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莫斯科，也没有提醒他共产主义的可怕。
国民党内的领导阶层也发生剧变。8月20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时，枪手冲进会场，狙杀左翼领袖廖仲愷。保守派涉嫌买兇。蒋介石领导一个三人委员会调查这桩政治暗杀事件。右翼领袖胡汉民虽然未被控涉入本案，却被迫辞职。廖死、胡走，蒋介石不仅成为革命军的高级军事领导人，也是党内除汪精卫之外的政治强人。国民党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似乎为了表态左倾，指派周恩来递补廖仲愷的政治部主任职位。广州许多支持国民党的大地主、产业家、富商、保守派知识分子大为震撼；许多人收拾行囊，避往上海和北京。
中国的政局因而益加混乱复杂，角色剧码倍增。现在有了支持联俄容共的国民党左派；强烈反对联俄容共的国民党右派；奉莫斯科之命行事的中国共产党；还有部分苏共及中共党员，则认为与国民党结盟之后将有大祸；投身与国民革命军合作（换言之，与蒋介石合作）的苏联顾问；冯玉祥之类的军阀，接受俄援、悬掛国民党青天白日旗；也有与日本合作的军阀张作霖、吴佩孚；还有盘踞宁波、奉化之类的各省、各地军阀，他们通常有如墙头草，谁势力大，就表面上奉谁为正朔；更有一些激进派军人，得到日本护翼，在东北割据一方。苏联在这场乱局中，许多利益亦不时互有冲突，譬如说，它既希望中国统一可以共同抗拒帝国主义者；又希望中国能出现布尔什维克革命；还希望避免刺激日本：更希望能在东北扩张苏联经济利益。相形之下，西方列强对苏联、日本、中国共产党及左翼当家的中国国民党，也全都心存忌惮。
蒋介石并不相信共产党人，不过他本来就不信赖太多人。虽然基于传统价值，他倾向于排斥阶级斗争等共产主义的极端主张，其实他最困扰的倒不是共产党的政策。最重要的是严苛的政治动态—中国共产党虽然与国民党结盟，却是政治上一股新兴势力与敌对组织。共产党也跟国民党目标一样，不仅想恢复中国的统一和尊严，也想本身一手掌控权力。最让他不安的是，中共受到北方强邻苏联的支持。
蒋介石在1925年夏天并没有打算让国民党把共产党廓清。也没有计划与苏联决裂。同理，斯大林此时对国民党的政策，只是理论上不同调，行动上并未另有阴谋。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蒋介石和国民党都是「民族小资产阶级」，把他们视为最终的阶级敌人。然而，1924年之后改造的新国民党，却明明白白是个独特的资产阶级政党，它明显由亲苏的左翼领导人主导。毕竟其组织架构及意识形态均由莫斯科方面设计、修订。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苏联人士，互称“同志”。中共和苏共都认为，共产党员最后极有可能掌控住国民党的领导机器，国民党右翼人士将会分裂出去。孙中山日益亲苏，死前强烈流露列宁主义立场，益使他们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大。对于蒋介石，他们可就不敢这么篤定，但是1925年夏天的蒋介石，似乎仍是苏联的好朋友，也是坚定的左翼人士。蒋介石不是和鲍罗廷、布鲁彻合作愉快吗？他不是公开讚扬苏联共产党吗？他不是才委派周恩来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他不是即将要送儿子到莫斯科留学吗？
甚且，在历史的这一刻，斯大林的主要目标是推动中国统一，让中国反帝国主义，与苏联亲善，并作为对付英、日的缓冲。由于以中共为首领导统一中国的可能性还未确定，与势力强大、日益左倾的国民党合作，似乎是莫斯科达成目标的可行办法。
1925年夏天，蒋经国前往黄埔郑Ъ盖祝致鄹澳箍茊埵榈募苹＞诩盖字埃热ヌ酵丫嵌昝栏救说摹吧虾Ｄ仿琛背陆嗳纾蛩ǜ孀约河幸馇巴箍疲胨蚋盖紫日⊥狻�
据陈洁如的说法，蒋介石起初一口就驳斥这个念头，骂儿子“朽木不可雕也”。蒋又说，他负担不起经国的留学费用。陈洁如替经国讲话，好不容易才说服她丈夫点头同意。如果蒋介石当时已隐伏强烈的反苏、反共念头，一定会跟他的好友、结拜兄弟陈果夫〔译按：蒋与陈果夫叔叔陈其美（英士）拜把，果夫是蒋亲信副手，应该不是拜把兄弟〕讨论儿子有留学莫斯科的想法。不久之后就是国民党内最积极反共的陈果夫，听到经国的计划不但毫无警告之意，还答应替经国准备厚重保暖衣物。果夫的弟弟立夫当时正在美国留学，1996年接受本书作者访问时表示，他瞭解蒋介石为什么允许儿子前往俄国——“他当时需要苏联的支持”。 蒋介石在1925年10月1日的日记简单记述：“我再次提示经国。我决定允许他到俄国进修”。送儿子到莫斯科留学，符合蒋介石的政治和事业利益，也相当吻合他当时的意识形态倾向。不过，蒋介石倒是建议只有十五岁的经国，出国之前应先成为中国国民党党员。
