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巴雅也有他的分析。这本《如何谈论你还没读过的书》我连见都没见过，又怎么知道它的内容梗概呢？这就叫做“书皮学”了，你上网查查就懂了。
书要读得好的日子
有时候在街上和读者聊天，或者看他们寄来的电邮，我发现他们很关心书要怎么读才可以读得更快更多。可是叫他们失望了，我并没有秘诀。如果真有这种秘诀的话，我也想知道。
其实何必曰快？又何必求多呢？在我看来，读书最重要的是读得好。所谓“读得好”，我指的是起码要读通一本书，没把里头的基本事实搞错。目标看来定得极低，但是在这个时代，我发现这已是很难达到的成就了。
且先别说读书，光是看报，原来也能产生很大的阅读障碍。举个切身经验为例，话说近日我写了一篇文章，藉着梁家杰参选香港特首的政纲受到传媒漠视，批评香港人不言理想光求务实的平庸心态，矛头指向的当然是自许务实的曾特首。为了说明大家厌谈理想的心态是怎么一回事，拙作特别引介了现代大哲学家柏林（IsaiahBerlin）和波帕（KarlPopper）的相关说法。后来身为波帕徒孙的香港议员吴霭仪大姐为文响应，申明再务实也不能不顾理想的指引作用。这一来回实在是友好的观点交流，我以为颇有互相发明之妙。
可是后来我看到一些评论，居然以为这是场“笔战”，而且还误读拙作，觉得我是在帮曾荫权教训梁候选人不要好高骛远！同一篇文字，果然是不同的人能看出截然不同的意思。如果说是我自己的文字不利落，有表意官能的缺陷，我也认了。
但另一封读者来信，就真叫我摸不着头脑了。这位读者劝告我身为文化人，怎能在某大报公然撰文批评司法独立的原则，说“法官失控”会为害社会，这岂不是教坏下一代云云。老实讲，这种论调出现在该报专栏绝不叫人奇怪；只是老天在上呀，我不只根本没写过这等伟论，更从来没有福分得享在该报发表文章的荣光！莫非世上真有“两生花”，还有另一个梁文道也在香港报刊上贩文维生？
不过我明白，这都怨不得人，这是社会的错时代的不对。二十一世纪的阅读合该如此。研究印刷史和书籍史的学者们有个共识，认为古登堡（Gutenberg）印刷术的发明，是人类两种阅读取向的分水岭。在印刷术普及之前，读者追求的是“精读”（intensivereading），犹如古人注经，务求一字一句都要看出个道理，往往一本书能耗上一辈子的生命。原因简单，那时流通的书数量极少，一个罗马时代的学者要是能在一生之中读过三百本书，就是惊人的鸿学硕儒了。等到印刷术出现，书籍的复制方便了，短短百年之间无论种类还是数量都有几何级数的增长。这时的学者如果只看过三百本书还敢对人夸称自己博学，肯定遭人耻笑。所以印刷术的年代是个“泛读”（extensivereading）为王的时代，读书首要是求多求广，速度自然也得跟得上。
终于到了我们这个“后古登堡”的年头，媒体多样，资讯爆炸。大家连停留在一个网页一分钟的耐性都没有，错把另一个人当成你小子，又有什么可怪？问题在我，老是怀旧，总觉得最愉快的读书时光还是上大学的时候，跟着老师读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的《存在与时间》，一学期结束了竟然还没翻到第八十页。
当阅读成为一种运动
每当我被问起最理想的阅读应该是什么状态，我就用史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Spielberg）拍的《机场客运站》（TheTerminal）做例子。在这部通俗讨喜的电影里面，大美人凯瑟琳·泽塔琼斯（CatherineZetaJones）是个漂亮的空姐，观众眼中的欲望对象，男主角汤姆·汉克斯（TomHanks）的艳遇伴侣。有一场戏，两人在机场里的书店碰上了，男的问：“咦，你买了本什么书？这么厚。”女的答：“噢——一本拿破仑的传记。我最喜欢看和他有关的东西了。而且这本书厚成这个样子，可以够我看上几天，也才不过六元九毛九，多划算！”请注意这是位有专门兴趣的读者，她不是找一本人人叫好的畅销书，也不是漫无目的地瞎挑，而是情有独钟地追随拿破仑的足迹。其次，她买书的态度很轻松，主要是两个字，“抵睇”。厚厚的一本书才卖七美元，就能打发她好一段无聊的日子了。最后，她没有故作严肃地先清一清喉咙，再隆重介绍：“嗯，这是本拿破仑传，我研究拿破仑。”而且汤姆·汉克斯也不惊讶，只是淡淡地讨论两句就算。
