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问题是，公职人员由于不能受到有效监督，道德水准普遍低下。随便列出一些官职，恐怕在全国范围内很难找出敢让检察机关清点家产的官员。在这种情况下，消耗大量媒体资源为极少数的所谓的先进官员宣传造势，不仅是做无用功，而且由于社会关注的转移，会使道德败坏的官员更加有恃无恐。
对老百姓的道德问题，媒体更应该做的是隐恶扬善。因为，一般来说，老百姓的道德属于自律问题。由于老百姓的不道德行为很容易给当事人带来利益或名誉损失，也就是说，社会能够作出自身调节，因此没有必要浪费媒体公共资源。可官员就不同了。从目前体制来看，老百姓根本没有可能或机会来监督官员。正常反映问题等于引火烧身，上访成本极高且难达到目的，所以自古以来“民不与官斗”。而且，由于我国公民还没有成为权力主体－－不能通过直接选举任免官员－－官员根本不把老百姓放到眼里。
老百姓对官方监督，和官方讲理，最佳渠道莫过于媒体。不道德官员最害怕公开透明，把事情摆到桌面上。古往今来的实践证明，媒体监督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监督。然而，由于我们媒体长期以来充当喉舌，俯首贴耳听命于权力，屡屡沦为贪官污吏吹鼓手。在目前情况下，指望媒体成为第四种权力，还是国人一厢情愿的白日梦。但是，既然党中央决定努力提升社会道德水平，媒体就有必要下点真功夫。要把暴露官员不道德行为作为媒体的主要职责。道理很简单：官风正了，社会风气才能正。官员道德水平提高了，社会道德水平自然水涨船高。
【漫谈】法国作家托克维尔说：“在一切方面都实行选举原则的国家，严格说来没有终身公职。人们就任公职，多半出于偶然，任何人也无法永久保住职位。当每年进行一次选举时，情况尤其如此。在民主国家，每年都有曾被委托行政者的权力被收回，所以他们决不害怕那些人滥用职权。”
【漫谈】邓小平说：“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要比他们管得更好。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
【漫谈】官僚机构腐败，政府官员贪污，这在东南亚一些国家被视为难以根除的恶性肿瘤，而新加坡在独立后几十年里，经过艰苦的努力，毅然决然地铲除了这一危及国家政权生存的瘤疾。这是新加坡创造的奇迹。新加坡何以能出污泥而不染，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高举法律之剑，执政党领导者率先垂范。他们结合国情，制定了严密、完整的法律法规制度，使治理腐败有法可依，严格执法，“刑可上大夫”，促使政府官员廉洁自律，建立了一个诚实廉洁高效的政府机构。
李光耀强调指出：国家兴旺的关键就是要有一个廉洁的政府。政府官员保持廉洁和献身精神，是政府牢固的基础。李光耀把廉政建设纳入国家法制轨道。新加坡政府颁布的《反贪污法》的最大特点是严密、详细、明确，有相当强的操作性，这一方面可以使执法人员能迅速公正地断案，另一方面又使犯罪分子无空可钻。另一大特点是对“贪污” 定义范围宽，惩罚严厉。“贪污” 包括任何以金钱和非金钱形式表现的利益、好处；法律规定，控方一旦证明被告生活阔气，超过他的收入所能承受的程度，或是拥有同收入不相称的财产，法庭就可以以此作为被告已经受贿的佐证。被指控者如果澄清不了“多余” 的财富从何而来，这部分“多余”的财富就可以当作贪污的证据而受到指控。贪污者除被罚款外，还可被判刑；违法犯罪人职位越高，处罚越重。
公务员必须遵守财产申报制度。每年7月1 日，公务员必须向所属部门呈报自己和配偶的全部财产和收入情况。在审查中，如果发现其财产来源不明，贪污调查局就要进行调查。一旦查到证据，即送法院处理。财产申报以后，如果有增长，必须说明增长的原因。如果说明不了，即视为贪污。隐瞒财产不报的也要判刑。
对于公职人员接受礼品的问题，政府规定更严格。通常情况下，政府官员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有商品价值的馈赠，如果情况特殊，无法拒绝，当事人必须将所接受的礼品立即交给负责处理礼品的主管官员。主管官员定期拍卖这些礼品，接受礼品的人可以优先购买，拍卖所得上缴国库。