第三章
红楼一梦
1925年10月底，蒋经国和友人登上停靠在上海江湾的一艘苏联货轮。他住的舱位原先是做运载牛只之用。船还没开动，他已经反胃欲吐，起了放弃成行的念头。但是看到同行友人强自撑著，经国晓得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的儿子”，可不能半途而废。不久货轮开动，沿著拥挤的黄浦江下行，经过西岸櫛次鳞比的欧式建筑物，臭气冲天的苏州河，以及绵延数英里的骯脏工厂和船坞。学生们唱起《国民革命歌》和《国际歌》。不到一小时，船已开进混浊的长江口，最后开进了碧蓝大海—东海。蒋经国此去十二年之久，不曾再践履中国国土。
九十名学生乘客之中有位十八岁的姑娘张锡媛，她在一年之内就成了邓小平的爱人。蒋介石的首席秘书、地下共产党员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还有另一位十八岁的安徽青年共产党员陈绍禹也在船上。陈绍禹在中国共产党内使用的化名是王明，日后成为蒋经国和毛泽东的大敌。
学生们组成小团体，一起开会、讨论、研究和进餐。经国第一次过团体生活，觉得高兴又充实，大伙儿的讨论往往持续到夜里，他有机会阅读布哈林（Niko1ai Bukharin）著作的《共产主义ABC》，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这类议题的书籍。几天之后，学生们在海参崴下船，10月31日搭上一班“普通列车”前往莫斯科。
火车蒸汽引擎靠燃烧木头啟动，舱位没有暖气，也没有餐车。车上不仅饮用水结冰，就是厕所也是蹲坑式，没有卫生纸，也没水冲—一样结冰。火车沿途频频靠站，既要装载木料，也要接运新乘客。这时候，中国学生就急著跑去买食物、喝水，甚至急著如厕。 尽管天寒地冻，条件恶劣，经国和许多同伴依然热情澎湃。有些车站出现工农代表，高举“中国革命万岁”、“中苏合作万岁”的牌子，欢迎他们，甚至往往在车站月台旁举行游行。俄国人和这些中国学生牵手一起游行，还高唱“前进！黎明就在前头！”
俄国大革命发生在八年前，可是却令人有恍如隔世之感。战争、革命、暴虐、饥荒，无情地横扫全俄。列宁死后，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纪，究竟应采取渐进手段，还是激烈手段的问题，使得苏共领导阶层分裂—或者换个更精确的说法，使得争夺权位的领导人借意识形态的名目，行政争之实。争议的根本重点在于：社会主义能在资本主义世界带有敌意环伺之下的一个农民大国中建立起来吗？由这个议题又引出另一个问题的争辩：在殖民地国家或是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苏联应该支持类似中国国民党这样的反帝国主义、具有民族主义资产阶级色彩的革命，还是只能支持由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
右翼人士相信苏联能独力对抗资本主义的包围环攻，苏联农民可以作为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接下来所有进步民族（不只是苏联人民）的当务之急乃是拥护、巩固苏联的革命。在这场辩论中持右翼立场人士的首领，即是《共产主义ABC》作者布哈林，他相信社会主义可以、也应该在现有的混合经济基础上渐进建立，工业成长及朝向社会主义的进展，要依赖消费者市场的扩张，而消费者市场扩张将导致农民累积私有财产。这个过程将提供必要的资本，以备工业快速发展。因此农业与工业可以携手并进。
左翼人士以托洛斯基（Leon Trotsky）为首的群体，担忧苏联社会受到资产阶级化恶劣影响，也就是受到物慾污染腐化。托洛斯基坚持俄国农民不可能是好共产党员，因此要在苏联完全实现社会主义，就必须在更先进的发达国家，成功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托洛斯基的这套政策被称为“不断革命论”。
斯大林则站在中间立场，既要挫弱托洛斯基，又要与右翼结合，以斗垮左翼。1924年初，斯大林已罢黜托洛斯基的作战部人民委员（译按：相当于国防部长）职位，使他不能再掌控红军部队。然而，蒋经国一行人抵达莫斯科时，已经是托洛斯基失去军权近两年以后，托洛斯基和追随他的“左翼反对派”，依然坚持信念，不肯认输。
11月底，这群士气昂扬的中国学生在寒风凛冽下抵达莫斯科中央车站。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Karl Radek）亲率学校干部到车站迎接，大伙儿上了巴士来到瓦和纳街（Volkhona Street）十六号的中山大学。学校设于一座不起眼的四层楼楼房内，房间约一百间，大楼前一排树的树叶早早落光。不远之处，就是已经结冰的莫斯科河。经国等中国学生通过大门，可以看到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的圆顶。往后的岁月里，中山大学学生晨间就在教堂前的大广场运动健身，閒暇时就在它漂亮的花园里散步，讨论政治。
