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清醒就愈痛苦，愈痛苦就愈清醒。
特别是爸爸的死，一下子使我来个很大转变。我转向面对自己，不再是面对外部世界。
我开始不爱自己，怀疑自己，否定自己，甚至害怕自己。我感到自己的良心被狗咬去一大半。我的精神要崩溃丁。平衡自己的只有苦练业务。因为爸爸的一个理想就是盼望我能成为优秀的舞蹈家，我要拼命地干，干得出色，做为补赎自己的罪过！
文化大革命到来之后，我的家整个完了，妈妈和弟弟妹妹被赶到草原去。只剩我一人，孑然一身，无依无靠。我前边讲了，我巳经不关心外部的事，这期间面对“文革”，我非但不伯，好像什么也不在乎了。红卫兵说我爸爸是反革命，我偏说他是好人，巴不得他们把我打死，为父亲挨揍，死去活来，良心才得安宁。特别是本团的革命派们嫉妒我的业务好，批我“自夸典型”，不叫我加入“样板团”。那时除去样板戏根本没有别的演出，我几乎失业了；我却坚持练功，如果我垮下来，父亲留在世上的理想也就全完了。我天天坚持练功，晚上躺在床上还练腹肌；乘坐电车时我从来不坐，借着车子晃动好练身体的稳定性……
文化大革命对整个社会的空前摧残，对人大面积的迫害，使我的头脑更加清醒，也就更不能原谅自己曾经的罪过。这期间，虽然我在社会上沉默、冷静、很坚强，但回到家里就软弱下来。我想爸爸，而且这种思念与日惧增，只要串门来的人谈到右派、北大荒、劳改、批判斗争，虽然没有触及到爸爸，我也哭，呜呜的，哭起来就止不住。哭到最后，只觉得人空了，拿什么也填补不上。
七五年广州交易会找到我们团，要求派演员去给外宾跳舞。因为我的民族舞跳得最好，只好叫我去。还说属于“给出路政策”，当然必需“控制使用”。我想这可到了给爸爸争口气的时候了。我跳“红绸舞”，场场满堂彩。每次谢幕，我面对着热情沸腾的台下，却像对着漆黑冰冷的阴间，面朝着遥远而不可及的父亲，对他深深鞠躬。心里默默对他说：我想他、爱他、请求他谅解，我感到终于有机会、有办法来赎罪了。可是，这股劲憋得太久，一发而不可收拾，兴奋，激动，拼命跳，忘乎所以，身体和精神都顶不住了，突发心跳过速，常常跳得一分钟一百四十次，人倒下去，几个月躺在床上，人也脱相了。医生说不能再于跳舞这行，这怎么行？我一边养病，一边偷偷做简单练功，还默默请求父亲保佑我，让我站起来，回到舞台上，给我赎罪的机会，这罪还像一块大石板压在我身上呀！
一九七九年爸爸的冤家平反了。
他死去那年只有四十五岁，风华正茂，在我印象中他总是那种精力旺盛的样子，但七九年如果他依旧在世，也不过六十刚过，相信他那种对生活、对人的热情依然一如盛年。人生最好的岁月，他却在地下一动不动长眠，想起来真是凄苦极了。
爸爸在文化出版界的一些朋友发起，为他开追悼会，灵堂设在八宝山公墓。主办追悼会的人叫我写一份悼词。我心里有许多话要说，答应了。拿起笔来，百感交集，悲愤交加，激情奔涌，要报复，要发泄，要控诉，但在灵堂里念起这悼词时我却出奇的冷静。没想到参加追悼会有这么多人，黑压压把灵堂站满，不少是文化出版界名人，他们听着我一字一句地念：
“亲爱的爸爸——”
我终于叫他了，压在心里整整二十年的声音，终于在大厅广众堂堂正正、骄傲自豪地呼叫出来了。然而，我居然没有激动，而是异常平静地念道：
“今天，我站在这里，既没有痛苦，也没有高兴，我只有一种怨恨！
我恨我们太软弱了。软弱使我们屈从于外界的压力。软弱使我们在您最痛苦的时候，不敢去安慰您，不敢去爱您。软弱使我们只能瞧着命运把您一个人抛给了苦难。
我恨我们太无知了。无知使良心遭受欺骗。我至今不能原谅我自己，为什么竟相信那些把您指责为人民敌人的谎言。爸爸，您还记得那时我给您写过的信吗？那信的开头没有称呼。我写道：“因为你是人民的敌人，所以我就不能叫你爸爸‘。虽然当时您肯定非常痛苦，但还是用放大镜困难地在《人民画报》’鱼美人‘舞剧剧照中找我，想看我。我的好爸爸，亲爸爸，我知道您不会怪罪一个十三岁的无知的女儿，可是随着时间的增长，我越来越痛心，越来越不能原谅我自己给爸爸心灵所压上的痛苦，我良心在受折磨。’不敢爱‘本身就是一出人间的悲剧，能把纯洁的爱变化成无知的恨，这种爱与恨的颠倒是残忍的。爸爸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被折磨而死。
