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笑了，说：“不是一个，是两个。你说的那个现在新疆，我们去过了，他已经给你出证了。”
我再问：“我们厂还有一大帮人能给我作证，他们都死了？”
他们说：“你将来回去问问，他们当初都是怎么说的吧。像你这种文化大革命案……”
我突然截住他的话，火了，说：“你打住！”
他们很奇怪，问我：“为什么？”
我说：“你别说文化大革命案，我受不了！嘛叫文化大革命案？三五反，反资本家，肃反，抓反革命，四清，搞四不清分子，文化大革命到底谁对谁？两派人你打我，我打你，往死处打，为嘛？情杀？仇杀？谋杀？虽然六０九那人不是我打死的，可这人究竟死了。为嘛？你问那真正的凶手，我料他准说不明白。你就是把毛主席叫来，别看他伟大，叫他说，他也说不清！”
他俩没话可答，只说：“你要保重身体，我们一定给你弄清楚……”就走了。
一听这话，我心里有根，案要翻了。因为那时很多文革期间被屈打入狱的，蹲在牢里早绝望了，一旦宣布无罪，咕咚一下人完了，要不心脏猛烈地蹦蹦一跳，瘫了。大起大落，忽死忽生，人受不住。我那监狱就出过很多这类事儿，后来人家有经验了，事先暗示你一下，垫个底儿，好缓冲一下。
果然，没过几天，我被叫到前监。法院来人，我们厂里也来人。法官说：“全体起立。”还对我说一句，“你把扶桌子的手放下去，站好。”然后宣布一张《裁定书》。原文是：
“×××因打人致死一案，经×××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七二年十月十三日判决无期徒刑。经判定，×××打人致死，无实据，不能认定，撤销原判，宣告无罪释放。”
法官念完，露出笑脸。屋于外边围着的一大群犯人看到后，都喊起来：“有戏！”
法官对我说：“自你被捕那天起，直到今天，所有扣发工资一律补发。因为国家目前财政困难，你的级别暂时还不能提，以后看机会再解决吧。记着，回单位不准找领导算账，账要记在‘四人帮’身上。这次为复查你的事，你们单位领导帮了很大忙。有什么思想解不开的，可以直接找我们法院来谈，好吧！”
随后，叫我去后监拿东西，跟厂里人回厂，厂里派车接我来了。我回到牢房，把那些破破烂烂东西全分给大伙。这就走出凭白无故关了我整整十一年的监狱。滋味？没嘛滋味，我控制住自己，咱是汉子，没罪。进来是叫他们硬弄进来的，出来是咱自己两条腿定出去的。
回厂后，那帮弟兄跟我一见，我模样大变，当初挺神气的小伙子，如今这副吊死鬼似的德性，他们都忏悔了，挺尴尬。我说：
“算了，我当初没跑出来，要是跑出来，你们都别想活，现在咱恩恩怨怨全结了。”
往后再一细说，真不能怪他们。
原来把我关进监狱那天，也把他们全都弄去，使出各种招儿逼他们。监狱里人上刑时鸡哇喊叫的声音，吓得他们心里发毛。军代表还把他们老婆孩子、老爹老娘全弄去，叫家里人跟他们哭，闹着让他们跟我划清界线。他们就顺秤爬了，人家怎么引就怎么说，最后编成那个弥天大谎才放了他们。可如果他们顶着，结局恐怕跟我差不多。
我们厂的厂医那姑娘真不错，她当时给我治的脚伤，坚持给我出证。单位领导就把她调出医务室，在厂里调来调去，挤得她远离高飞，调到北京林业部。法院最后复查我的问题时，去北京找到她，她就哭了，拿出一张当年为我出的证，说：“当时我妈妈对我说，那小伙子肯定死了，可是不能死在咱手里，你得说实话。我照实写了这张证词，可放在我这里十年了，为嘛他们不要呢……”我几次想找到她，当面谢她，不是谢她这个人，是谢她这颗良心。那时碰到这种事，能做到这一步的人不多。后来听说她去澳门了。
我那贴身护卫是个倒霉蛋。军代表审他时，允他了，只要照他们编的那套说，保证不判他。可宣判我时，连他一块判了，判他十五年徒刑。那天宣判完事，我俩前后被押出来，他大骂：“妈的，说好不判我，又判我，根本没那回事儿。”
押他的警察说：“住嘴，你早干嘛去了！”
我也不怪他了，他也冤枉，和我一样无缘无故坐了十一年监狱，也是跟我同一天放出来的。
据说他被关进监狱以后，他父亲曾经设法从医院找到那个死者的死亡报告，并打听到死者没有火化，土葬的，就要求开棺验尸，验验死者头骨是否是用消防钩打开的，可当时不受理。“四人帮”完蛋后，××纺织厂清查文革问题时，又把这事情折腾出来，说六０九死的那人，是我们本厂对立面用小口径步枪打死的，凶手在我们厂，电车公司那两个人是冤的。
