睦氛苎阆蛴谖ㄐ穆邸�1904年3月底，康乃尔大学拉丁文教授顾德曼（Alfred Gudeman）在历史系演讲。他的题目是从古代和近代的史学的比较，来分析罗马史家塔西佗（Plubius Tacitus）。他说史学在古代是艺术，现在是科学，将来在跟科学争战以后还会回到艺术。他这个论点引起了辩论。布尔教授反对史学在当前是科学而不是艺术的说法。他强调说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而且他认为史学进步的方向是返回从前的艺术方法。真理当然不能为了辞藻和文体而牺牲，但是，科学也不能喧宾夺主，而必须用帮助、强化史学艺术的方法，来使之相得益彰。＇6＇科学与艺术可以让史学相得益彰这个观念是胡适所能接受的。布尔教授在1926年的一篇书评里说：“史学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与解释。”＇7＇
然而，布尔教授的唯心论史学观就不是后来的胡适所能苟同的了。1913年10月12日，布尔教授在“世界文明讲座系列”里演讲史学的特性。这个“世界文明演讲系列”（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是康乃尔大学每年都举办的公开演讲系列，任何人都可以去听，包括市民。只是去听的学生并没有学分可拿。布尔教授一直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讲者。胡适在1912年10月4日的《留学日记》里提到了这个演讲系列：“今年大学文艺院特请校中有名之教师四人每星期演讲一次，总目为‘文明之史’，自草昧之初以迄近世，最足增人见闻，当每次往听之。”＇8＇我们不知道胡适是否去听了布尔教授在1913年10月12日的演讲。他在前一学年去旁听了布尔教授的西洋中古史，而且他会在下一个学期选布尔教授的“历史的辅助科学”的课，但那一学期他没选任何历史课。布尔教授在这个演讲里，追溯了史学的起源及其发展。他在谈到近代史学方法的兴起的时候，就抨击了新兴科学对史学的冲击。所幸的是，布尔教授说，近代史学方法的兴起，不但得益于其辅助的科学，而且也充分地证明了历史是一门科学，但有其特有的方法与目标。他说：“历史的目的不仅在于知识建构，而在于旅行、增长见识（acquaintance）、经验与人生。”＇9＇
这句“旅行、增长见识、经验与人生”，布尔教授在1916年“美国历史学会”年会的会长演讲里，说这是一个英国历史家兼一代宗师所说的话，可能是艾克顿爵士，有待查核。他这篇演讲的题目是“史学的自由”（The Freedom of History）。顾名思义，他的主旨就在捍卫史学要有走它自己的道路的自由。他说史学在历史上一直饱受外来的干涉：在古代，要它成为艺术；在中世纪，要它变成哲学；现在，则要它成为“科学”。他说这种干涉不是自由的讨论，而根本就是一种匕首暗藏的强权（veiled authority）。布尔最讨厌的是当时新兴的社会科学。它们不但好做其科学梦，还帝国主义式地亟亟想干涉历史科学的目标和研究法。最有意味的是，布尔教授用女性的性别来指涉史学，说她应该有免于被社会科学强暴的自由：“她今天所要婉拒（demurs）的，并不是任何要考验她，看她够不够科学的试炼，而是那些没有耐心去了解她就想强上她，强要她接受那种为了别的需要、别的目的而产生的方法。”他认为历史不同于自然科学，是一门处理殊相的科学。他服膺狄尔泰（Wilhelm Dilthey）、齐美尔（Ge Simmel）、李凯尔特等德国唯心论哲学家的看法。他说：
最让史学感到振奋的，是在英伦海峡以及大西洋两岸所新起的不同形式的新唯心论。那是当代思潮里最重要的运动。这个运动的代言人不但觉得史学对各种“心灵科学”（sciences of mind）——其目标与方法迥异于“自然科学”——有根本的重要性，而且他们认为它是一门科学，有其特有的方法。不但如此，他们还正戮力地为史学的方法建构其逻辑的理论。
接着，布尔又再度引了我认为是艾克顿爵士所说的话，说历史的目的在于：“旅行、增长见识、经验与人生”。然而，他在这篇“美国历史学会”会长演讲辞里引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口气已经不再是一种恳求与希冀，而是一种另辟蹊径（defance）的自信与豪情。如果史学主要的目的在于“旅行、增长见识、经验与人生”，知识的追求已经成为其次。人类追求自由的历史与史学追求自由的历史是一体的两面。更有甚者，“所有人类其它的自由，都是建立在历史上的自由——而且必然地，史学的自由——的基础上。”史学的“方法是浸淫在艺术里。这并不是因为她对科学不忠，而是因为这个自由的人生本身就是一种艺术，而且只有透过艺术，才可能被诠释与共享”。早在“科学”这个后知后觉者懵然地开始摸索人生的奥秘以前，宗教就在苍穹中为人生、为自由立下了戒律；接着，诗歌用驰骋优美的诗句为之讴歌。“当自由渐臻成熟，那一天终于到来了，那位好学深思的放逐者＇注：史学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留心观察自由的公民如何从事实里汲取经验，审视那位高尚的政治家如何领导他们去作大事业，他有了一个新的洞见。于是，就在伯里克利（Pericles）的雅典，出现了史学之父。”＇10＇
