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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什科夫中尉问道；“政委同志，讲话安排在什么时候？”
“我想，是明天吧，”阿利耶夫回答道。
“那么，请允许我去准备，要不时间不够了。”
“去准备吧，中尉，不过讲话不要照稿子念，要用自己的话来讲，你是有得说的。要讲出边防战士的名字，一切都要讲得具体。”
“少校同志，打仗我算是学会了一些，而演说可不行。但是既然您和政委命令我来讲，我就尽可能地完成这个任务。”戈尔什科夫微笑着说。
“那么，我们就不再耽误你的时间了，”姆伦斯基回答说。
戈尔什科夫走后，姆伦斯基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走了一圈，又回到桌子旁，对阿利耶夫和斯米尔诺夫说：“我建议把特务支队的红军战士编为我们团的第１营，任命上尉赫瓦特为营长。第２营实际上是现成的——由边防军人组成。营长应由原边防纠察队长博亚尔斯基担任，他在边境的战斗中以及在率领警备司令部的边防军人突破敌人包围时，都表现得很好。第３营包括从摩托化独立营来的同志，市委派来押送俘虏的共青团志愿人员以及未编入第１营的原特务支队和边防军人员。第３营营长是利瓦诺夫。各营的政委我们将请诺金斯克市委书记谢利瓦诺夫志推荐。”
“同意，”政委简捷地说。
“我也同意，”斯米尔诺夫说。
“那么你们今天就起草命令，明天就着手组建各营。我马上去市委找谢利瓦诺夫同志，请他给我们团选派党的工作者来担任各营的政委。”
“伊万·彼得罗维奇，我们的连长不够。”阿利耶夫说。
“各哨所所长可任命为连长，选拨在战斗中表现好的战士作指导员和排长。这样的同志我们这里有很多。”
“这样就够了。”
姆伦斯基走出办公室后，阿利耶夫站起来，从保险柜里拿出一本厚厚的布皮花名册，其中有支队原有指挥员和新来的同志的名单，并附有简要的履历和鉴定材料。他对斯米尔诺夫大尉说：“现在我们来挑选连级指挥员．”
阿利耶夫在桌旁坐下，打开文件夹，开始读指挥员花名册。这时候有人敲门。
“进来！”阿利耶夫喊了一声。
身上沾满雪花的戈尔什科夫中尉走了进来。
“政委同志，我来请您给出个主意。”
阿利耶夫站起来：“发生了什么事？”
“没什么了不起的，不过还得您出个主意。今天早晨副排长扎鲁宾从短期休假回队后情绪非常不好，他又要请假回家。”
“副排长扎鲁宾出了什么事对？”
“政委同志，据说他在你们支队里是个最快活的手风琴手，又是个很勇敢的侦察员。而现在，似乎变了另一个人，脸色苍白，一声不响地坐着，就象一堵墙。也不吃饭，光抽烟，同志们问他，他也不说话，一整夜没有合眼。”
“我很了解他，是个勇敢的小伙子，出色的侦察员。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呢？”阿利耶夫问。
“不知道，政委同志，我想弄明白，可他什么也不讲，只是回答说，这完全是他个人的事情。”
“让他到我这里来。”
“是，让副排长扎鲁宾到您这里来，政委同志！”他敬了个礼，向后转，走了出去。
很快就有人敲门。阿利耶夫开门一看，有点驼背的副排长扎鲁宾站在走廊里。
“请进来！”
“政委同志，侦察连副排长扎鲁宾按您的命令前来谈话。”
阿利耶夫请他坐下，严肃地问：“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你要第二次请短期假回家？你大概是忘了，现在是战争。方面军司令部鉴于我们的一些官兵在敌后长时间同敌人战斗并表现卓越，破例地给了你们几天假回去探家。你是老练的指挥员，优秀的侦察员，回家去了一个星期，却变得这样精神不振。那么说说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个人的痛苦竭力自己来承担，政委同志，您的事情已经够多了，还要为我操心。”
“不对，扎鲁宾。我不光是你的上级军官，而且是同志。回想在敌后那些日子，我们风雨同舟，患难与共。”