看见这个场面的当时，我就想象要是换了一位香港卖座导演来拍，会怎么处理它呢？他会不会来一个大特写镜头，让那本拿破仑传的封面占据了整个画面？再转向汤姆·汉克斯，拍他讶异到合不上嘴的表情？又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音效处理，显得我们这位空姐格外出俗脱众呢？我这么想，丝毫没有轻视本地电影人的意思，纯粹只是从香港的风俗习惯来推测罢了。
我们的习惯是什么？那就是把书看得格外崇高而神圣，认为读书是一种很离世很出尘的行为。因此为了让它回到人间，让它有点烟火味，我们得不时出动大家都认得的名人推介好书；甚至集合一大批小孩集体朗诵（最好能有破世界纪录的人数），好叫电视台看看我们都正在读书呢。劝人读书，介绍好书，我们一概统称为“推动”阅读风气，仿佛不推，它就动不起来了。简单地说，我们香港人把读书搞成了一种运动。
然而，我总以为这样的运动不只“推动”不了阅读风气，还会把它推下海淹死。所以在过去这么多年以来，不论是在电子传媒做节目，还是写书话专栏，我都很清醒地告诉自己，不要推动什么，更不要煞有介事，只要尽量好好地配合时势，讲点故事，有意无意地提醒一下：“瞧，说到世界杯，这本书有一段故事……”，或者“*当然重要，某某人的某本书曾经说过……”这样就好。因此你正在看的这本书虽然看似一本书话，原来却都是借题发挥。
但愿有一天，看我们的娱乐八卦杂志做明星专访，能像《People》那一类外文刊物，不只列出受访者的三围、星座，以及最喜欢的食物和音乐等等，还加上一条“最近正在看的书”。这表示名人不再负担推动读书的任务了，因为每个人平时就有阅读的习惯；而书之于人，就和食物音乐一样，必要但是日常，不足为奇也不足称道。情形就像凯瑟琳·泽塔琼斯买了一本拿破仑传，于是汤姆·汉克斯很自然地与她聊起拿破仑与约瑟芬的往事；是戏剧的一段情节，但它本身不是一出戏。
莫记小过
只有在读书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是个宽容的人。因为我的信条是一本书再怎么不对劲，只要你已经翻开它了，就不妨接受它。当然接受它并不意味你必须完成它，只是一本书，既然已经买了回来又看了几页，如果气冲冲恶狠狠地把它甩出去然后喊一声“混帐！这家伙是个白痴”，岂不是对不住自己。在这个已经不够好的世界里，人是该对自己好一点的。静下来，想想看天生我材必有用呀，再糟的作者到底也是有妈生的；再坏的书也是人家花时间写的。而妈妈是个多伟大的人物，时间又是何等的宝贵呢？更何况三人行必有我师，难道一本坏书就教不了我什么吗？可别自大，坏书起码能叫你见识到世界之大，天外有天。
只是再宽容也好，不知怎的，就是有些沙石眼睛跳不过，好像吃一顿美食旁边老有苍蝇飞，挥之不去甚是恼人。例如香港某家出版社，常出报纸文章结集，有一次我看着看着发现它一本书里好几篇文章都有一段是重复的，而且有规律。那条规律是它的第一段必然会在后面某部分重新出现，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那些文章在报纸上登的时候，编辑怕它太长，为了醒目和提要，于是抽出其中一段放在文首。看来是书的编辑一时大意，把那一段当成是整篇文章的第一段，重打重印了一回。不过这种报纸编辑手法通常会把那发挥提要作用的一段字粗体标黑，以区别于正文。难道这本书的编辑和校对眼睛不好，还是这本书根本没有编辑跟校对？
有些书挺可惜的，明明不错，但就是有几处资料错误的硬伤，犹如完璧有瑕美男生疮。例如专出建筑和城市研究的台湾出版社“田园城市”，最近出了本尚算图文并茂的《涂鸦·城市糖果地图》，介绍英国街头的涂鸦艺术。两位作者在序言里引述一句黑格尔的名言“存在即是合理的”，但把它张冠李戴说成是沙特的话。开头就错，接下来怎不叫人提心吊胆。再进阶一点的，还有两位香港年青学者写的《迷失丧拼场》，是透视消费文化深入浅出的好入门，但其中提到吉登斯（AnthonyGiddens）时，却说他是“美国社会学家”。哎，人家可是拿爵士的正统英国人，还一度是布莱尔的智囊军师呢。或许，是我太过吹毛求疵。
大陆的出版业日益进步，最近连食谱都出得又有文化又漂亮。“北京汉声文化”出了一套《山西面食》，就让人看得很开胃。可是当我掀到一页捏猫耳朵的手部动作特写照时，肚子竟不禁疼了起来。只见师傅揉面团的那双手，十指指甲缝里竟是一圈黑边！这可是我多年中西食谱阅读经验里未曾得见的。难得图边文字还说做猫耳朵不需特殊工具，“只要一双干净的手”。再转念一想，卤菜名店的卤水不是常标榜一锅煮了几十年不倒不熄吗？这个道理用在面点师傅手上应该也是通的。
读者的身体（1）
