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胡适全集》，13：66。
＇8＇《胡适日记全集》，1：202。
＇9＇“History；What It Is； And What It Is For？”Cornell Daily Sun； XXXIV。18，October 11，1913，p。4。
＇10＇ Gee Burr，“The Freedom of Histor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22。2（January，1917），pp。253271。
＇11＇“A Theory of Social Causation Discussion，”Pub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3rd Series，5。2，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Sixteenth Annual Meeting。Part II。New Orleans； LA。，December 2931，1903（May，1904），pp。175199。
＇12＇《胡适日记全集》，2：349351。
＇13＇《胡适日记全集》，7：156157。
＇14＇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97。
＇15＇《胡适日记全集》，2：263。
＇16＇《胡适日记全集》，1：134。
＇17＇《胡适日记全集》，1：142。
＇18＇《胡适日记全集》，2：447。
哥伦比亚大学时期：中西考证学的汇通
胡适为什么转学？现在终于可以真相大白了。当时的他，不愿意让人家知道有“博士”雅称的他，居然也会有惨遭滑铁卢的命运。这一点也不奇怪，是人之常情。幸而他的守口如瓶不可能作到绝对，我们从他给韦莲司的一封信，可以判断他选择了哥伦比亚，并不是因为杜威或实验主义。有关这点，详见下文。胡适对他自己思想形成的轨迹，一向不会吝于留下至少是片语只字的痕迹。唯一例外的是有关他一生思想关键的转捩点。我们可以说这是他不老实的地方，但我更宁愿相信这是他给后世想为他立传的历史家所下的一个挑战。比方说，胡适为什么要在1936年为他的《留学日记》写的《自序》里说：“我在1915年的暑假中，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1＇这句余英时称之为胡适对他自己的思想“有明白的交代”的话，其实对我们一点用处也没有。这句话不但一点帮助都没有，反而还有误导我们的作用，因为它让我们误以为这是胡适“明白的交代”他自己思想的一句话。现在我们终于真正了解他为什么在1915年夏天，会“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了。原因很简单，他当时已经知道他要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去师从杜威了。在此之前，杜威是康乃尔大学唯心派哲学的论敌，他根本就没有好好读过杜威的著作。现在，他就要转学到哥伦比亚去跟杜威写论文了，焉有不临阵磨枪的道理！换句话说，胡适并不是因为“尽读”了杜威的著作以后，发现他是杜威的私淑艾者，于是“发愤”申请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去做杜威的入室弟子。他之所以选了杜威，实在有点像乔太守点鸳鸯谱，点到了哥伦比亚大学。
无论如何，胡适在1915年9月20日坐夜车离开康乃尔大学所在的旖色佳，21日晨抵达纽约，住进哥大的宿舍。历来的学者都把胡适、杜威与哥伦比亚大学连结在一起，这种联想的始作俑者无他，就是胡适本人。胡适在《留学日记》的《自序》里说他“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以后，接着说：“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我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导。我的文学革命主张也是实验主义的一种表现；《尝试集》的题名就是一个证据。”＇2＇事实上，不但是胡适后来一生的哲学思想，即便是他的文学革命的主张，也不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才形成的。其开花结果的地点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可是其孕育发芽的地点是在康乃尔大学。所谓的实验主义也者，所谓《尝试集》的题名也者，只不过是他在日后倒回头去冠给它的名称与语言。有关这些，请待第八章的分析。我们在本节所要处理的，是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生涯，我们要检证的，是他说“我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导”那一句话。我们可以开门见山地说：胡适在哥大最大的成就，既不在于他成为杜威的入室弟子，也不在于他把实验主义纳入取经的行囊，而在于他成功地汇通了中国和西方的考证学。
