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闲说- 第3部分

　　　　再者，我们不妨找两个例子来看看中国世俗的实用性如何接纳外来物的。

　　　　中国人的祖宗牌位，是一块长方形的木片，就是“且”字，甲骨文里有这个字，是象形的阴茎，中国人什么都讲究个实在。我前面已经讲过中国人对祖先亲缘的重视。

　　　　母系社会的祖是“日”，写法是一个圆圈当中一点，象形的女阴，也是太阳。中国不少地区到现在还用“日”来表示性行为。甲骨文里有这个字，因为当中的一点，有人说是中华民族很早就对太阳黑子有认识，我看是瞎起劲。

　　　　比起父系社会的“且”，“日”来得开阔多了。

　　　　后来父系社会夺了这个“日”，将自己定为“阳”，女子反而是“阴”，父者千虑，必有一失，搞不好，这个“日”很容易被误会为肛门的象形。

　　　　中国古早的阴阳学说，我总怀疑最初是一种夺权理论，现在不多谈。

　　　　男人自从夺了权，苦不堪言，而且为“阳刚”所累。世俗间颓丧的多是男子，女子少有颓丧。

　　　　女子在世俗中特别韧，为什么？因为女子有母性。因为要养育，母性极其韧，韧到有侠气，这种侠气亦是妩媚，世俗间第一等的妩媚。我亦是偶有颓丧，就到热闹处去张望女子。

　　　　明末到中国来的传教士，主张信教的中国老百姓可以祭祖先，于是和梵蒂冈的教皇屡生矛盾。结果是，凡教皇同意中国教民祭祖的时候，上帝的中国子民就多，不同意，就少。

　　　　耶稣会教士利玛窦明末来中国，那时将“耶稣”译成“爷甦”，爷爷死而甦醒，既有祖宗，又有祖宗复活的奇迹，真是译到中国人的心眼儿里去了。

　　　　天主教中的天堂，实在吸收不了中国人，在中国人看来，进天堂的意思就是永远回不到现世了。反而基督的能治麻风绝症，复活，等同特异功能，对中国人吸收力很大。

　　　　原罪，中国人根本就怀疑，拒绝承认，因为原罪隐含着对祖宗的不敬。

　　　　另一个例子是印度佛教。

　　　　印度佛教西汉末刚传入的时候，借助道术方技，到南北朝才有了声势，唐达于鼎盛，鼎盛也可以形容为儒、道、释三家并立。其实这时的佛教已是中国佛教的意义了。

　　　　例如印度佛教轮回的终极目的是要脱离现实世界，中国世俗则把它改造为回到一个将来的好的现实世界，也就是说，现在不好，积德，皈依，再被生出来，会好。这次输了，再开局，也许会赢，为什么要离开赌场？

　　　　释迦牟尼的原意是离开赌场。

　　　　观音初传到中国的时候，还是个长胡子的男人，后来变成女子，再后来居然有了“送子观音”。

　　　　这也怪不得中国人情急时是阿弥陀佛太上老君一起喊的。

　　　　佛祖也会呵呵大笑的，因为笑并不坏慈悲。

　　　　说到中国佛教的寺庙，二十四史里的《南齐书》记载过佛寺做典当营生，最早的中国当铺就是佛寺。

　　　　唐代的佛寺，常常搞拍卖会，北宋时有一本《禅苑清规》，详细记载了拍卖衣服的过程，拍卖之前，到处贴广告，知会世俗。

　　　　元代的时候，佛寺还搞过类似现在彩票的“签筹”，抽到有奖。

　　　　佛寺的放贷、收租，是我们熟知的。鲁迅的小说《我的师父》，汪曾祺的小说《受戒》，都写到江南的出家人几乎与世俗之人无甚差别。

　　　　我曾见到过一本北洋政府时期北京广济寺主持和尚写的回忆录，看下来，这主持确是个经理与公关人才。主持和尚不念经是合理的，他要念经，一寺的和尚吃什么？

　　　　印度佛教东来中国的时候，佛教在印度已经处于灭亡的阶段，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印度佛教的出世，中国文化中的世俗性格进入佛教，原旨虽然变形，但是流传下来了。

　　　　大英博物馆藏的敦煌卷子里，记着一条女供养人的祈祷，求佛保佑自己的丈夫拉出屎来，因为他大便干燥，痛苦万分。

　　　　至于禅宗，更是改造到极端。

　　　　中国禅宗认为世界实在的不得了，根本无法用抽象来表达，所以禅宗否定语言，“不立文字”。“说出的即不是禅”，已经劈头一棍子打死了，你还有什么废话可说！

　　　　你们可以反问既然不立文字，为什么倒留下了成千上万言的传灯公案？

　　　　我的看法是因为世界太具体，所以只能针对每个人的不同，甚至每个人不同时期的实在状态，给予不同点拨。如果能用公案点拨千万人，中国禅宗的“万物皆佛”也就是妄言诳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了。

