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闲说- 第1部分

　　　　不妨从我讲起。

　　　　我是公元第一千九百四十九年、中华民国第三十八年四月生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年十月成立，所以我呢算是民国出生，共和国长大。

　　　　按某种“话语”讲，我是“旧中国”过来的人，好在只有半年，所以没有什么历史问题，无非是尿炕和啼哭吧。

　　　　现在兴讲“话语”这个词，我体会“话语”就是“一套话”的意思，也就是一个系统的“说法”。“历史问题”曾经是可以送去杀、关、管的致命话语，而且深入世俗，老百姓都知道历史问题是什么问题。

　　　　我出生前，父母在包围北平的共产党大军里，为我取名叫个“阿城”，虽说俗气，却有父母纪念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战略成功的意思在里面。十几年后去乡下插队，当地一个拆字的人说你这个“城”字是反意，想想也真是宿命。

　　　　回头来说我出生前，共产党从北平西面的山上虎视这座文化名城，虽然后来将北平改回旧称为北京，想的却是“新中国”。

　　　　因此一九四九年在这个城市出生的许多孩子或者叫“平生”，或者叫“京生”，自然叫“建国”的也不少。一九五六年，我七岁上小学一年级，学校里重名的太多，只好将各班的“京生”“平生”“建国”们调来换去。

　　　　大而言之，古代中国虽有“封建”与“郡县”两制之分，但两千多年是“郡县”的延续，不同是有的，新，却不便恭维。

　　　　虽然本无新旧，一旦王朝改姓，却都是称做“创立新朝”，那些典礼手续和文告，从口气上体会，也算另一种“创立新中国”吧。

　　　　次大而言之，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若将“郡县”改为“君主立宪”，也就真是一个新中国，因为这制度到底还没有过，可惜未成。

　　　　这之前四年的甲午战争，搞了三十年洋务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得知日本军舰刚刚换了新锅炉，节速比北洋水师军舰的高，在清廷主和以保实力。被动开战，则我旧中国人民不免眼睁睁看到了清廷海军的覆灭，留学英国回来的海军军事人才的折损。

　　　　这刺激比五十四年前与英国的鸦片战争要大，日本二十四年前才开始明治维新，全面学习西方。

　　　　“戊戌”之后清廷一九零零年相应变法，废除科举，开设学堂，派遣留学生，改定官制，准备推行三权分立的宪政，倒也按部就班。

　　　　此前一八七二年，已经容闳上议，清廷向美国派出第一批小童公费留学生，其中有我们熟知的一八八一年学成回国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

　　　　容闳自己则是一八四七年私费留学美国，入了美国籍，再回上海做买办。曾国藩委派他去美国买机器，他则建议清廷办合资公司。

　　　　你们看一个半世纪之后，一些拿了绿卡的中国留学生，还是在做同样的事情，这是有“古典”可寻的。

　　　　其实清廷有一项改革，与世俗之人有切肤的关系，即男人剪辫子。

　　　　也是按部就班，先海军，因为舰上机器极多，辫子铰进机器里很是危险，次新军，再次社会。

　　　　男人脑后留长辫，是满人的祖法。清廷改革中的剪辫，我认为本来是会震动世俗的，凡夫君子摸摸脑后，个个会觉得天下真要变了。

　　　　冲击视觉的形体变化是很强烈的，你们只要注意一下此地无处不在的广告当不难体会。

　　　　不过还没有剪到社会这一步，一九一一年，剪了辫子的新军在武昌造成辛亥革命，次年中华民国建立，清帝逊位。以当时四万万的人口来说，可算得是少流血的翻新革命。

　　　　秦始皇征战六国，杀人无算，建立一统的郡县制，虽然传递了两千年，却算不得善始。两千多年后，清帝逊位，可算得善终吧。

　　　　凡以汉族名分立的王朝，覆灭之后，总有大批遗民要恢复旧河山，比如元初、清初。

　　　　民初有个要复清的辫帅张勋，乃汉军旗，是既得满人利益的汉人。另一个例子是溥仪身边的汉人师傅郑孝胥。

　　　　日本人在关外立满洲国，关内的满人并不蜂拥而去。满族本身的复辟欲望，比较下来，算得澹泊，这原因没有见到什么人说过，我倒有些心得，不过是另外的话题了。

　　　　欧洲有个君主立宪小国，他们的虚位皇帝是位科学家，因为总要应付典礼实在无聊麻烦，向议会请废过几次，公民们却不答应。保鲜的活古董，又不碍事，留着是个乐子。另一个例子，你们看英国皇室的日常麻烦让几家英国报纸赚了多少钱！