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只有两年的时间，从1915年到1917年。我在《胡适史学方法论的形成》里反对余英时的一个说法。他判断哥大接受了胡适在康乃尔研究所的学分，他说：“今据《口述自传》，则知他在康乃尔最后两年已修了足够的哲学史和哲学课程，所以他读博士学位的时间一共是四学年。”＇3＇我当时的理由是：美国研究所的学分是不可能跨校承认的。我现在必须作一点修正。根据康乃尔大学1913学年度研究所的学制规定：“研究生在其他大学注册在学的资格，如果本校教授认可，可以视同为在康乃尔大学注册在学的资格。准予这个许可的条件为何，没有通例，必须视个案处理。学生必须向其教授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康乃尔大学承认他在其他大学注册在学的学分。无论个别情况如何，该学生必须至少在康乃尔大学注册在学一年。”＇4＇虽然这是康乃尔大学的规定，但我们可以推测哥伦比亚大学也可能作同样通融的规定。康乃尔大学规定博士研究生必须至少注册在学三年。所以，我现在要回过头来接受余英时的判断，认为胡适在哥大只念了两年的研究所是符合在学规定的。
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所选的课，根据他晚年在纽约所作的《口述自传》，分为三个领域：哲学为主自不待言。其他两个辅领域（minor felds），一个是“政治理论史”，另外一个是“汉学”。＇5＇哲学的领域，他一共选了四门课。其中，他选了杜威的两门课：“逻辑理论诸派”（Types of Logical Theory）以及“社会政治哲学”（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胡适说他因为上了杜威开的逻辑这一门课，帮他决定了博士论文的主旨，亦即，先秦名学史。＇6＇另外两门哲学课，一门是乌德布瑞基教授开的“哲学史”，＇7＇另一门是艾德勒（Felix Adler）教授的课，胡适没有说这门课的名称。政治理论史的领域，胡适只提到了丹宁教授（William Dunning），说他教的是政治理论史，没有说课的名称。＇8＇有关他在哥大所学的汉学，胡适只提到他的老师夏德（Friedrich Hirth）及其逸事，也没有提到他上的课的名称。＇9＇
我们从胡适在哥大所选的哲学课程来看，就可以知道他即使到了哥大，即使投身到杜威的门下，也不是五体投地式地拥抱实验主义。他在哥大的三个哲学老师，除了杜威以外，还有艾德勒和乌德布瑞基。其中，乌德布瑞基教授是唯实论者。艾德勒教授是康德派的。我在此处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意味着说胡适在哥大就应该狭隘地只选杜威的课，重点在于勾勒出胡适在哲学思想与方法上的不自觉或者糅杂性。就以艾德勒教授为例。胡适在《口述自传》里描述了他跟艾德勒教授的关系：
我的哲学老师里，我要特别谈到杜威和艾德勒教授……我到哥伦比亚大学以前就知道艾德勒教授了。我在前边已经提到艾德勒是伦理文化运动的创始人。这个运动的目标在建立一个宗教。它没有神祇的理论，而完全是建立在人类行为、品格、做人的虔敬（holiness）的基础上。我在旖色佳的时候，我一些犹太同学和朋友在康乃尔成立了一个“理学会”（Ethics Club）……我第一次见到艾德勒教授，是他来康乃尔的“理学会”演讲的时候。我十分激赏他以道德作为基础所建立的无神宗教。那与中国的传统吻合，很自然地对中国学生具有吸引力。我在哥大选了艾德勒教授一门课，得以亲炙他以及他的家人。
我在《留学日记》里录下了几句艾德勒教授的箴言：“道德的责任并不是外烁的戒律；而是能让他人——例如所爱的人——把最完美的自我（best）展现出来的一种不得不为的行为（necessity to act）”；＇10＇“我们只有透过关切他人或外界，才可能常保活力和正直”；＇11＇“人生的要义在生趣盎然地（vitally）影响他人”；＇12＇“影响他人之道在让他们不妄自菲薄”。＇13＇我们从这几句话可以很容易看出来自康德及其绝对定律的哲学的影响。艾德勒是对我一生影响很大的一个人。＇14＇
如果杜威的思想里有他自己所承认的“黑格尔的沉淀”，杜威对康德则是采取批判的态度。他所批判的，不只是康德认识的二元论，而且是他的先验、诉诸普世皆准的定律的先验哲学。杜威说思考的意义，不在于我该如何去作绝对或普世的（überhaupt）思考，而是我怎样为当下的问题（here and now）去作思考。＇15＇胡适自己也引申杜威的说法，说研究问题要从“具体问题下手；有什么病，下什么药”。＇16＇胡适在晚年的《口述自传》里会把杜威和艾德勒并提，而完全不觉得有必要澄清他们在哲学思想上的异同，其所反映的，当然有可能是他在哲学方法论上的不自觉。然而，我更相信它反映了胡适在哲学思想上有糅杂、调和、挪用的倾向。