“当然是这样。”扎鲁宾垂下眼睛，沉默了一会儿，似乎下了决心似地拍了拍膝盖说：“是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政委同志。一九三八年我在医学专科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故乡──城里的一座医院工作。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个护士奥莉加并强烈地爱上了她。不久，尽管我的父母一直反对，我们还是结婚了。过了一年，妻子我生了个儿子，我们给他取名叫伊戈尔，是个很乖的小家伙。德国人刚一进犯波兰，我就应征入伍，被编到步兵师开赴西部边境。六月二十二日凌晨四点钟，我们师同德国法西斯军队开始交锋，双方进行了殊死的搏斗，但终究力量悬殊，我们团，确切地说，我们团的幸存者，陷入了敌人的包围圈。我们是被分成小股或单个人从包围圈中溜出来的，后来我们几个人在森林中迟到你们支队。我说的这些，您比我知道得更清楚。
“现在我才知道，我们师的余部有组织地从东面突出了重围。师部通过市军事委员会正式通知我的妻子，说我在突围时失踪了。接到通知书，又迫于生活困难，妻子就不再等我了。一个中年商人一再追求她，她就嫁给了他。我出乎意外的归来使她困窘异常，最后还是离开了她的新丈夫，领着孩子去找我的妈妈。她请求我饶恕她，保证今后做个忠实的妻子。可是我不能这么做，您明白吗？不能！奥莉加给我带来的侮辱太大了。现在，稍稍平静下来之后，我想：我做的对吗？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况且她的处境是那样艰难，又以为我几乎是没有可能再回来了——她要把孩子养活，带大啊！她受了不少苦……”扎鲁宾沉默了片刻，“我心疼我的小儿子，他是那么小，他长得跟我真是一模一样！”
“是的，扎鲁宾同志，这么难过的事．我甚至不知道该怎样劝你。我只说一件事：常给儿子写信，给他寄去领抚养费的凭据，等战争结束后回去处理家庭问题。”阿利耶夫吸了一口烟，接着说：“你是对的，在高加索无论是妻子还是丈夫，背叛是得不到饶恕的。但战争是残酷的，她毕竟不知道你还活着。”
“振作起来，扎鲁宾同志，”斯米尔诺夫大尉坚定地说：“根据领导部门的材料和鉴定，看得出你是个坚强的人，完全可以指挥一个排。”
“这是个好主意，”阿利耶夫称赞说，“担任这个重要职务也能帮助你把个人问题处理好。等姆伦斯基一回来，我们就研究一下，把这件事定下来。”
正在这时，门开了，姆伦斯基象约定似的出现在门口。他满面春风，可见，此行是非常成功的。
“你们好，朋友们！在开什么会？”
“我们想任命扎鲁宾为侦察连的排长，并授予中尉军衔。没意见吧，伊万·彼得罗维奇？”
“没有，正相反，我支持你们这个明智的决定。扎鲁宾是个合格的指挥员，授予中尉军衔是当之无愧的。”
扎鲁宾振作了起来，他用善良的带着忧伤自光看了姆伦斯基一眼：“少校同志，感谢您的信任。我将竭尽全力争取成为您所信任的团里的一个名副其实的排长。”
“我同政委完全相信这一点！”姆伦斯基紧握着他的手回答说。“而你，斯米尔诺夫大尉，请起草命令，争取在今天公布。”
“我抓紧办，少校同志。”
扎鲁宾和斯米尔诺夫走出办公室。
屋里只剩下阿利耶夫和姆伦斯基两个人，他们坐下来翻阅姆伦斯基从市委带回来的推荐担任营政委的人选的材料。
“德米捷尔科少校——市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战前在列宁格勒军政学院毕业；政治指导员斯维特洛夫——市委行政教导员；后勤大尉涅辛——工厂的党委书记。我同这些同志谈过话，他们都很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如果你，哈桑·阿利耶维奇，没有意见的话，那就任命他们的职务吧。我想。德米捷尔科任１营政委，斯维特洛夫教导员任２营政委，而涅辛大尉任３营政委。”
“毫无疑问，我看他们完全合格，只不过战斗经验还不够。”
“没关系，经验嘛，是日积月累得来的。去打打仗，听听枪响，受受苦，看看老指挥员怎么行动，经验自然就有了。况且，现在到哪里去找现成的有经验的政委？去和政治部商谈一下他们任职的问题，让政治部快点做出决定。”
“伊万·彼得罗维奇，为这件事我只好去莫斯科一趟了。”
“去吧，哈桑·阿利耶维奇。同时向上级汇报一下团的组建情况，需要的材料在斯米尔诺夫大尉那里。只是不要耽搁太久，时间紧迫，工作很多。”
“我争取在两、三天内返回。”
“哈桑·阿利耶维奇！有个想法：如果把你的妻子和孩子也叫到莫斯科去，在出发去敌后之前见一见面，怎么样？。考虑一下吧，这是完全可能的。”
“伊万·彼得罗维奇！真想不到，您给我出了个多么妙的主意！多谢您对我家庭的关怀和照顾，我要利用这个机会。不过……这需要更多的时间，是个难题。”
