事变后的各方动态情报》上加写的批语，1941年2月7日。
（60）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2月7日。
（61）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2月7日。
（62）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2月14日。
（63）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3月2日。
（64）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第六次会议上的演讲，1941年3月6日。
（65）毛泽东给周恩来的通报，1941年3月12日。
（6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78—779页。
（6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81—784页。
（68）胡乔木谈话记录，1990年9月6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8、29页。
第25节建设边区，战胜困难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是国际形势出现重大转折的时期。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是在靠近下半年或在下半年发生的。从此，中国不再是单独对日作战，而是和其他同盟国一起对日作战了。国际关系中的诸种因素，也对中国内部产生更大的影响。
苏德战争在六月二十二日爆发。这场战争的突然爆发是出人意外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迅速作出了反应。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决定，提出要建立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七月上旬，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强调指出：“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以此来分界限”①，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
同年十二月八日，日本突然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立即对日宣战。美国同德、意之间也相互宣战。国民党政府在中日战争已进行了四年多以后，这时才正式对日本宣战，同时对德、意宣战。这样，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形成了，中国国内的国共关系也得到进一步的缓和。
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面对的局势依然十分严峻。从一九四○年开始，在日本侵略军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封锁下，敌后抗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已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到一九四一年进入极端困难时期。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各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比起其他根据地来，这里所处的是比较和平的环境，推行各种政策可以比较从容。因此，毛泽东用了很多的精力来研究和指导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他这样做所考虑的，远不只是陕甘宁边区这一个局部的问题，而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各根据地内应该实行怎样的政策。他说：“边区的作用就是做一个榜样给大家看”②，边区人民的任务是“提高自己，帮助别人”③。
毛泽东对边区的工作一向十分看重。他认为这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否团结人民、坚持抗战的根本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离开当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支持，坚持抗战也好，建设根据地也好，都是谈不上的。
一九三八年四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一个抗战建国纲领，标榜“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并且提出“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④但国民党自己从来没有认真这样做过，甚至背道而驰。只有毛泽东领导陕甘宁边区却认认真真地做起来，并且超过了那个纲领的要求。林伯渠回忆道：“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一经传达到我们这里时，我们马上就召集各种会议，最后召集了群众大会，进行了一个热烈的讨论。不仅通过了决议拥护这个纲领，而且事实上，这个纲领，在我们边区的条件之下，是已经实现了的。”⑤
一九三九年初，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一届参议会。它是人民普选产生的。参议会经过民主选举，选出高岗为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会议还制定出“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毛泽东在这次会上提出边区的建设方向是要成为“抗战的堡垒”和“民主的模范”。他还提出一九三九年边区的施政方针是：大大发展国防经济，发展农业、手工业，改良人民生活；发展国防教育，办初级的高级的学校，开展识字运动，使边区人民大大提高文化水准；大大推进国防的民众运动，加强军事训练。这是毛泽东对边区建设的初步设想。毛泽东指导下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开辟了根据地民主政治的新局面，朱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