胡适在哥大只上了一年的课，第二年专心写论文。根据他给韦莲司的信，他在第一学期末就考过了口试，虽然考得不够理想：“我的口试结束了。不理想，但对我而言，是一个有趣的经验。”＇17＇在《口述自传》里，他则说他在哥大第一年就通过的博士资格考有口试也有笔试，考的范围有两个：哲学史和一般哲学。＇18＇总之，胡适在哥大一年所选的课程，就是四门哲学的课，一门政治理论史，再加上他在《口述自传》里没有说明的汉学方面的课。换句话说，胡适正式师从杜威学习实验主义，就只有他在哥大所上的两门课，此外，就是他转学到哥大以前，“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的1915年暑假。这就是作为杜威信徒的胡适所受的实验主义教育。其半路出家之实昭然若揭，其自学居多、缺乏系统之质恐怕也是不言而喻的。
从胡适学西方哲学的历程来说，他接触到杜威实验主义的“史前史”其实是相当漫长的。我们在上文提到他在1914年1月25日的《留学日记》里说他“近来所关心之问题”：“（一）泰西之考据学，（二）致用哲学，（三）天赋人权说之沿革。”＇19＇余英时说，胡适“此处的‘致用哲学’不知是不是实验主义的译名”。＇20＇这个谨慎的态度是值得效法的。我们几乎可以确定，胡适此处所说的“致用哲学”应当不会是实验主义，因为他这个时候还身在反实验主义大本营的康乃尔大学。佐证之一是胡适在1914年8月26日的日记里缕列了“哲学系统”，其中就没有实用主义。＇21＇
佐证之二是胡适1915年1月4日补记的日记。胡适那年的圣诞节是在卜郎（Mortimer Brown）夫妇家过的。卜郎家在纽约州的尼加拉瀑布市，他曾经在中国教过两年书。胡适在日记里说：“卜君习化学，今为此间一工厂中司试验事。然其人思想颇隘，谈吐纯是一种实利主义。吾昔闻人言实利主义之弊将趋于见小利而忘远虑，安目前而忘未来，能保守而不利进取。初不信之，今闻卜君言其厂中主者某君之言曰：‘更好的乃是好的之仇也’（The better is the enemy of the good），乃不禁爽然若失。此真实利主义之极端矣。”＇22＇“实利主义”以今天的理解来看，可能是Utilitarianism亦即“功利主义”的译名。幸好胡适替我们提供了他这个译名的原文。他在1931年发表的一篇英文文章里提起这件事情，他说卜郎是用“名符其实的实验主义者”（a real pragmatist）来形容“厂中主者某君”。胡适写这篇文章时，早已自称为实验主义者了，因此他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当时听到实验主义被如此诠释，简直让他目瞪口呆。他说，这句话应该倒过来说才是正确的，亦即，“这已经够好的了是我们可以作得更好的想法最大的敌人”（The good enough is the greatest enemy of the better）。＇23＇年时候的胡适当然已经知道杜威在《我们如何思想》（How We Think）里说了这句话。＇24＇然而，胡适在此处等于是改写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他在《留学日记》里引这个工厂主人的话，是用来证明他终于见识到“见小利而忘远虑”的实验主义“极端”的一面。即使如此，胡适并没有修改这条留学时期所写的日记，或者干脆把它删掉。这就在在证明了我所说的，胡适对自己思想形成的轨迹交代得很清楚，他有意为后人留下立传的线索，找不找得到，就完全凭本事了。
胡适接受实验主义姗姗来迟的另外一个佐证是他1915年5月9日的日记。这个佐证特别值得注意，因为这已经到了他说“我在1915年的暑假中，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的前夕。在这条日记里，他提到“实效主义”（pragmatism）。必须注意的是，他当时对“实用主义”的了解，还没有到他会用“实验主义”来作译名的程度。他用“实效主义”来解释自己为什么会食言——已经昭告周遭朋友不再演说的他，却又接受了一个演说的邀请。他用“实效主义”来为自己作辩护，说：“思想所以处境，随境地而易，不能预悬一通常泛论，而求在在适用也。吾之不再演说是一泛论。上月水牛城之招与此次蔼城之招，皆特别境地，不能一概而论也。”他的按语是：“此事可证今世‘实效主义’之持论未尝无可取者。”＇25＇且不论他在这里是否引用失当，更不用论他这时对实用主义的了解，恰恰正是反对者最常用来诟病实用主义的论点，他对它的评价只是吝吝然地承认其“持论未尝无可取者”，还没有到接受的地步。＇26＇
等到胡适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以后，他对实验主义哲学的涉猎其实还是浮光掠影。无论是主、辅修的领域，还是他在《口述自传》里所回忆的，胡适在哥大选课的重点与其说是哲学，不如说是历史。就以他特别提出来强调的乌德布瑞基的“哲学史”课为例，乌德布瑞基的专长虽然是希腊哲学，但他也是我们在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