　　　　设若君皇帝在虚位，最少皇家生日世俗间可以用来做休息的借口。海峡两岸的死结，君皇老儿亦有面子做调停，说两家兄弟和了吧，皇太后找两家兄弟媳妇儿凑桌麻将，不计输赢，过几天也许双方的口气真就软了，可当今简直就找不出这么个场面人儿。

　　　　不过这话是用来做小说的，当不得真。

　　　　若说清逊之后就是新中国，却叫鲁迅先生看出是由一个皇帝变成许多皇帝，写在杂文和小说里面。

　　　　冯玉祥将逊位的溥仪逐出紫禁城，中国的近代史几乎就是一部争做皇帝史，又是杀人无数。

　　　　你们对中国的近当代史都熟，知道孙中山先生说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什么“革命”没有成功？当然是指革命的结果新中国。相同的“志”是什么？当然还是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的新中国“新”一些。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都是当时中国要学习的西方文化里的现代派，新而且鲜。

　　　　恩格斯“甲午战争”时才逝去，列宁则一直活到一九二五年，而且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震动世界，建立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国家制度，不管后果如何，总是“新”吧？

　　　　中国从近代开始，“新”的意思等于“好”。

　　　　也就因此，我们看毛泽东从“新民主主义”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间的历次经济和政治运动，不断扫除一切的旧，是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这些旧，包括戊戌变法甚至辛亥革命，算算到一九四九年还不够五十年，从超现实的观念上来说，却已经旧了。

　　　　我家离北京宣武门外的琉璃厂近，小时候常去逛，为的是白看画。六十年代初，荣宝斋挂过一副郭沫若写的对联，上联是“人民公社好”，下联是“吃饭不要钱”，记不清有没有横批，总之是新得很超现实。不要说当时，就是现在，哪个国家可以吃饭不要钱？

　　　　六四年齐白石先生的画突然少了，几乎没有。听知道的人说，有个文化人买了齐白石画的一把扇子，回去研究，一面是农田里牧童骑牛，另一面题诗，最后的一句“劫后不值半文钱”，被认为是齐白石攻击土地改革的铁证，报到上面内部定案，于是不宜再挂齐白石的画。

　　　　到了一九六六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横扫的了，还是要横扫，竟持续了十年。

　　　　以一个超现实的新中国为号召，当然凡有志和有热情的中国人皆会趋之，理所当然，厚非者大多是事后诸葛亮，人人可做的。

　　　　这个超现实，也是一种现代的意思，中国的头脑们从晚清开始的一门心思，就是为迅速变中国为一个现代国家着急。凡是标明“现代”的一切观念，都像车票，要搭“现代”这趟车，不买票是不能上的。

　　　　看七十年代以前的中国，你就能由直观觉出现实与观念有多大差距，你会问，现代在哪里？超出了多少现实？走马观花，下车伊始就可以，不必调查研究，大家都不是笨人。

　　　　但是，看一九六六年的中国，你可能会在“艺术”上产生现代的错觉。

　　　　六六年六七年的“红海洋”、“语录”歌、“忠”字舞，无一不是观念艺术。想想《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可以谱上曲唱，不靠观念，休想做得出来。你现在请中国最前卫的作曲家为现在随便哪天的《人民日报》社论谱个曲，不服气的尽管试试。李劫夫是中国当代最前卫的观念作曲家。

　　　　“红海洋”也比后来的“地景艺术”早了十年，毛主席像章可算做非商业社会的“普普艺术”吧。

　　　　六六年秋天我在北京前门外大街看到一面墙壁红底上写红字，二十年后，八六年不靠观念是搞不出来的，当时却很轻易，当然靠的毛泽东的观念，靠的是“解放全人类”的观念。

　　　　凡属观念，一线之差，易为荒谬。比如“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的观念认为“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这样一种超现实国家的观念与努力，近十多年来，很多中国人不断在批判。当然不少人的批判，还不是“批判”这个词的原义，很像困狠了的一个哈欠，累久了的一个懒腰。

　　　　我呢，倒很看重这个哈欠或懒腰。

　　　　扫除的“旧”里，有一样叫“世俗”。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的世俗生活被很快地破坏了。

　　　　五十年代有部很有名的电影叫《董存瑞》，讲的是第三次内战时人民解放军攻克热河时炸掉堡垒桥的董存瑞的成长故事。电影里有个情节是农民牛玉合在家乡分了地，出来参加解放军，问他打败蒋介石以后的“理想”，说是回家种地，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儿，大家就取笑他。董存瑞的呢？是建设新中国。

　　　　这两样都很感动人，董存瑞当然不知道他手托炸药包象征性地炸掉了“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儿”。互助组，合作社，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一级比一级高级，超现实，现代，直到毛泽东的“五七”指示，自为的世俗生活早就消失了。