　　　　所谓公案，平实来看，就是记录历代不同个人状态的个案，而留下的一本流水账，实际是“私案”。现代人被那个“公”字绕住了，翻翻可以，揪住一案，合自己的具体状态，还好说，不合的话，至死不悟。

　　　　“说出来的即不是禅”是有来头的，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可以说出来的那个道，不是道，已经在否定“说”了。庄子说，“得鱼忘筌”，捕到鱼后，丢掉打鱼的篓子，也是在否定“说”，不过客气一点。有一个相同意思的“得意忘形”，我们现在用来已不全是原意了。

　　　　据胡适之先生的考证，禅宗南宗的不立文字与顿悟，是为争取不识字的世俗信徒。如此，则是禅宗极其实用的一面。

　　　　既然是实用的世俗文化系统，当然就有能力融合外来文化，变化自身，自身变化。

　　　　有意思的是，这种不断变化，到头来却令人觉得是保持不变的。我想造成误会的是中国从秦始皇“书同文”以后的方块象形字几乎没有变。汉代的木简，我们今天读来没有困难，难免让人恍惚。

　　　　你们都知道宋朝的李清照，她的丈夫赵明诚好骨董，李清照写《金石录后序》讲到战乱时如何保留收藏，说是插图多的书先丢，没有款识的古器先丢，原则是留下文字最为重要。读书人认为文字留下了，根也就保住了。

　　　　不识字的中国老百姓也晓得“敬惜字纸”，以前有字的纸是要集中在一起烧掉的，类似一种仪式，字，是有神性的。记得听张光直先生说中国文字的发生是为通人神，是纵向的，西方文字是为传播，是横向的。

　　　　我想中国诗发生成熟得那样早，而且诗的地位最高，与中国字的通神作用有关吧。这样地对待文字，文字焉敢随便变化？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词，词的变化和新词很多。大体说来，翻译佛经产生了很多的新词，像“佛”、“菩萨”、“罗汉”、“金刚”、“波罗蜜”等等。

　　　　第二次是元杂剧，为了记录游牧民族带来的叠音，像“呼啦啦”、“滑溜溜”等等。有个朋友问我“乌七麻黑”怎么写，我说“乌七麻”大概是以前北方游牧民族带来的形容“黑”的词的音写，或者“七麻”是，加在“乌黑”当中，也许都是语音助词，总之多么多么“黑”就是了，将“乌”和“黑”写对，其他随便。

　　　　第三次仍然是为了适应外来文明，也就是近代。科学中化学名词最明显，生生造出许多化学元素的表音表义字，等于词。明末徐光启、李之藻那辈人翻译欧洲传来的数学天文知识，中国字词将将够，对付过去了。清末以后，捉襟见肘，说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反动”、“主任”、“主席”、“主观”、“传统”等等等等，都是外来语，直接从日本搬来的词形。鲁迅讲“拿来主义”，他们那个时代，正是拼命拿来的时代。

　　　　我们看现在读书人的文章，外来的关键词不胜枚举，像什么“一元论”、“人道”、“人权”、“人格”、“人生观”、“反映”、“原理”、“原则”、“典型”、“肯定”、“特别”、“直觉”、“自由”、“立场”、“民族”、“自然”、“作用”、“判断”、“局限”、“系统”、“表现”、“批评”、“制约”、“宗教”、“抽象”、“政策”、“美学”、“客观”、“思想”、“背景”、“相对”、“流行”、“条件”、“现代”、“现实”、“理性”、“假设”、“进化”、“教育”、“提供”、“极端”、“意志”、“意识”、“经验”、“解决”、“概念”、“认为”、“说明”、“论文”、“调节”、“紧张”，大概有五百多个。

　　　　我知道我再举下去，你们大概要疯了，而以上还只是从日文引进中文的几个例子，而且不包括直接译自西方的词，比如译自英文Engine的“引擎”，Index的“引得”，“引得”后来被取自日文的“索引”代替了。

　　　　如果我们将引进的所有汉字形日文词剔除干净，一个现代的中国读书人几乎就不能写文章或说话了。

　　　　你们若有兴趣，不妨找上海辞书社编的《汉语外来词词典》来看看，一九八四年初版，收词相当谨慎。我的一本是一九八五年在湖南古丈县城的书店里买到，一边看一边笑。

　　　　从世俗本身来讲，也是一直在变化的，不妨多看野史、笔记。

　　　　不过正史也可读出端倪，中国历代的皇家，大概有一半不是汉人。孟子就说周文王是“西夷之人”。秦更被称为“戎狄”。常说的唐，皇家的“李”姓，是李家人还没当皇帝时被恩赐的。这李家人生“虬髯”，也就是卷毛连鬓胡子，不是蒙古人种，唐太宗死前嘱咐“丧葬当从汉制”，生怕把他当胡人埋了。