布尔教授的史学观虽然是唯心论的，但他对史学方法的讲求是非常谨严的。他所服膺的狄尔泰、齐美尔、李凯尔特都是注重史学方法的唯心论哲学家。事实上，唯心论的史学观并不妨碍他同时接受实证主义的史学方法。比如说，1903年12月底，布尔去参加美国经济学年会的一个讨论会。这个讨论会主要是讨论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家吉丁司（Franklin Giddings）的一篇文章：“社会因果论”（A Theory of Social Causation）。吉丁司在这篇文章里批评史学只作到编年排比的工作。他说除非史学能超越事实的排比，而提出解释、预测的定律，史学就不是科学。社会学最后恐怕不得不越俎代庖，在史学里成立一个社会学的科学分支。参加这个讨论会的有四位：两名社会学家：芝加哥大学的史摩尔（Albion Small）以及密西根大学的库利（Charles Cooley）；两名历史家：布尔教授以及明尼苏达大学的魏斯特（Willis West）教授。布尔教授除了征引德国唯心论哲学家的说法，说史学是一门殊相的科学以外，他也征引了该年“美国经济学会”的会长、吉丁司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系的同事塞利格曼（Edwin Seligman）的说法。他说连塞利格曼都承认史学有其“方法”。他反问说，难道“方法”不可以作为科学的标准吗？布尔说他承认：“历史研究的主题是人的生活和行为。这所谓的人，可以是单独的个人，到民族、国家、甚至文明。历史的研究法不是生物式的，而是传记式的。即使历史家的先入为主的观念，不管是宗教的还是社会的，偶尔会影响到他们，但是其主要的目标，用兰克那句言简意赅的话来说，就是‘如实陈述’。”＇11＇
布尔教授教的“历史的辅助科学”所注重的，就是如何运用各种不同的科学来辅助史学“如实陈述”的“科学”工作。胡适除了上课以外，显然常从布尔教授游，聆听他的教益。1916年6月中，胡适因为到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开会，他在开会前先去了旖色佳八天，住在韦莲司家。当时她的父母都还健在。在旖色佳的时候，胡适特别去拜访了布尔教授。当时，胡适即将着手写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他在7月5日追记的《留学日记》里，记下了他跟布尔教授的对话：
在绮＇旖色佳＇时往见勃尔＇布尔＇先生（Gee Lincoln Burr），与谈历史考据之学。余告以近治先秦诸子学，苦无善本。所用皆刻本，其古代抄本已无觅处，至竹书则尤不可得矣。是以今日学者至多不过能作许多独出心裁之读法（reading），及许多独出心裁之讲解（interpretation）而已矣。推其至极，不能出“猜测”之外。其猜之当否，亦无从知之。诸家之得失正如此猜与彼猜，相去一间耳。彼善于此则有之，究不知孰为正猜也。先生亦以为不幸，谓“当着力访求古本。古本若在人间，或在地下，则今人之穷年注校，岂非枉费时力？西方新史学初兴之时，学者亦枉费几许有用之精神时力为笺校之工夫。至今世始以全力贯注于寻求古本原本耳”。先生因命余读Farrar； History of Interpretation；Issac Taylor； History of the Transmission of Ancient Books to Modern Times（1827），F。G。Kenyon； 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前两本都是研究《圣经》的专书。第三本书的作者是古希腊文专家，但书名可能有误，不在
《全球联合图书目录》里＇。＇12＇
然而，就像胡适在为他1934年作总结的日记里所说的，他当时其实并没有真正了解到布尔教授谆言的真意：
十八年前，我回到旖色佳去看我的先生白尔＇布尔＇（Gee Lincoln Burr）教授，谈起中国校勘学的成绩，他静静的听，听完了，他说：“胡先生，你不要忘了我们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有一个最重要的运动，就是古写本的搜求（the search for manuscripts）。没有古本，一切校勘考订都谈不到。”我当时少年不更事，不能充分了解他老人家的意思。我在这二十年中，也做校勘的工夫，但都是“活校”居多，够不上科学的校勘。近六七年中，我才渐渐明白校勘学的真方法被王念孙、段玉裁诸大师的绝世聪明迷误了，才渐渐明白校勘学必须建筑在古善本的基础之上。陈垣先生用元刻本来校补《元典章》董康刻本，校出讹误一万二千条，缺文一百余页。这是最明显的例子，所以我发愤为他写这篇长序，重新指出校勘学的方法真意。这也是我自己纠谬之作，用志吾过而已。＇13＇