但很长时间一直按着这事没动，他们也不知道阻力究竟在哪儿。
后来又听说，早在抓我之前，这个厂已经搞出眉目，但突然这事一拐，就硬扯到我身上来。我总琢磨这事，觉得是个阴谋，小阴谋外边还套着一个很大的阴谋。却又不肯信，如果真是个阴谋，咱不就纯粹成了牺牲品？
我至死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牺牲品。不然，咱这辈子不就更没劲了吗？
***任何人都是牺牲品——这就是那个奇特的时代。***
第24章 忏悔录
1966年19岁 女
B市某歌舞团演员
我爸爸被打成右派时我十三岁——我给他写了一封居然没有称呼的狠巴巴的信——他在北大荒用放大镜在画报的剧照上寻找我——六一年爸爸饿死——他的遗言像一条鞭子——每次谢幕都是给爸爸鞠躬——他肯定听见我的忏悔了
哎，作家，我问你一个问题：人为什么不能重活一次？这是谁定的？人如果真的能重新活上一遍，准能活得没有失误，活得聪明而真实，活得不留下任何遗憾，但为什么偏偏你只能活一次悔恨重重，无从弥补，愈活愈沉重，最后不是死了叫人埋进黄土，而是沉重的心把自己压到土里边去。我多想重活呀，哎，这是不是唯心主义者的自寻烦恼。不，不！如果你欠活人的债，可以想办法去偿还，但如果你欠的是一个死人的呢？那就注定无法挽回，一辈子带着愧疚，如同手里攥一笔无处偿还的债，背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一天天走下去。你作家的天职不是抚慰人心头的创痛吗？你说人碰上这种苦恼该怎么解脱？嘿，作家也没辙了吧。有人说，因为人生是一次性的，所以注定人是悲剧性的，你说对吗？既然悲剧是天定的，命定的，那只有认了；认了就是忍了，忍到死去那天思恩怨怨全都了结，是吧……我是不是开头就把话说糊涂了，东一榔头西一斧子，存心叫您摸不着头脑，自然不是！我也不知道现在心里边为什么又乱起来，其实早在八宝山那次我就平静多了。八宝山那次？对，那是给我可怜的色爸开追悼会。
我爸爸被打成右派时我十三岁。正在舞蹈学校上培训班。这培训班是国家一流的，目标是培养舞蹈尖子。我有舞蹈天赋，是。
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对爸爸能有多少理解？我哪里知道他在抗日期间，曾在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演剧队——桂林新中国剧社工作，积极宣传抗日，更不知道湘桂大撤退后，爸爸他们千辛万苦，转移到昆明，常常半饥半饱站在舞台上为了唤醒民众，保家卫国……在我的记忆里，我整天在叔叔阿姨们的怀里，被轮换地抱来抱去，他们教我唱歌。我像只惹人疼爱的小猫儿。爸爸呢，他是最好的人，也是最爱我的人。我说他好，就凭着所有人看爸爸时的眼神——信赖、喜爱、尊敬，这是一种直觉；我说他最爱我，也是凭着他看我时的眼神——疼爱、鼓励、信赖，时时还闪出令人兴奋的爱的激情。这也是一种直觉。直觉是孩子判断世界的唯一方式，往往最准。
你想想看，如果别人说我爸爸是坏蛋，我会怎么反应？当然会坚决反对，可是很快又完全相信了。为什么？因为我那时太简单、太纯洁、太天真了。我十三岁呀，老师们认为我还要小得多。我们在院子里上课学习戏剧的“起霸”和“趟马功”，腿绷不直，老师气得把手中的鞭子在空中挥舞，吓唬我。我呢，反而把鞭子抽落的海棠偷偷放进嘴里。因为我天真可爱，又有很好的跳舞天资，培训班把我当做宝贝和尖子。还常叫我去参加国家的一些重大外事活动，向外国首脑献花。记得一九五九年毛主席击中山公园游玩，那次选了我和一个男孩子去给毛主席献花。毛主席接过花，还和我拉手。我曾在日记上写道：“今天我给毛主席献了花，一直拉着他白白胖胖的手，我真高兴。”这拿俗话说：对我的政治待遇是很高的。
可是忽然一天——这天正要派我去给来访的金日成主席献花，我已经打扮好，后脑勺儿上扎一个玫瑰红带白点的丝带蝴蝶结，老师们都夸我漂亮，我兴奋极了——我的班主任老师忽然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沉着脸对我说：“你今天不要去了，你家出事了。”
“什么事。”我问，真是晴天霹雳。我对他下面的更没有半点准备。
班主任老师问我：“你知道右派是什么吗？反革命，敌人，坏蛋，你爸爸被划定右派了。”
