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将危险传递给蛇，通知它离开。蛇若攻击，快而且稳而且准而且狠，“绝不饶恕”。
我从七八岁就处于进退不得，其中的尴尬，想起来也真是有意思。长大一些之后，就一直捉摸为什么退不了，为什么无处退，念自己幼小无知，当然捉摸不清。
其实很简单，就是没有了一个可以自为的世俗空间。
于是就来说这个世俗。
以平常心论，所谓中国文化，我想基本是世俗文化吧。这是一种很早就成熟了的实用文化，并且实用出了性格，其性格之强顽，强顽到几大文明古国，只剩下了个中国。
老庄孔孟中的哲学，都是老人做的哲学，我们后人讲究少年老成，与此有关。只是比较起来，老庄孔孟的时代年轻，所以哲学显得有元气。
耶稣基督应该是还不到三十岁时殉难，所以基督教富青年精神，若基督五十岁殉难，基督教恐怕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我们若是大略了解一些商周甲骨文的内容，可能会有一些想法。那里面基本是在问非常实际的问题，比如牛跑啦，什么意思？回不回得来？女人怀孕了，会难产吗？问得极其虔诚，积了那么多牛骨头乌龟壳，就是不谈玄虚。早于商周甲骨文的古埃及文明的象形文字，则有涉及哲学的部分。
甲骨文记录的算是中国“世俗”观的早期吧？当然那时还没有“中国”这个概念。至于哲学形成文字，则是在后来周代的春秋战国时期。
我到意大利去看庞贝遗址，其中有个图书馆，里面的内容当然已经搬到拿波里去了。公元七十九年八月，维苏威火山爆发，热的火山灰埋了当时有八百年历史的庞贝城，当然也将庞贝城图书馆里的泥板书烧结在一起。
三百年前发掘庞贝以后，不少人对这些泥板古书感兴趣，苦于拆不开，我的一位意大利朋友的祖上终于找到一个拆解的办法。
我于是问这个朋友，书里写些什么？朋友说，全部是哲学。吓了我一跳。
道家呢，源兵家而来，一部《道德经》，的确讲到哲学，但大部分是讲治理世俗，“治大国若烹小鲜”，煎小鱼儿常翻动就会烂不成形，社会理想则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衣、食、住都要好，“行”，因为“老死不相往来”，所以不提，但要有“世俗”可享乐。
“无为而无不为”我看是道家的精髓，“无为”是讲在规律面前，只能无为，热铁别摸；可知道了规律，就能无不为，你可以用铲子，用夹子，总之你可以动热铁了，“无不为”。后来的读书人专讲“无为”，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困境，只是越讲越酸。
《棋王》里捡烂纸的老头儿也是在讲无不为，后来那个老者满嘴道禅，有点儿世俗经验的人都知道那是虚捧年轻人，其实就是为遮自己的面子，我自己遇到超过一个加强营的这种人，常常还要来拍我的肩膀摸我的头，中国人常用的世俗招法，话大得不得了，“中华之道”。我倒担心缺根弦儿的读者，当时的口号正是“振兴中华”，赢球儿就游行，失球儿就闹事，可说到底体育是什么呢？是娱乐。
爱因斯坦说民族主义就像天花，总要出的。我看民族主义虽像天花，但总出就不像天花了。
汪曾祺先生曾写文章劝我不要一头扎进道家出不来，拳拳之意，我其实是世俗之人，而且过了上当中邪的年纪了。
道家的“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秩序，所谓“天地不仁”。去符合这个秩序，是为“德”，违犯这个秩序，就是“非德”。
儒家呢，一本《论语》，孔子以“仁”讲“礼”，想解决的是权力品质的问题。说实在“礼”是制度决定一切的意思，但“礼”要体现“仁”。《孟子》是苦口婆心，但是倾向好人政府。
孔、孟其实是很不一样的，不必摆在一起，摆在一起，被误会的是孔子。将孔子与历代儒家摆在一起，被误会的总是孔子。
我个人是喜欢孔子的，起码喜欢他是个体力极好的人，我们现在开汽车，等于是在高速公路上坐沙发，超过两个小时都有点累，孔子当年是乘牛车握轼木周游列国，我是不敢和他握手的，一定会被捏痛。
平心而论，孔子不是哲学家，而是思想家。传说孔子见老子，说老子是云端的青龙，这意思应该是老子到底讲了形而上，也就是哲学。
孔子是非常清晰实际的思想家，有活力，肯担当，并不迂腐，迂腐的是后来人。
后世将孔子立为圣人而不是英雄，有道理，因为圣人就是俗人的典范，样板，可学。