某年牛棚书展主题是“阅读与身体”，虽然有很多关于身体的讲座跟活动，但是没有一项是直接谈阅读和身体的关系，有点可惜。很多人以为读书是一项纯智的行为，与肉体无关，但只要再想一想，就会发现即使是在看来很静态的阅读过程里，我们也得用上我们的身体器官，例如眼耳手口，无一不是肢体的一部分。只用理性只用灵魂，你读得了书吗？不过，如果我们把阅读看成一连串的动作和姿态，问题就来了。是什么把读书的方式和其他行动区分开来呢？走路、睡觉、吃喝与拉撒，和阅读的分别，是否就只是后者总得有一书在手呢？答案，我还没想清楚，但是我可以在我的笔记里找些有意思的材料，写出来让大家帮忙，思考那阅读中的人体是什么状态：
坐
以前念哲学史的时候，有两个大思想家的阅读姿势令我印象分外深刻，一个是笛卡尔，一个是马基雅维利；笛卡尔躺着读，马基雅维利站着读，总之都不像我们这样坐着读。一般人如果躺着看书，多在夜间临睡以书安眠，在进入个人最私密最与世隔绝的时刻前，与这个世界做最后的交流。所以就寝前读书是种过渡，身体的一半平躺不再移动，另一半只维持最宁静最有限的运作，意识则在充满声音、光线和对话的世界渐渐隐退进沉默和黑暗中。但是笛卡尔不同，他喜欢赖床，醒来之后继续在床上思考、看书，直到11点左右。这位现代哲学之父，半辈子崇尚理性，醒来之后继续躺在床上看书，是不是要把这个过渡翻转过来，让意识渐渐清明，预备进入喧嚣的热闹世界呢？
从前我还以为笛卡尔只是个性格懒惰身体虚弱的人呢，因为他在1649年被瑞典女皇请去教哲学，一个星期有三天要早上五点半上课，我们一向晚起的大哲习惯不了，清晨天气又凉，终于患上肺炎身亡。最近，我才知道笛卡尔年轻的时候居然是个身手不错的剑手，曾经在巴黎出手击退一帮想不利于一位淑女的醉酒汉。他后来还著有一部《剑击的艺术》，可惜亡佚。
马基雅维利，《君王论》的作者，据说他喜欢站着念书，而且还要穿上最好最华丽的朝袍，以示慎重。以前我总认为这些传说印证的是他对学问和知识的无限尊重，教训我们后人可别把读书不当回事。原来这也是个误会。传说没错，他确实有站着读书过久不支倒地的经验，也确实在一封有名的书信里提到自己“在树林中带着但丁，去泉水旁观鸟。回家之后就脱去灰尘满布的日常衣装，换上最华贵的外袍，以最恰当的姿态进入古人的宫廷……”但问题是我们该怎样解读他的行为，如果我们依今人的阅读习惯去看这些故事，自然会得出马基雅维利读书严肃得出奇的印象；可是若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考察，就会发现马基雅维利不特别，这根本是文艺复兴学者的典型。
首先，我们都太习惯坐着看书，却忽略了其他姿势的可能，例如前面说过的躺着读，以及直直地站着。
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有一幅著名的画，年份标记为1610年，画的是当年的大学图书馆。
从中可见一排排的书柜，戴着帽子的学者穿梭其间。书柜前面有些突出的架子，高及肩膀，架上有斜放的木板。有些学者就立在那些架子前面，把书打开摊在斜板上阅读。这就是读书架了，有点像今天教堂里的讲道台。实际上读书架与讲道台都是中古修道院常见的器具，而修道院就是那个年代的学术中心，学者也几乎没有不是修士神父的，这些人看书讲道读圣经都习惯站立。当然他们也会坐下来看书，不过站着读书绝对是常态之一，不足为奇。如今我们若要站着阅读，多半是在地铁或巴士里面，一手握着扶杆，一手持书。所以书本不宜过大，现代袋装书流行也与公共交通工具的普及有关。但在中古欧洲，一般学者研读的书籍，其尺寸可就大多了，绝对不适宜装在袋子里到处走，更不可能只用一只手去捧读，好在他们有读书架。到了马基雅维利身处的文艺复兴时期，其实也有了小巧的十六开本（Oct*o），只不过这么轻便的书只适合但丁等“流行作品”，可以带到林中随处吟诵，不宜盛载柏拉图与西塞罗的玄思和雄辩。古典著作最好还是要有古典的形态。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读者的身体（2）
马基雅维利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当时书分两类，一类轻装简便内容可亲，怎么舒服怎么读；另一类则庞大华美而深邃，只合精研，如果像中古修士那样站着看就最显隆重了。读书的时候穿上一等绒袍，据意大利学者GuglielmoC*allo考证，也是读希腊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