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划过，删去车站前流浪艺人的歌声
只有读者为都市编就的书页与尺牍
一所抽象的图书馆与一串话圈，编了目录
二零零九年八月十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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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正常读者（1）
英国评论杂志《Prospect》在2008年初的时候做过一个特辑，找来一批人评选去年最被高估和最被低估的事物，其中当然包括了书。一位记者选了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Taylor）的《世俗年代》（ASecularAge），他认为一般媒体都忽视了这本书的价值。查尔斯·泰勒是最重要的在世哲学家之一，而这部厚达九百页的煌煌巨著则被誉为他一生中的最高成就。或许大众媒体忽视了它，但学术圈可没走漏眼，此书一出，不只得到许多专业期刊的评论赞扬，还拿下了一座人文学界的大奖。
有意思的地方不是为什么主流媒体忽视了这本分量奇重的大书，而是那位记者，一个本身就是替《金融时报》、《卫报》和《TimeOut》等主流媒体供稿的传媒人，为什么会看上这么难啃的学术专著？
《经济学人》、《新闻周刊》和《时代》杂志在香港拥有不少订户，它们的长期读者应该知道这些英语主流刊物的记者和作者皆非泛泛之辈，平日一篇报道固然看得出功底，偶而出一本专题书也是文字可读，内容扎实，明显下过一番工夫。难怪市面上许多畅销的“非虚构”（nonfiction）书籍都是记者手笔。无论是谈全球暖化，还是印度的崛起，它们都跟得上学界的最新成果，同时还照顾到了一般读者的程度。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想，但在看过这么多的示范之后，我起码学懂了一件事：原来这就是正常的水平，原来国际水平的传媒人是这样子的。
最近两年常在大陆活动，其中一件最叫我尴尬的事就是老有人称我为“学者”。所以当我看到有人在博客上留言给我，说“你算哪门子学者，你只不过是个‘伪学者’，是个传媒人罢了”，我就大大松了一口气。对极了，我连硕士都没读完，又怎能僭用“学者”之名？我只不过是个传媒人，在报刊发稿，在电视台做节目，如此而已。
和那位喜欢查尔斯·泰勒的记者一样，我也会花时间和精力去研读学术论著；但我绝对写不出那种书，甚至也不够格去为它们写一篇专业的书评，因为我是一个传媒人。做一个以评论为主业的传媒人，在大众媒体上发表意见，应该要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解自己正在谈的话题。不用太深入，但至少要读过一些有关的书以及学术研究；假如连我们都不看这些东西，那么学者们的苦心又有何意义呢？我不专业，不能在所有课题上投下长年的心血；我只能泛泛而读，什么东西都得摸一摸。然而，这是个基本责任，如果我根本没读过任何讨论*化问题的材料和书籍，我又怎么能去评论香港的*进程？读者又凭什么要看我的文章？
读书首先是我的嗜好，然后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它让我知道一点社会的脉动，了解身边的人和事，使我在面对镜头和稿纸的时候觉得比较踏实。既然是工作，自当全力以赴，所以我每天都花不少时间看书看杂志。这么多年下来，竟然被一些朋友误会为“读书专家”，别人找我去办讲座谈心得也就罢了，自己竟然也当仁不让地弄起了读书节目与读书杂志，好像还真是回事。可是我打从心底知道，我只不过想努力做好一个达到正常水平的读者罢了。
或许根本没有所谓的“正常水平”，可我自己有把简单的尺子，那就是看不看得懂人家在讲什么。二十多年前看台湾的《当代》杂志，里头有一半的东西是我不知道的。那种感觉很难受，为什么那些人老是说什么“众所周知，解构主义的初次登场正好是在结构主义的高潮时期”，“有名的韦伯论题到底能不能适用于东亚的情况呢？”……似乎除了我之外，每个人都晓得解构主义与韦伯论题是什么。类似的智性屈辱，我后来还一再地在其他报刊上领会得到。除了我，每个《信报》的读者好像都能理解高斯怎样分析公司的出现；除了我，每个《百姓》的读者都对遵义会议了如指掌；除了我，每个《读书》的读者都晓得陈垣的史学成就；除了我，每个《纽约书评》的读者都烂熟《在路上》的一字一句；除了我，每个《电影双周刊》的读者都看遍了高达的电影；除了我，每个《时代》杂志的读者都能理解上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危机的来龙去脉；除了我，每个《新科学人》的读者都懂什么叫做统一场；除了我，每个《南方周末》的读者都对中国的户籍制度了然于胸……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自序：正常读者（2）