“我给你整整五昼夜，够了吧？”
“我尽量争取！”政委迅速收拾好桌上的文件，象长了翅膀一样，一下子飞出办公室。
送走政委以后，姆伦斯基剩下一个人。他心情沉重地坐下来，从上衣口袋里取出照片，陷入沉思，一阵悲痛袭上他的心头。照片上妻子那无比善良的笑脸正深情地望着他。她抱着的沃洛季卡，头发蓬松的、翘鼻子的小宝贝也在微笑，旁边站着活泼可爱的女儿。不能…不！无法想象他们都已不在人世了……少校的眼角闪着泪花。
办公室里响起一阵长长的电话铃声。姆伦斯基把照片藏进口袋，拿起话筒。听得出是叶尔莫拉耶夫少将的熟悉的声音。将军说，他在莫斯科打电话，维诺格拉多夫中将由于受伤逝世了，他，叶尔莫拉耶夫，被任命为集团军司令。他问能不能叫他的女儿来接电话。
“亲爱的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衷心祝贺您，祝您身体健康，战功卓著。但您的女儿不在这里，她还在波多利斯克，在护理受伤的邦达连科。您能有时间来看望他们吗？您知道，我们很快就要调动了。”
“时间太紧，说不定能挤点儿时间。”
话筒里传来一阵响声，通话中断了。
姆伦斯基拨通了交换台，严厉地质问：“为什么把我们的谈话切断？我刚才是在同莫斯科讲话！”
“难道您不知道？电话局出了故障，电话联系暂时中断了，德国飞机在轰炸火车站。”
“谢谢您的说明。”
姆伦斯基向博亚尔斯基指挥的第２营发出命令。不一会儿，第２营全体人员乘车驰向烈焰熊熊的火车站。
第八章 在敌人交通线上
尼古拉耶夫在儿子和三个冲锋枪手陪同下从阿法纳西耶夫那里返回基地时，已经是深夜了。大家高兴地迎接了他们，参谋长尼基福罗夫目不转睛地望着队长说：
“格奥尔吉·谢尔盖耶维奇，我同政委沃洛金都非常焦急。你预订在星期天回来，而今天已经是星期四了．我们等你，等啊等，等到昨天，我们就挑选了联络员，准备到阿法纳西耶夫大尉那里去。我们商量好，如果你们夜里还不回来，明早就把联络员派出去，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你们决定派谁去？”
“戈罗霍夫中尉。他在游击队里很长时间了，对这一带树林中的大小道路都很熟悉。战前，他作为军事学院学员，就在我们市郊区的部队里见习，你也认识他吧？”
“认识，认识，这是一个时刻向往着战斗生活的小伙子，是个好同志，这样的人信得过。”
“现在已没有必要派他去了，”政委插话说．
“不，正相反，要派他去，不过是另外的任务，”尼古拉耶夫说：“女报务员受了伤，因此所有电报只能从阿法纳西耶夫的基地直接发出，为了防备万一，必须派一个小分队——十几个游击队员去那里，就由戈罗霍夫领导吧。从‘大地’来的增补人员到来之前，他们就留在那里。”
“决定是明智的，我支持。只是他们除了个人的武器，至少要有一挺重机枪才好。”政委补充说。
“重机枪我们本来就不多，有一挺手提式的就行了，携带起来轻便。”尼基福罗夫说。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不要吝啬。我们很快就会在同法西斯的战斗中把自己的武库充实起来的。”
参谋长的脸红了，急忙纠正说：“我一定给他们找一挺新的‘马克辛’，让他们什么时候出发？”
“越早越好。”队长回答说。
“明白。那么，请允许马上建立小分队，详细交代一下，明天傍晚出发。”
“可以！”
尼基福罗夫抓起放在方凳上的兔皮帽，扣在头上，从哨兵身旁经过，回到了自己的土屋。他坐在木床上，撕下一块报纸，卷了一支‘漏斗”形的纸烟，在用45毫米炮弹壳自制的油灯上点着火，深深地吸了一口，望着升起来又逐渐消散的烟雾，出神地想着心事。
这时门开了，政委躬着腰走进来，似乎怕门框碰了他的头。他向坐在烟雾中的尼基福罗夫说：“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你决定派谁同戈罗霍夫中尉一起去了吗？”
“暂时还没有，我正在想，我们自己也需要经历过战斗考验的人，派这样的同志去舍不得；派那些没闻过火药味的新兵，又好象不太合适。这不，我正在琢磨，怎么办才好……”
“哎，别抽了，我没法喘气了！没必要把这样简单的事搞得那么复杂。把戈罗霍夫叫来，我们同他一起来决定。”
尼基福罗夫在手指上舔上吐沫，掐灭了他那还没吸完的“漏斗”，马上站起来说：“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