英雄是不可学的，是世俗的心中“魔”，《水浒》就是在讲这个。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其实常常是“群雄并起，天下大乱”。历代尊孔，就是怕天下大乱，治世用儒，也是这个道理。
儒家的实用性，由此可见。
孔子说过“未知生，焉知死”，有点形而上的意思了，其实是要落实生，所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这态度真是好，不像老子有心术。现在老百姓说“死都不怕，还怕活吗”，时代到底不一样，逼得越来越韧。
有时间的话，我们不妨从非儒家的角度来聊聊孔子这个人。
儒家的“道”，由远古的血缘秩序而来，本是朴素的优生规定，所以中国人分辨血缘秩序的称谓非常详细，“五服”之外才可通婚，乱伦是大罪过，“伦”就是道。
之后将血缘秩序对应到政治秩序上去，所以“父子”对“君臣”，父子既不能乱，君臣也就不许乱了。去符合这种“道”，是为“德”，破坏这种“秩序”的，就是“非德”。
常说的“大逆不道”，“逆”就是逆秩序而行，当然也就“不道”，同乱伦一样，都是首罪。
“道貌岸然”，也就是说你在秩序位置上的样子，像河岸一样不可移动错位。科长不可摆出局长的样子来。
所以儒家的“道”，大约可以用“礼”来俗说。我们现在讲待人要有礼貌，本义是对方处在秩序中的什么位置，自己就要做出相应的样貌来，所谓礼上的貌。上级对下级的面无表情，下级对上级的逢迎，你看着不舒服，其实是礼貌。
最先是尊礼的孔子觉得要改变点儿什么，于是提出了“仁”。
道德是一种规定，道变了，相应的德也就跟着变。
像美国这样一种比较纯粹的资本主义秩序，钱就是道，你昨天是穷人，在道中的位置靠后，今天中了“六合彩”，你的位置马上移到前边去。
我认识的一位中国女作家，在道中的位置也就是级别，有权坐火车“软卧”，对花得起钱也坐“软卧”的农民，非常厌恶，这也就是由“道”而来的对别人的“非德”感。中国人不太容暴发户，暴发户只有在美国才能活得体面自在。
“五四”新文化亦是因为要立新的道德，所以必须破除旧道德，“五千年的吃人礼教”。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标榜的立新道德，内里是什么另外再论，起码在话语上继承“五四”革命传统的，我体会是中国共产党。
最看得见摸得着的“道德”是交通法规，按规定开车，“道貌岸然”，千万不可“大逆不道”。英国对交通的左右行驶规定与美国不同，“道不同不相与谋”，不必到英国去质问。
有意思的是，诸子百家里的公孙龙子，名家，最接近古希腊的形式逻辑，他的著作汉时还有十四篇，宋就只有六篇了，讲思辨的文字剩不到两千字。
虽然《道德经》也只有五千言，但公孙龙子是搞辩论的，只剩两千字就很可惜。
一般来讲，不用的东西，容易丢。与庄周辩论的另一个名家惠施，要不是《庄子》提到，连影子都找不见。
这与秦始皇焚书有关，可秦始皇不烧世俗实用的书，例如医药书，种树的书，秦始皇烧思想。
能统一天下的人，不太会是傻瓜，修个长城，治下的百姓才会安全受苦。世俗不能保持，你搜刮谁呢？
可长城修到民不聊生，也就成了亡国工程。
常有人将道家与道教、儒家与儒教混说，“家”是哲学派别。
留传下来的儒道哲学既然有很强的实用成分，那么“教”呢？
鲁迅在《而已集。小杂感》里写过一组互不相干的小杂感，其中的一段杂感是：“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
这一组互不相干的小杂感里，最后一段经常被人引用，就是：“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这好懂，而且我也是具有“如此跃进”想象力的人，不必短袖子。现在全裸的图片太多，反倒是扼杀想象力的。
可是“不憎道士”的一段，我却很久不能懂。终于是在二十岁里的一天在乡下豁朗朗想通，现在还记得那天的痛快劲儿，而且晚上正好有人请吃酒。
什么意思？说穿了，道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也就是全心全意为世俗生活服务的。