有些人是不需要灵魂的，但我觉得像爸爸这样一个一生正直、热诚、善良的人应当有灵魂。他也不应当被人们忘记。他那孤苦的灵魂应当得到慰藉。爸爸，您若知道有这么多熟悉的伯伯和阿姨、您生前的朋友，经过他们的努力能够在北京的八宝山悼念您，您感到欣慰了吗？爸爸，我爱您，想您呀——您听见了吗？您肯定是听见了！爸爸，您安息吧。“
我在整个念悼词的过程中，四周安静极了，安静得听得见每一个轻微的抽泣，抑制不住的呜咽。我自己却没有哭，真的，我听见自己异常清晰的口齿，把每一个字送到灵堂又宽又大的空间里。我甚至听得见自己转换句子时换气的呼吸声。我感觉好像身在天堂里，在神灵光辉的照耀下，对着爸爸讲这番话的。我感到他巨大、温暖和宽厚的存在。并感到他真的原谅了我！一切恢复如初！这一刹那，我仿佛被自己净化了，被大彻大悟，被永不背叛的真诚，被全心倾心的爱，把自己从无边的苦海里拯救出来，向上飞腾，飞进一片光明透彻、一尘不染的天空中……我有生以来头一次这样轻松、自由和舒服呀！
从这以后，我似乎好多了。
你以为我就此解脱了吗？那就错了！开头我对你说过，如果欠着活人的债很好办，但我欠的终究是早逝的爸爸。我总琢磨他临死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最疼爱的女儿与他“划清界限”，他怎么会不感到亲离的疼痛与人世的悲凉？每每想到这里，那悔恨的阴影又把我遮盖起来。这也许是永生永世难以解脱的了。
中国人的宗教不讲忏悔。没有忏悔，人会活得愈来愈狠，或愈来愈累。对于有心灵生活的人讲，没有忏悔就无法活。我的心便成了我的忏悔室。每逢此时，我就躲进我幽黯的忏悔室里，与自己喃喃对话。
哎，作家，我对人生有这样一个理解：人生有一万条路，但每个人只能走一条。如果你选错了，即使后来知过改过，曾经的过失也无法弥补。……当然，任何事物都不会是单纯积极或消极的。残酷的人生与社会教给我的是：永远再不要单纯，永远再不要做违心的事。宁肯为真心付出沉重的代价，也不要为违心付出悲惨的代价。
这是我从八宝山爸爸灵堂走出来后，悟到的几句自我的人生箴言。
***忏悔可以使人摆脱魔鬼。***
第25章 决不放弃使命
——《一百个人的十年》再记
一九八六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灾难性地降临二十年，也是它破产式地结束整整十年之际，我心里沉甸甸生发出一个庄严的愿望，要为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一代人，记载他们心灵的历程。这感觉，犹如心中升起一面致哀的半旗。我把这部书的总体构想与创作本意写成《前记》，刊载在当年的《人民日报》上，同时在《十月》、《文汇月刊》、《小说家》等刊物上，发表了最初采写的一批“文革”受难看内心的故事。尽管无以数计的读者，用激励的信件支持我的做法，要求我为他们代言，可惜它生不逢时，在发表后一段不愉快的日子里，被舆论界微妙而难解地冷淡开。于是，有人劝告我，写“文革”只有等下一代，或者由外国人来写。听到这话，不禁一阵深切的悲哀。
尽管“伤痕文学”运动曾经势如狂潮，但“文革”这个写作禁区并未彻底冲垮。过后，无形的绳索又悄悄围起这块禁地。也许这不是绳索，是一种善意的忧虑。担心如此便会加重人们背负的重石，向前举步维艰；担心痛苦多了便不会笑；或者直说了吧——担心总去褐那疮疤，会影响人们对现实的信心——这是深藏于某些人心中的一个荒谬无知的逻辑。由于这心理逻辑，以致在每一个粉碎“四人帮”周年纪念的日子里，都故不作声。
中国决心改革，但改革是从“文革”中逆向走出来的，是从“文革”的悬崖绝壁上扭转身来，奔往人类的光明之途。然而政治上的觉醒，并不能替代整个民族的彻底觉醒。至今牵绊改革双足的，仍有许多是深远地来自“文革”的结实的丝缕，不管是看得见的体制上的，还是看不见却牢牢潜在人们意识里的，而一切看得见的都存根于看不见的之中。我们民族也许苦难太久太深，总是避讳言之不吉；而放弃教训的民族是没希望的。人类前进所必须的力量，一半来自教训。任何民族的奋发自强都需要两种清醒：清醒地面对世界和清醒地面对自己，清醒地面对未来也清醒地面对过去，中间不能隔裂；清醒必须全清楚，含糊就会全糊涂。以文学清算“文革”，不仅是历史的需要，也是现实的需要。对“文革”——切身的体验，切肤的痛苦，切心的焦虑，以及被这些深切的感受唤起的庄严的民族责任，只有在我们一代“文革”经历者身上最强烈。用它推动社会进步和逼真如实写在历史上的，也只能是我们。有什么理由硬把它封存起来，埋藏起来，留给后人或外国人当作古董去挖掘？