新加坡政府制定了完整的《中央公积金制度》，规定所有参加社会工作的人员，包括政府公务员、企业职员、一般工人等，都必须参加公积金制度。主要内容是：职工按每个月工资的20％扣交公积金，政府和企业也按该职工月薪的20％比例提供公积金，每个职工可享有相当于月薪40％的公积金。工作时间越久，积蓄越多、据统计，高级公务员到55岁退休时，公积金总额大约有80…90万新元，相当于人民币400…500万元。如果在职廉洁奉公，没有贪污腐败和违法行为，退休后，全家生活富裕，安居乐业。但按照新加坡法律规定，凡有贪污受贿等违法行为者，一律全部撤销其公积金。在如此严厉法律面前，有几个敢冒此风险因贪小便宜去吃大亏的。
新加坡严密的惩治腐败制度，对公务员发挥了三个方面的震慑作用：一是恐惧名誉和地位的丧失；二是恐惧个人人身自由的丧失；三是恐惧个人既得利益的丧失。从而形成“不敢贪” 的巨大压力和心理约束，达到遏制腐败的目的。
新加坡反腐败成效显著，被赋予广泛特别权力的贪污行为调查局功不可没。贪污行为调查局是一个独立行使职权的治贪机构。它直属总理办公室，由总统任命，向总理负责，既是行政机构，又是执法机关。它的特别权力包括：
贪污行为调查局局长和特别调查员，可以不用办理逮捕证便可逮捕涉嫌贪污受贿者、以及被指控并掌握可靠证据和被怀疑已触犯《反贪污法》条款有关者；调查局局长和特别调查员无需公诉人的命令，便可行使刑事诉讼法所赋予的权力和警方侦察调查的有关特别权力来调查贪污受贿罪；
有权入室搜查，没收被认为是赃物或其他罪证的任何银行存款、股票或银行保管箱等；
有权进入各部门、机构，要求其官员、雇员及其他任何人提供任何内部资料、材料；
要求涉嫌贪污受贿者对其合法收入以外的财产说明来源，不能作合理解释的，有权将其提交法院判罪。
贪污行为调查局还有一项特殊的权力，那就是行为跟踪。对于所有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新进的工作人员，贪污行为调查局有权暗中派人跟踪，调查他们的日常行动。行为跟踪制度能够及时地清除不法分子，从而有效地维护国家工作人员清正廉洁的形象。虽然有人对此特权提出异议，但新加坡领导人认为，防止国家被少数败类所腐蚀则是首要问题。
以上新加坡的这些严密、详细、明确、有相当强操作性的反腐败方法，我们为什么不能施行？这种样板，我们为什么不借鉴？人民能够谅解失误，但绝不会同情腐败！政权如非要体现自己胸怀的博大，给腐败者退职金将其辞退，总算是仁至义尽了吧？为什么非要养恶遗患，让其在官位上继续祸害百姓？
我们国家的有些官员，为什么敢于胡作非为、肆无忌惮，因为他知道，只要不是倒大霉正巧撞在了有点铁面无私上司的枪口上，人民是拿他没办法的。他手中权力的变化，只是主座偏座的曲别，掌这权或是掌那权的曲别，最不走运，也就是不到年龄便让提前内部退休罢了。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
【注释】莫之令：无须号令，任其自然之意。自均：自然均匀。
天地相互作用，降下雨露，民众无须号令自然就能够共同沾受润泽。圣人治天下，也应则天行化，用宏观调控来营建适宜的环境，让人民“全其天性而不害其长”，使百姓各安其居，各乐其乐，任意自便，休养生息。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
【注释】始制有名：谓淳朴之风散失后，开始各立官长为之管理。止：止境、限度。不殆：没有危险。
既然淳朴的大道颓废了，仁义礼法乃是救济的无奈之举，故为治政者，应知止勿进，以返泰初之淳朴。知止之道为何？大学云：“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而为法治者，应止于公正严明。不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
【漫谈】现在有些干部违法犯罪，无法无天，群众却拿他没办法，往往需要上级出面干预才能解决；行政机关的禁令、司法机关的终审判决、立法机关颁布的法规，也常常不被许多个人和企业认真对待，甚至连下级政府也不能认真对待上级政府的权威；上面三令五申，下面我行我素，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种法制之名与法制之实间的巨大失衡，将使我们的法制建设陷入严重的危殆之中。
譬道之在天，犹川谷之於江海。
【注释】这就如同道存在于天下事物之中，就象河川溪流汇聚于大海。王弼说：“川谷之求江海，非江海召之。不召不求而自归者，比行道于天下者，不令而自均，不求而自得。”
【意译】
永恒的道，因为没有什么具体形象，所以只好用“无”来名其实。淳朴虽似鄙小，但天下谁也难以将其臣服。
侯王若能保持淳朴，民众将会自然宾从。
天地相互作用，降下雨露，民众无须号令自然就能够共同沾受润泽。