事实上，胡适对考据的兴趣以及他对考据的从事，有他自己独立的历史。他在康乃尔师从布尔，只不过是他涉猎西方考据学的开始。他早期最脍炙人口的故事，就是他在《四十自述》里所说的庚款留美考试的中文作文了。中文的作文考题是：《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他说：“我想这个题目不容易发挥，又因我平日喜欢看杂书，就做了一篇乱谈考据的短文。开卷就说：‘矩之作也，不可考矣。规之作也，其在周之末世乎？’”然后，他就左举《周髀算经》，右引孔子、墨子、孟子。他说那完全是“一时异想天开的考据，不料那时看卷子的先生也有考据癖，大赏识这篇短文，批了一百分”。＇14＇胡适第一次在日记里提到西方的考证学是在1914年1月25日：“近来所关心之问题，如下所列：（一）泰西之考据学，（二）致用哲学，（三）天赋人权说之沿革。”＇15＇胡适写这则日记的时候，是第一学期正式授课时间结束，让学生准备期末考的温书周（Block Week）。也就是说，胡适在这则日记里说他关心“泰西之考据学”的时候，他还没选布尔教授的“历史的辅助科学”。那门课是他考过了期末考以后在该年的春季班选的。而布尔教授的“史学方法”，他则是在1914年的秋季班才选的。换句话说，胡适在正式选修历史的辅助科学以及史学方法以前，就已经注意泰西的考据学了。
胡适在日记里说他“近来”关心泰西之考据学，这就表示他对考据学的注意已有一段时间了。事实上，他才到美国留学，就已经有心考据的事业了。比如说，他对《诗经》的一些新看法，就是在农学院的时候，自己课余读书时所悟出来的道理。他在1911年4月13日的《留学日记》里说：
读《召南》、《邶风》。汉儒解经之谬，未有如《诗》笺之甚者矣。盖诗之为物，本乎天性，发乎情之不容已。诗者，天趣也。汉儒寻章摘句，天趣尽湮，安可言诗？而数千年来，率因其说，坐令千古至文，尽成糟粕，可不通哉？故余读《诗》，推翻毛传，唾弃郑笺，土苴孔疏，一以己意为造《今笺新注》。自信此笺果成，当令《三百篇》放大光明，永永不朽，非自夸也。＇16＇
他的考证文章《诗经言字解》，就是在这一个月以后写出来的：
夜读《小雅》至《彤弓》。“受言藏之”、“受言櫜之”等句，忽大有所悟。余前读诗中“言”字，汉儒以为“我”也，心窃疑之。因摘“言”字句凡数十条，以相考证，今日始大悟，因作《言字解》一篇。＇17＇
胡适在1916年12月26日的一则日记里回顾了他这篇虽然“闭门造车”，但却能小有所成的考据成绩。他说：“吾治古籍，盲行十年，去国以后，始悟前此不得途径。辛亥年作《诗经言字解》，已倡‘以经说经’之说，以为当广求同例，观其会通，然后定其古义。吾自名之曰‘归纳的读书法’。”＇18＇最有意味的是，虽然大家都说胡适到哥伦比亚大学去师从杜威，从此成为实验主义者。然而，事实是，胡适从康乃尔转学到哥伦比亚，他在学业上最大的成就，而这也是他一生学术研究的发射台（launching pad），不是实验主义，而是中西考证学融合的结晶。
＇1＇《胡适日记全集》，7：532。
＇2＇“President Rawlings addresses newly tenured faculty，”The Cornell Chronicle； June 4，1998，http：//。news。cornell。edu/Chronicle/98/6。4。98/tenure。html，2010。1。21。
＇3＇ Lois Gibbons； ed。，Gee Lincoln Burr：His Life（Ithaca；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43），pp。2829。
＇4＇“Gone to Leland Stanford，”Cornell Daily Sun； XII。113，May 2，1892，p。1。
＇5＇“The Aims of History，”Cornell Daily Sun； X。6，October 3，1889，p。1。
＇6＇“Interesting Lecture，”Cornell Daily Sun； XXIV。134，March 29，1904，p。1。
＇7＇ 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胡适全集》，13：66。
＇8＇《胡适日记全集》，1：202。
＇9＇“History；What It Is； And What It Is For？”Cornell Dai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