今年春天，我在波兰马丹涅克纳粹集中营遗址上徘徊。集中营的一切，都像文物一样完好如初地保存着。那黑黝黝的岗楼、阴惨惨的刑室、一道道冷冰冰的电网和高耸遮天焚尸炉的烟囱，使我不寒而栗，仿佛置身于四十年前法西斯肆虐时血腥的气息里。我注意到，那些来参观的穿着漂亮的孩子们，个个瞪大天真的眼睛，惊讶地看着他们前辈们经历过的实实在在的一切。不用说教，历史在说话，焚尸炉熏黑的炉口和人体解剖台上暗红的血迹都不会欺骗他们。当这些孩子们走出集中营，眼里并无疑惑不解，而全都是不声不响，不蹦不跳，陷入了成人一般的沉思。历史的悲剧也能升华出一种神圣感，这情感强化人们对正义、善良、民主、和平与生命本身的爱和珍惜，对邪恶、专制、战争和反人道的仇恨和警惕，唤醒每个人对人类未来命运都应具备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暖意十足的淡绿色的春光，洒在一座万人坟墓巨大的拱形石盖上。那坚硬的石面被利器凿着一行字：
“我们的命运是你们的警钟。”
我陡然想到巴金先生对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这充满作家良心的倡议里包含着为子孙造福的渴望。但由于上述那些荒谬的误解，它同样被淡化，被搁置，被冷处理了。当上海作家赵丽宏发现年轻的一代对仅仅结束十年的中国历史最大的悲剧一无所知，我们难道还不应该敲响这警钟吗？只有叫后代人知道过去的一切，他们才会更透彻认识到现实的一切，不迷失于身边纷杂的生活里，知道做什么和怎样做，把个人的人生信念和人类生存的永恒真理相统一。为了这些想法，我把这部书，作为向迟早会实现的“文革博物馆”呈送的第一份普通中国人的“文革”档案。
原先，我设想用两年时间完成这个写作计划。工作中我发现，这不是一部作品，而是一项文学工程。凭我个人力量，要想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找出一百个最富个性、内涵深刻又相互区别的人物典型，用他们的心灵史，呈现这一无比深邃浩瀚的时代内容，何其艰难！况且有人经历独特，未必肯言之，或者未必善言之，或者未必能提供出文学所必需的特有而生动的细节。
因此，我要扩大采访量。用筛选的方式，不断从一批批采访者中比较出各类典型，同时以文学的眼光审视之，再一个个精选出来，才能使这一百个普通人的内心故事，对一代中国人的心灵历程，作出尽可能雄厚充实的包容。这样，就必须从我的生命中多支付时间。一个人一生能做成的事极其有限，如果这书能如愿地实现我的写作初衷，便是我此生最大的满足了。
一位读者曾写信谴责我：“你曾经信誓旦旦，要为我们一代人写‘心灵史’，为什么有头无尾，放一炮跑了？你死了？勇气没了？还是也做买卖去了？”
读了这信，我点燃一支烟，一直抽得烧到手指头，捉笔只给他写了一句话：
“我没权利放弃这使命！”
第26章 关于“文革”博物馆
十二年前，当举国沉浸在文革覆灭的极乐里，一个老人独自在整个民族被损害的心灵残骸上低首徘徊。他不断以一篇篇沉重的忏悔录，催动人们灵魂的自我修复。几年过去，社会改弦更张，现代生活的声光化电充满魅力地倾盖中国；贫困巳久的中国人急于富裕起来，这桩未被深究、尚无答案的历史上最惨重的文革悲剧却被不知不觉淡却了。这老人忽然仰起头来，庄严地呼吁：“要建造一座文革博物馆！”
他便是巴金先生。
听到这声音，我突然想起文革初我家被洗劫一空的那个晚上，我躺在黑糊糊的走廊地板上睡着，外边人们正在相互残害，不知为什么，梦里忽然响起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我被这号召仁爱的神圣的音响惊醒，满脸以及脸旁的地板上全是泪水。
我从巴金先生的呼吁里，再次感受到一如《第九交响曲》这种对人类博大圣洁的爱心。
在作家心中，比恨更大的是爱，比过去更重要的是未来。然而他比我们年轻一代更年轻地看到，中国要想真正的进步，必须永远不丢掉文革这个历史怪物和政治怪物，正视它、反省它、唾弃它。
尽管文革被政治处死，它的幽灵犹存未泯。只要产生文革的土壤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