创设了体制，人物便各自有了名称。名称有了，便应遵从与这名称相附的行止，遵从与名称相符的行止便无危殆。这就譬如道存在于天下事物之中，就象似河川溪流共同汇聚于大海。
第三类、遵循道治国安民三大原则（下）
原三十七章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
镇之以无名之朴，夫亦将不欲。
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注释】无为：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无主观任意之为。
至道不损，至德不益，天道无心而随物化。《吕氏春秋》说：“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无私为，故似无为。虚静恬淡，顺物自然，则无不为。
司马迁作《史记》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
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注释】自化：自生自长，自我进化。
言教不如身教。所以，明堂之治，王中无为，以守至正。上承天之所为，下以正其所为，未有不以德为本者。为政以德，则本仁以育万物，本正己以正万民，本中和以处万事。政皆本于德，有为如同无为。
范应元说：“侯若能守道而虚静恬淡，则无为矣。万物将自化其虚静恬淡，则是无不为矣。”严复说：“老子言作用，辄称侯王，故知'道德经'是言治之书。民主乃用道德，君主则言礼，专制则用刑。“
【漫谈】刘晓波在《为什么毛泽东的眼中总是有敌人》一文中写道：
毛泽东诞辰110年，各路毛派和某些商家怀着各自不同动机，借助于官方的“政治正确”而大出风头。毛家亲属也纷纷出版回忆录，盛赞作为伟大领袖和慈爱父亲的毛泽东。然而，他们完全回避了毛泽东对绝对权力的贪婪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即便是被现政权定性为“浩劫”的文革，他们也要“子为父隐”，至多说几句“好心办错事”的搪塞之语。
事实上，被捧为“人民大救星”的毛泽东，恰恰是把所有人都打入地狱的恺撒；他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时刻，站起来的只有作为奴隶主的自己一人，而其他人，包括他的战友，全部作为奴才跪拜在地。“没有共产党就没新中国”的歌词，应该改为“只有毛泽东而没有新中国”。
我曾翻阅过多卷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图书虽然经过精心编选，相信很多更令人不齿的内容在“为尊者讳”的禁忌中被省略掉了，但是，我在阅读这个洁本过程中，仍然感到头皮发炸、后脊梁发凉，脑中毛泽东每天坐在宽大的书房里，手中拿着一支毛笔，只凭他个人的臆想和好恶，在各种自己起草的和呈送上来的文件上圈来圈去，便可以决定一切的一切。对毛泽东来说，行使权力无小事，大到国家决策和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人的生死沉浮，小到“五一”节口号确定；从一场整人运动的发起到运动的具体步骤和方式，从杀人抓人的比例到审判的具体量刑标准，从剥夺人的财产到剥夺人的自由和生命，从新闻的发布到行文修辞甚至标点的对错，从党内斗争到党外运动，从选举权到议政权，从阶级灭绝的指标到除“四害”的数量……中国的一切全取决于毛泽东手中的这枝毛笔。别说公开的言论决不能让他扫兴，就是连夜深人静时的梦都不能有违于他的心愿 。毛泽东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行使他个人绝对权力的机会，偌大的中国和数亿人口的命运，就被一个极权者手中的一支毛笔决定了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
因为，毛泽东把所有人都作为权力的工具和敌人，从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到远隔大洋的美帝，从作为高级动物的人到低级的麻雀。在毛掌权的二十七年内，连续不断地全国性整肃运动，毛大都要定出敌对分子的百分比、甚至要亲自圈定杀人的比例，比如在镇反时期、反右时期和文革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