校方为学生们取俄国名字，蒋经国此后就是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札洛夫（Niko1ai Vladimirovich Elizarov），陈绍禹则是古路比夫（Golubev）同志。几天之后，学生们参加中山大学的正式开学典礼。礼堂悬掛列宁与孙中山肖像和中国国民党党旗、苏联国旗。开学典礼由托洛斯基主持。他在讚扬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的中国革命之后，话锋一转：“从现在起，任何俄罗斯人，不论他是同志还是公民，若是蔑视中国学生，就不配是俄国共产党员或是苏维埃公民”。
托洛斯基指的是俄罗斯人对蒙古人、中国人传统上的种族歧视态度。譬如说，蒋经国和其他学生有时在街上会遇到俄国人拦路问话：“朋友，你要买盐吗？”他们后来才了解，俄国人提到的是居留俄境的中国人有一项旧习俗——一旦有人过世，就买盐涂裹尸身，送回中国老家安葬。
中山大学依照俄文字母简称“孙诺夫卡”（Sunovka），学生依党籍、年龄和教育程度，分成十一个班，每班三四十人。第一优先的课程是俄国语文和讨论共产主义及帝国主义的入门课程。它还教授一些实务技能，如何渗透到政府机关和军队组织，如何制造农民运动和劳工运动。夜里，学生往往被带到剧院观赏叙述英、美帝国主义者如何侵凌、欺侮中国人的戏剧。
每个学生都要写日记，记下自己的政治活动和思想，包括自我批判和批判其他学生，并且在会议中公开朗读日记内容。 蒋经国非常积极参加学校所有的政治活动，在这些批判与自我批判活动中也都不落人后。
若是比起俄国当时经济残破，物资困窘，中山大学学生的生活条件相当不错。早餐有蛋、麵包、奶油、牛奶、香肠、红茶，偶尔还提供鱼子酱。学生吃腻了俄国口味，校方还雇一名中国厨子做饭，让学生可以选择吃俄国菜或中国菜。
每次蒋经国到电影院，都可以看到新闻影片播出他父亲和国民革命军游行的镜头。《真理报》、《消息报》（译按：《真理报》是苏联共产党的喉舌，《消息报》是苏联政府机关报）。和莫斯科广播电台经常讚扬蒋介石和国民党。经国颇以父亲为荣。中山大学每个中国学生都晓得年纪最小的经国，就是大名鼎鼎的蒋总司令的儿子。蒋经国很快就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间又申请加入俄共青年团。他写了一篇文章《革命必先革心》，被中山大学贴上佈告栏《红墙》，校方十分欣赏这篇文章，拔擢这位年仅十五岁的作者作为《红墙》的编辑。
此时，托洛斯基的世界观主导著中共旅莫支部委员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莫斯科支部。同时中山大学的欧洲教师群亦不乏托派人物。校长拉狄克是俄裔波兰革命者，列宁1917年秘密赶回圣彼得堡芬兰车站时，拉狄克是随行亲信之一，现在他支持托洛斯基和左翼反对派。至于副校长米夫（Pavel Mif）则支持斯大林，显然是奉派来监视拉狄克的。
拉狄克身材短小粗壮，长得一副“猿猴脸”。额头高，聪明外露，戴著厚厚的近视眼镜，不时露出笑容。一个中国学生生动地形容这位无政府主义者的形貌：“他的近视眼十分严重，不戴眼镜就不能走路。他经常头不梳、胡不剃，每天一袭深灰色衣服，似乎永远不换。也不管烟斗里有没有烟草：永远叼著一根烟斗”。
拉狄克比蒋介石长两岁，立刻扮演经国的父亲角色。他教蒋经国这班学生中国历史，也常找经国私下讨论。拉狄克满怀著社会主义革命若要存活，就必须向世界各地散佈的想法，视蒋介石这个儿子是中国革命运动未来的领导人，也是世界革命的领导人。他鼓励经国展现出革命人物的大胆、进取，他说：“身为年轻的革命党人，你第一必须勇敢；第二，必须努力不懈、积极进取……不能按部就班，循序而进，这不是革命党人应有的精神。第三，你永远不应退却”。
拉狄克说，西方资本主义者利用压搾殖民地和类似中国的半殖民地的剩余利益，使本身的“工资奴隶”勉可餬口，因而避免了无产阶级革命。因此中国若要争取国家自由，就得靠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奋斗，来转移和挫弱帝国主义者的力量。
另一个教授普里哥金（Prigozhin）提供托派文件给蒋经国等若干学生。蒋经国成为接受托洛斯基正统立论主张的学生之一。他和一些年轻的左翼中国学生认同托洛斯基的主张，认为共产国际必须以推动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