　　　　农民的自留地，总是处在随时留它不住的境界，几只鸡，几只鸭，都长着资本主义尾巴，保留一点物质上的旧习惯旧要求和可怜的世俗符号，也真是难。

　　　　一九六六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出的破“四旧”，我问过几个朋友，近三十年了，都记不清是四样什么旧，我倒记得，是“旧习惯、旧风俗、旧思想、旧文化”。这四样没有一样不与世俗生活有关。

　　　　“新”的建立起来了没有呢？有目共睹，十年后中国的“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

　　　　北京我家附近有一个饭馆，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贴过一张告示，大意是从今后只卖革命食品，也就是棒子面儿窝头，买了以后自己去端，吃完以后自己洗碗筷，革命群众须遵守革命规定。八六年的时候，同是这家饭馆，墙上贴了一条告示：“本店不打骂顾客”。

　　　　我的经历告诉我，扫除自为的世俗空间而建立现代国家，清汤寡水，不是鱼的日子。

　　　　我七八岁的时候，由于家中父亲的政治变故，于是失去了一些资格，六六年不要说参加红卫兵，连参加“红外围”的资格都没有。

　　　　在书上的古代，这是可以“隐”的，当然隐是“仕”过的人的资格，例如陶渊明，他在田园诗里的一股恬澹高兴劲儿，很多是因为相对做过官的经验而来。老百姓就无所谓隐。

　　　　殊不知新中国不可以隐，很实际，你隐到哪里？说彭德怀元帅隐到北京西郊挂甲屯，其实是从新中国的高层机构“隐”到新中国的低层机构去了。

　　　　若说我是边缘人吧，也不对，没有边缘。我倒希望“阶级斗争”起来，有对立，总会产生边缘，但阶级敌人每天认错，次次服输，于是就制造一种新的游戏规则，你不属于百分之九十五，就属于百分之五。真是一种很奇怪的“数目字管理”。

　　　　我在云南的时候，上面派下工作组，跑到深山里来划分阶级成分。深山里的老百姓是刀耕火种，结绳记事，收了谷米，盛在麻袋里顶在头上另寻新地方去了，工作组真是追得辛苦。

　　　　更辛苦的是，不拥有土地所有权的老百姓，怎么来划分他们为“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这些阶级呢？所以工作组只好指派“成分”，建立了低层机构，回去交差，留下糊里糊涂的“地主”“贫农”们继续刀耕火种。

　　　　还是在云南，有一天在山上干活儿，忽然见到山下傣族寨子里跑出一个女子，后面全寨子的人在追，于是停下锄头看，借机休息一下。

　　　　傣族是很温和的，几乎看不到他们的大人打孩子或互相吵架，于是收工后路过寨子时进去看一下。问了，回答道：今天一个运动，明天一个运动，现在又批林彪孔老二，一定是出了“琵琶鬼”，所以今天来捉“琵琶鬼”，看看会不会好一点。

　　　　这“琵琶鬼”类似我们说的“蛊”，捉“琵琶鬼”是傣族的巫俗，若发生了大瘟疫，一族的人死到恐慌起来，就开始捉“琵琶鬼”烧掉，据说可以止瘟疫。

　　　　我在乡下干活儿，抽烟是苦久了歇一歇的正当理由，不抽烟的妇女也可在男人抽烟时歇歇。站在那儿抽烟，新中国最底层机构的行政首长，也就是队长，亦是拿抽烟的人没有办法，顶多恨恨的。

　　　　中国地界广大，却是乡下每个村、城里每条街必有疯傻的人，病了傻了的人，不必开会，不必学习文件，不必“狠斗私字一闪念”，高层机构低层机构的一切要求，都可以不必理会，自为得很。

　　　　设若世俗的自为境地只剩下抽烟和疯傻，还好意思叫什么世俗？

　　　　我上初中的时候，学校组织去北京阜城门内的鲁迅博物馆参观，讲解员说鲁迅先生的木箱打开来可以当书柜，合起来马上就能带了书走，另有一只网篮，也是为了装随时可带的细软。

　　　　我寻思这“硬骨头”鲁迅为什么老要走呢？看了生平展览，大体明白周树人的后半生就是“走”，保全可以思想的肉体，北京，厦门，广州，上海，租界，中国还真有地方可避，也幸亏民国的北伐后只是建立了高层机构，让鲁迅这个文化伟人钻了空子。

　　　　不过这也可能与周树人属蛇有关系。蛇是很机敏的，它的眼睛只能感受明暗而无视力，却能靠腹部觉出危险临近而躲开，所谓“打草惊蛇”，就是行路时主动将危险传递给蛇，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