道教管理了中国世俗生活中的一切，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也因此历来世俗间暴动，总是以道教为号召，从陈胜吴广，黄巾赤眉，汉末张角一路到清末的义和拳，都是。不过陈胜那里用的还是道教的来源之一巫签。
隋末以后，世俗间暴动也常用弥勒佛为号召，释迦牟尼虽是佛教首领，但弥勒下世，意义等同道教，宋代兴起一直到清的白莲教，成分就有弥勒教。
太平天国讲天父，还要讲分田分地这种实惠，才会一路打到南京，而洪家班真地模仿耶教，却让曾国藩抓到弱点，湘军焉能不胜太平军？
道教由阴阳家、神仙家来，神仙家讲究长生不老，不死，迷恋生命到了极端。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都成仙了，仍要携带世俗，就好像我们看中国人搬进新楼，阳台上满是旧居的实用破烂。
道教的另一个重要资源是巫签，翻一翻五千多卷的《道藏》，符咒无数，简直就是“十万个怎么办”，不必问为什么，照办，解决问题就好。
巫教道教原来是没有偶像神的，有形象的是祥兽，羽人。张光直先生说“食人卣”上祥兽嘴里的那个人是巫师，祥兽送巫师上天沟通，我相信这样的解释，而怀疑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里的“狞厉的美”。
彝器供之高堂，奴隶既无资格看见，怎么会被“狞厉”吓到？奴隶应该是不准进电影院看“恐怖”片的人。“食人”卣，“狞厉”美，是启蒙以后的意识形态的判断。
回到话题来，佛教传入后，道教觉到了威胁。
佛教一下带那么多有头有脸的神来竞争，道教也就开始造偶像神，积极扩充本土革命队伍，例如门神的神荼郁垒终于转为秦叔宝和尉迟敬德。
《封神演义》虽是小说，却道着了名堂。名堂就是，道教的神，是由世俗间的优秀分子组成，这个队伍越来越壮大，世俗的疾苦与希望，无不有世俗所熟悉的人来照顾，大有熟人好办事的意思，天上竟一派世俗烟火气。
这些年来兴起的气功热，特异功能热、易经热，都是巫道回复，世俗的实际需要。不解决世俗实际的“信仰”失落，传统信仰当然复归。
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近年来毛泽东逐渐成为道教意义上的“神”，世俗间以他的像来驱邪避难。而在此之前，他的命相，开国时辰，死亡大限与唐山大地震天示征兆，则在世俗间流传。最有意思是他在陕北与胡宗南周旋时在葭县请和尚算命的传说，当时的那个庙现在香火鼎盛。
人类学家不妨记录一下我们亲见的一个活人怎样变为一个道教神的过程，人证物证都还在，修起论文，很是方便。
再来看儒教。
举例来说，儒家演变到儒教的忠、信，是对现实中的人忠和信。
孝，是对长辈现实生活的承担。
仁，是尊重现实当中的一切人。
贞，好像是要求妻子忠于死去的丈夫，其实是男人对现实中的肉欲生活的持久独占的哀求，因为是宋以后才塞进儒教系统的，是礼下庶人的新理性，与世俗精神有冲突，所以经常成为嘲笑的对象。
礼、义、廉、耻、忠、信、恕、仁、孝、悌、贞、节……一路数下来，从观念到行为，无不是为维持世俗社会的安定团结。
讲到这种关头，你们大概也明白常提的“儒道互补”，从世俗的意义来说，不是儒家道家互补，而是儒教管理世俗的秩序，道教负责这秩序之间的生活质量。
这样一种实际操作系统，中国世俗社会焉能不“超稳定”？
而且，这样一个世俗操作系统，还有自身净化的功能。
所谓世俗的自身净化，就是用现实当中的现实来解决现实的问题。比如一个人死了，活着的亲人痛哭不止，中国人的劝慰是：人死如灯灭，死了的就是死了，你哭坏了身体，以后怎么过？哭的人想通了，也就是净化之后，真的不哭了。
悲，欢，离，合，悲和离是净化，以使人更看重欢与合。
可以说，中国的世俗实用精神，强顽到中国从传统到现实都不会沉浸于宗教，长得烦人的历史中，几乎没有为教义而起的战争。
中国人不会为宗教教义上的一句话厮杀，却会为“肏你妈”大打出手，因为这与世俗生活的秩序，血缘的秩序有关，“你叫我怎么做人”？在世俗中做个人，这就是中国世俗的“人的尊严”，这种尊严毫不抽象。
中国古代的骂阵，就是吃准了这一点，令对方主帅心里气愤，面子上挂不住，出去应战，凶吉未卜。我在乡下看农民或参加知青打架，亦是用此古法。
再者，我们不妨找两个例子来看看中国世俗的实用性如何接纳外来物的。
中国人的祖宗牌位，是一块长方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