据说这都是些很有影响力的刊物，也都不算是特别艰深的专业期刊，那么我为什么会不知道那些好像很多人都知道的事呢？最令我介怀的，不是那些文章那些报道的主题有多深奥（恰恰相反，它们一般都写得很浅显），而是它们的作者总是很轻松地东引一句话西摘一个名字，然后也不多加说明，仿佛这是圈里人全都明白的常识。我努力阅读，原动力就是想获得这份常识而已。假如连这点常识都没有，我怎么能站在媒体的平台上和人家平起平坐呢？
后来有人告诉我，隔行如隔山，说不定一个《读书》的作者连一份《新科学人》都看不下去，你又何必苦苦追求那种幻觉般的常识呢？可是我又不服气了，《新科学人》明明是科学界的流行读物，怎么能轻易容许自己看不懂呢？再说，《读书》作者群不乏资深的老学者，他们自己可以说自己“隔行如隔山”，不必知道物理学的新一进展；但我们干媒体的本来就要什么领域都浅尝一番，这种话是不该随便讲的。
也有人说，《卫报》和《纽约时报》里有国际级的大评论家，劝我不要痴心妄想能够企及他们的成就；而何况这里是香港，不需要那种程度。坦白讲，我从来没敢奢望什么“国际级”的成就，大师级的评论家如雷蒙·阿隆（RaymondAron）和苏珊·桑塔格（SusanSontag），靠的都不只是学历，还有我所不及的非凡洞见与才气。不过，我依然以为，那最根本的基础学问还是要有的。我们这种平凡的评论人和他们的分别就像庸厨与食神的差异，高下全在他处，大家用的材料却是差不多的。
于是我就这样子透过每日翻阅的报刊来激励自己，试图令自己不要在队伍中落后得太远。说这番话，丝毫没有要刻意显得很有志气的样子，更绝对不是炫学。我是很真心地想要成为一个正常的读者，再准确点说，是想做个正常的媒体人、正常的评论人。我不一定写得出好东西，做得出好节目，但起码我算是尽到了责任。
经过这许多年，我现在算不算是一个正常的读者呢？这么讲吧，我开始能够体会浮士德的悲剧，也开始明白知识、禁果与傲慢的关联了，你愈是以为自己谦卑低下，就愈容易犯上骄傲的罪，愈容易陷入文字障所导致的我慢。
于是你现在看到的这本集子，全是我的副业，一种心态稍迟渐缓之下的产物。但我不敢说我已经远离了那股推动过我的诱惑，也不愿全然放弃正常读者的幻像。
上一本书话集《弱水三千》出版之后，有些年轻朋友期盼我能出一部更像“书”的书，正如香港董启章当年对我说过的一样：“你应该写一本专著。”嘿！你又忘了吗？我不是学者，我只是一个正常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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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读过《红楼梦》吗？
——《如何谈论你还没读过的书》
一
如果篇幅不是那么有限，我实在很想在自己办的读书杂志里开个专栏，广邀各方名家轮流谈一本他们从来没有读过的经典，比如说让一位教文学的大教授承认他其实从未看过《红楼梦》；请一个自认是“看不见的手”底下玩偶的经济学家坦白交代，他根本没有读过亚当·斯密的只言片语。这个灵感来自“英国钱钟书”大卫·洛奇（D*idLodge）的某本小说（我只能说“某本”，因为我从未看过任何一本他的小说）。他在书里设计了一个游戏，叫做“羞辱”，玩法是让一群知识分子在饭桌上趁着酒意轮流忏悔，说出自己没有读过的经典，谁说出来的名字愈经典谁就愈无耻，谁愈是无耻谁就赢了。听说那场游戏的最后冠军是个承认自己没看过《哈姆雷特》的英国文学教授。我又听说美国学术圈子里真有很多人在玩这个游戏，听说。
去年横扫法国知识界的畅销书《如何谈论你还没读过的书》，终于在万众期待的盛况下译成英文了。直到执笔这一刻，我还没收到这本书，但是我绝对可以向各位读者保证，我一定会把它由头读到尾的。什么书都可以不看，这本书不行；因为只要读了它，以后别的书就大可束之高阁，我就能够专心一意地写书话骗稿费了。然而，这真是一本实用的指南吗？虽然它的名字取得就像个指南，虽然这就是它大受欢迎广获好评的原因；但没有真正看过它，你能确定它是本怎样的书吗？
成长就是一个不断发现自己被欺骗的残酷醒觉历程。想当年，我也有过纯情的日子，曾经十分羡慕法国人民的文化素质高，不只电影晓得安排主角去法兰西学院听李维史陀讲课，就连福柯最深奥难懂的《词与物》也成了地铁里人手一册的畅销书。直到上了大学，有学长传授“书皮学”（bookcoverstudies），我才恍然大悟，法国人有可能是世界上最懂得在知识上伪装在文化上炫耀的一帮家伙。