　　　　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里的考证非常详细，你们有兴趣不妨读读，陈先生认为种族与文化是李唐一代史事的关键，实在是精明之论。

　　　　我去陕西看章怀太子墓，里面的壁画，画的多是胡人，这位高干子弟交的尽是外国朋友，更不要说皇家重用的军事大员安禄山是突厥人，史思明是波斯人。安禄山当时镇守的河北，通行胡语，因此有人去过了河北回来忧心忡忡，认为安禄山必反。

　　　　唐朝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你们若有兴趣，拿来当闲书读，一天一小段，唐的世俗典故，物品来源，写得健朗。

　　　　也是唐朝人的崔令钦的《教坊记》，现在有残卷，里面记的当时唐长安、洛阳的世俗生活，常有世俗幽默，又记下当年的曲名，音乐大部分是外来的，本来的则专称“清乐”。

　　　　我想唐代多诗，语句比后世的诗通俗，是因为新的音乐进来。

　　　　唐诗应该是唱的，所谓“装腔”，类似填词，诗配腔，马上就能唱，流布开来。

　　　　唐传奇里有一篇讲到王之涣与另外两个大诗人在酒楼喝酒，听到旁边有一帮伎女唱歌，于是打赌看唱谁的诗多。

　　　　我们觉得高雅的唐诗，其实很像现在世俗间的流行歌曲、卡拉OK。白居易到长安，长安的名士顾况调侃他说“长安米贵，白居不易”，意思是这里米不便宜，留下来难哪，这其实是说流行歌曲的填词手竞争激烈。

　　　　白居易讲究自己的诗通俗易懂，传说他做了诗要去念给不识字的妇女小孩听，这简直就把通俗做了检验一切的标准了。

　　　　做诗，自己做朋友看就是了，为什么会引起生存竞争？看来唐朝的诗多商业行为的成分，不过商品质量非常高，伪劣品站不住脚。

　　　　唐代有两千多诗人的五万多首诗留下来，恐怕靠的是世俗的传唱。

　　　　唐的风采在灿烂张狂的世俗景观，这似乎可以解释唐为什么不产生哲学家，少思想家。

　　　　大而言之，周，秦，南北朝，隋唐，五代，元，清，皇家不是汉人。辛亥革命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若说的是恢复到明，明的朱家却是回族，这族谱保存在美国。

　　　　汉族种性的纯粹，是很可怀疑的，经历了几千年的混杂，你我都很难说自己是纯粹的汉人。在座有不少华裔血统的人生连鬓胡须，这就是胡人的遗传，蒙古人种的是山羊胡子，上唇与下巴的胡须与鬓并不相连。

　　　　中国历代的战乱，中原人不断南迁。广东人说粤语是唐音，我看闽南语亦是古音，以这两个地区的语音读唐诗，都在韵上。

　　　　北方人读唐诗，声音其实不得精神，所以后来专有金代官家的“平水韵”来适应。毛泽东的诗词大部分用的就是明清以来做近体诗的平水韵。

　　　　所谓的北方话，应该是鲜卑语的变化，例如入声消失了。你想北方游牧民族骑在马背上狂奔，入声音互相怎么会听得到？听不到岂不分道扬镳，背道而驰？入声音是会亡族灭种的。

　　　　内地说的普通话，台湾说的国语，都是北方游牧民族的话。杭州在浙江，杭州话却是北方话。北宋南迁，首都汴梁也就是现在的开封，转成了南宋的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想来杭州话会是宋时的河南话？

　　　　殷人大概说的是最古的汉话，因为殷人是我们明确知道的最古的中原民族，不过炎帝治下的中原民族说的话，也可算是汉话，也许我们要考一考苗瑶的语言？不过这些是语言历史学者的领域。

　　　　我去福建，到漳浦，县城外七十多里吧，有个“赵家城”在山里头，原来是南宋宗室赵若和模仿北宋的汴梁建了个迷你石头城，为避祸赵姓改姓黄。过了一百年，元朝覆亡，黄姓又改回姓赵。汴京有两湖，“赵家城”则有两个小池塘模仿着。城里有“完璧楼”，取“完璧归赵”的意思。

　　　　我去的时候城里城外均非人民公社莫属，因为石头城保存得还好，令我恍惚以为宋朝就有了人民公社。

　　　　中国南方的客家人保存族谱很认真，这是人类学的一大财富。中国人对汉族的历史认真在二十几史，少有人下死功夫搞客家人的族谱，他们的语言，族谱，传说，应该是中原民族的年轮，历代“汉人”“客”来“客”去的世俗史。

　　　　我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图书馆，中国的原版地方志多得不得了，回北京后说给一个以前在琉璃厂旧书铺的老伙计听。

　　　　我这个忘年交说，辛亥革命后，清朝的地方志算是封建余孽，都拉到琉璃厂街两边儿堆着，好像现在北京秋后冬储菜的码法儿。日本人先来买，用文明棍儿量高，一文明棍儿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