“我爸爸是最好最好的人，老师你是不是听错了。”我说，浑身直打哆嗦，声音也打颤。
他对我倒挺有耐心，一字一句地说：“老师是最爱你的。你应该听老师的话，你爸爸原先不错，可是他现在变了，在单位里反对革命，他做的事是不会对你说的。为什么？因为你是好孩子，他怕你知道后就要反对他，你在电影里不是也看过反革命吗！他们有的人开始是革命者，后来成了叛徒，大坏蛋。懂吗？对，你懂了。老师也不愿意你爸爸变，但他变了，你就要和他划清界限。”
我流着眼泪，信了，就这么简单，从此就和爸爸一刀两断。自他打成右派，直到他死，我再没见他。
如果是现在，我才不信这套呢！
但那是五十年代，中国人都是一个直眼儿的时代。许多大人都信，为了和当右派的丈夫或老婆划清界限而离婚，何况我一个人事不知的孩子。我曾一次又一次使劲反省自己，是不是害怕牵连，怕失宠，才昧着良心和爸爸一刀两断，应该说，开头是绝没有的。
当时我在这件事情上纯洁得白壁无瑕。有一次我梦见爸爸穿着敌军服装，追我，还开枪打我，这就是那时我对爸爸的感觉。
我给爸爸写了一封信，居然连称呼也没写，我以称他爸爸为耻辱，义正辞严而狠巴巴地写上这样几句：
“你现在已经是人民的敌人丁，你应该很好改造自己，回到人民中间来，到那时我就叫你爸爸。”
据说爸爸收到这封信后，被送到北大荒劳改去了。可是你想，这封信对他的伤害多么厉害！直到许久之后我才知道，反右时他的出版社总编辑被定成右派，爸爸和他很要好，单位叫爸爸揭发总编辑，爸爸就是一声不吭，顶牛顶了一年多，使给爸爸也戴上右派帽子，一个因正直而不被社会宽容的人，受尽了委屈和践踏之后，又被我一根铁针当胸扎进去，直插心窝，我才是残害他的最无情、最丧尽天良的罪人！
叫我奇怪的是，他竟然一点也不恨我，好像他一点点也没有受到我的伤害！他在北大荒，当听说我参加了《鱼美人》舞剧演出，还千方百计搞到一本《人民画报》，用放大镜从画报的《鱼美人》的剧照找到了我。听说那是他在遥远的边陲贫苦生涯中唯一的安慰。那里的人几乎全都看过这张剧照，有的人还不止一次看到。这本画报一直压在他枕头下，直到一九六一年自然灾害时他在北大荒饿死，尸体从床上抬定时，那本画报还在枕头下压着，纸边都磨毛了，画报上的剧照却保护得完好无缺。这事是我听妈妈说的。妈妈还说，爸爸在北大荒又苦又累，每个月只能分到八斤粮食，得了肺炎，贫病交加，活活饿死，后来被用破席裹了裹，埋掉。我妈妈亲自去北大荒领他的遗物。只有几件破衣服，烂帽子，一个旧搪瓷水怀和洗脸盆，再有就是这本画报，还有一个日记本。他生前哪敢在日记本上写真实的感想，都是记事，天天的流水账。但日记本中间却写了这么一句止不住的真情：“我从《人民画报》上找到了她，她更可爱了，我兴奋地直哭！”这便是他留给我的遗言。
这遗言一行字，像一条鞭子，我重复一遍，就火辣辣抽我一次。
他去世这年，我十五岁。我们分手两年，一个情断义绝，一个至爱情深，我没给他再去过一封信，更谈不上去看他。
我常常反思自已，在这两年里，我与他一直断然不再有任何联系，难道只是因为天真和受革命教育的结果？真的一点也没有因为怕压力、怕连累自己、怕不受组织信任与重视的私心？我不敢承认有，如果承认就承受不了刺心般的自责。但我可以告诉你，有……
自从他被打成右派，天压下来了。所有重大外事与政治活动实际上都不再有我。原先说我十四岁就可以破格入团，从此也不再搭理我。每逢别的伙伴们去参加重要活动演出，我一个人孤零零在院里溜达，深深尝到了政治歧视的厉害。原先对我特别好的那些老师，突然变一张脸，像川剧里的变脸；他们想尽办法迫使我去揭发爸爸，我能揭发什么？那些老师因为在我身上榨不出可以使他们凭功请赏的政治油水，就恨我，冷淡我，排挤我……
但这样就应该抛弃爸爸吗？
特别是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世界一片暴风雪，冰天冻地，只有女儿是他唯一温暖的依傍呀！
如果现在以我的死能换来爸爸的复活，我宁愿马上去死，但当时为什么因为惧怕压力就把他抛开？我恨“划清界限”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像一把刀斩断我们父女，而拿起这把刀的偏偏是我自己。
愈清醒就愈痛苦，愈痛苦就愈清醒。
特别是爸爸的死，一下子使我来个很大转变。我转向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