学长说：“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在地铁里看《词与物》吗？当然不是因为它好看得像侦探小说一样，叫人爱不释卷。重点在于要让别人看见自己正在读福柯的新书，正如穿衣服必须穿名牌，读书也得读名著。只不过呢，穿名牌衣服要低调，牌子不可轻易外露；读名著则要高扬，封面一定得让人见得到。”或问：“既然如此，又为什么一定要拿本福柯的新著，何不干脆捧读福楼拜或者黑格尔”？学长又说：“笨蛋！潮流呀！都什么年头了，还看黑格尔，一来那些知识美少女会嫌你老套，二来那些没知识的美少女则根本不知道谁是黑格尔。至于福楼拜，人家可是法国的曹雪芹，你在地铁读《红楼梦》岂不表明你以前的教育不完整，多没文化呀！”
我又接着问：“我见过一些英国人会用特制的皮套套住封面，不让别人知道自己正在看什么，这是不是因为英国人比较踏实低调？”学长嘿嘿一声冷笑：“低调？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让别人发现自己正在看一本很低格调的书。你以为那些小羊皮套里藏的是什么？说不定是本三流通俗爱情小说，更说不定是个超*黄书呢。难得他们看得血脉贲张，还要装出一脸严肃绅士状。所以说，英国人比法国人更无耻。”
二
“以貌取人”，英文的说法叫做“凭封面判断一本书”，无论中西，都不是值得鼓励的行为。但是人非圣贤，有谁不好美貌呢？再说，要是不从封面判断书的好坏，不凭封面去吸引客人在书海之中拿起一本书，封面又有何用处？在古登堡印刷术发明之后很长一段的日子里，洋书是没有封面的，甚至不装订，就是一堆纸零零散散地送到书店去。那时候书还不多，顾客上门都早有目标，知道有什么新出版，也知道自己要什么。客人们挑好了书，再选封面材料，或者牛皮，或者羊皮，连上头印的字款也随自己喜好，叫书店师傅替你完成装书的最后手续，结果就是你的私家藏书了。那是买书不靠封面的年代，如今每日推出市面的新书数以万计，还有哪家书店能够担起这种手工作坊的细活？还有谁能不“凭封面判断一本书”呢？书皮最出人意料的副作用，就是催生了“书皮学”。以貌取书只不过是这门学问的幼稚园阶段，它真正的内涵是让人单靠书皮就“读懂”了一本书。“书皮学”本是大学时代我们拿来嘲笑人的话。一个家伙平日看起来是个博览群书的鸿儒，谈什么书他都能侃上两句，似乎无所不观。但一再追问，却又顾左右而言他，从一本书扯到另一本书，表面上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实则绝不深入，永远在表象上徘徊。遇上这种人，我们就称赞他“精通书皮学”。
“书皮学”所以可能，《蒂封庭》是因为现代出版业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总是想尽办法让读者不用真个看书。例如封面，一定会用最简明扼要的文字介绍，一定会有夸张的名人推介以及书评精句，至于作者介绍更是绝不可少（假如附上作者玉照，你还能对这本书产生最直观的实感）。若是学术书籍，那么书皮学的依据就更丰富了，比如索引和参考书目，内行人只消翻它一翻，便能知道作者的功力和感受这本书的虚实。一部自称卓有创见的《文心雕龙》注释竟然只列了十来项参考书，连人家说过的东西都看得不多，你说它能多有创见呢？一本陶渊明论要是附有日文书目，这就说明作者对日本汉学的研究成果不至于一无所知了。懂得这种种窍门，懂得从封底的有限讯息由小观大见微知著，“书皮学”的门径就算是开了。今天治“书皮学”又比我们当年幸福得多，全拜互联网的诞生。就拿“亚马逊”来说吧，上头起码有一半的书可以让人饱览封面封底。看完这最表层的“书皮”，你还可以翻看目录，要是在目录遇上有趣的关键词，你更能键入那个词，搜索有它出现的页数，速读几页。原来是吸引人买书的技术，落在“书皮学”行家手中，就成了“读通”一本书的利器了。
再说那本《如何谈论你还没读过的书》，据知作者皮尔·巴雅（PierreBayard）是个有功底的教授，写作的态度很认真，而且这本书也不是真正的指南，其实它的真正目的是考察“不读书但又要谈书”的现象和历史。巴雅发现文化史上有一大串搞过书皮学的家伙，其中更不乏歌德这等级数的名人。问题是为什么他们要去谈一些他们根本没看过的书，甚至批评它们呢？这是不是种文化圈的社交技巧呢？还有许多作家学者喜欢公开表示自己从未读过某本书，同时还保证以后也绝对不会碰它，然而又能洋洋洒洒数千言地陈述自己不看它的理由。这是种最理直气壮最坦白的“书皮学”，据说巴雅也有他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