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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立的、独立的比利时，是英国的产物，或者可说是它那个雄才大略的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一手创建的。比利时的海岸是英国的边境；在比利时平原上，威灵顿＇注：威灵顿（ArthurWellesleyWellington，1769…1852），英国统帅和政治家。在1815年滑铁卢会战中曾同普鲁士的布留赫尔一起击败拿破仑。——译者＇曾挫败自有无敌舰队以来对英国的最大威胁。嗣后，英国便决心把这块敞开无阻、容易跨越的弹丸之地变成一个中立地带，并且根据维也纳会议解决拿破仑战后问题的决定，征得其他列强的同意，将比利时划归了尼德兰王国。比利时人，满腔愤怒，反对跟一个新教统治的国家合并，群情激昂，充满着炽烈的十九世纪的民族主义狂热，在1830年初起而反抗，并就此引起一场国际争夺。荷兰人力争保持他们的属地；法国人急于重新吞并他们一度统治过的地方，也插手进来；至于俄、普、奥这些一心想把欧洲始终置于维也纳会议钳制下的君主国家，则是磨刀霍霍，准备哪里有反抗迹象初露就杀向哪里。
巴麦尊勋爵运筹帷幄，智胜了各国。他懂得，一块属地总是这个、那个邻国垂涎的目标；他懂得，只有成为一个坚决维护其完整的独立国家，才能生存，才能成为一个安全地区。经过九年刚柔相济和矢志目标的努力，以及必要时的不惜动用海军，他终于摆布了逐鹿比利时的各国，并弄到一份国际条约，保证比利时成为一个“独立和永远中立的国家”。这项条约由英、法、俄、普、奥五国于1839年签了字。
1892年，法俄结成军事同盟。此后的局面显然将是上述五国中的四个国家自然而然地以两对两的形式参加史里芬为之策划的战争。欧洲成了好似游戏棒那样叠得盘根错节的一堆乱箭，抽动一根就不能不牵动其余。根据德奥同盟条约的条款，在奥俄的任何冲突中，德国负有支持奥国的义务；按照法俄同盟条约的条款，任何一方卷入对德“防御战争”时，双方均有义务对德采取行动。这些规定将不可避免地使德国在它从事的任何战争中不得不同法俄两面作战。
英国将扮演什么角色，并无定准。它可能保持中立；如果事出有因，它也可能参与对德作战。比利时有可能成为事因，已不是什么秘密。1870年普法战争时，德国还是个崛起中的国家，所以俾斯麦一得到英国的示意，便欣然重申比利时的不可侵犯。格莱斯顿曾从交战国双方争取到一项条约，规定倘交战国任何一方破坏比利时的中立，英国就将与另一方合作，及至协同保卫比利时，不过，将不参与全面作战。这条格莱斯顿公式最后拖的一句尾巴虽不无不切实际之处，但德国没有理由可以认为制定这个公式的动机，在1914年较之在1870年更不那么起作用。然而史里芬却作出决定，一旦发生战争，将借道比利时进攻法国。
他的理由是“军事需要”。他写道，在两面作战的战争中，“整个德国必须扑在一个敌人身上，扑在最强大、最有力、最危险的那个敌人身上，而这个敌人只能是法国。”史里芬在1906年即他退休之年完成的那份计划中，分配八分之七的兵力以六周时间击溃法国，而以八分之一兵力守卫东部国境抗击俄国，直至大部分军队可以调过来迎击这个居于第二位的敌人。他之选择法国作为打击的第一个敌人，是由于俄国有广无穷尽的回旋余地，只要不断后撤，让德国人象拿破仑那样陷入一个漫无止境的战役，就可使德国的速战速决之计不能得逞。何况法国近在咫尺，动员起来又较为迅速。德国和法国都只需两周时间就可动员完毕，在第十五天就可发动大规模的攻势。而俄国，按德国的算术，它四面八方相距甚远，军队众多，铁道窳陋，得要六周时间才能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但到那时法国大概已被打败了。
让东普鲁士这个容克地主邦国和霍亨索伦家族的老家只用九个师来守卫，是个难于承受的风险。但是，腓特烈大帝曾说过：“宁失一省之地，而不分散赖以取胜之兵。”所以，没有什么能象这位伟大的、已经物故的将军的箴言能如此宽慰军心。只有在西线投入最大的兵力，才能使法国迅速完蛋。按史里芬的意见，只有采用包抄战略，利用比利时作为过道，德国才能攻略法国。他的论证，从纯军事观点来看是无可非议的。
当时德国准备用以进攻法国的军队达一百五十万之众，六倍于1870年，在行动上需要回旋余地。1870年以后法国沿阿尔萨斯和洛林边境构筑的要塞，使德国无法越过共同边境作正面进攻。只要法军通向后方的道路畅通无阻，长期围攻就提供不了将敌人迅速网入歼灭战的战机。只有采用包抄战略，才能从背面袭取法军，一举歼灭。可是法国防线不论哪端都是中立国家的地界，一是比利时地界，一是瑞士地界。既要绕到法军背后，又要不出法国国境，这对为数巨大的德军就没有足够的回旋之地。德国人在1870年确曾绕到法军背后而又未越出法境一步，但当时双方军队都为数很少，而今则是调动一支成百万的军队包抄另一支成百万的军队的战争。地盘、公路和铁路都必不可少，而平坦的佛兰德平原则无一不备。比利时既有史里芬克敌制胜方案（翼侧包抄运动）的回旋余地，也是一条规避他视为自取灭亡方案（正面进攻）的途径。
德国军事思想的先知克劳塞维茨曾规定，以“决战”迅速取胜是进攻战的要旨。占领敌人领土和掌握敌人资源均属次要，尽快早日决战定局事属至要。时间重于一切，拖延战争的任何情事，均遭克劳塞维茨的谴责。“逐步削弱”敌人和消耗战，他都畏如地狱。这是他在滑铁卢之战那个十年里的论述，其著作自此被奉为兵法上的《圣经》。
为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史里芬决定采用得自汉尼拔坎尼之战的战略。这位使他入迷的将军早已是一抔黄土。自汉尼拔在坎尼对罗马人采取著名的两面包抄战略以来，已时过两千年。野战炮、机关枪已替代了弓箭和投石器，但史里芬写道：“可是战略原则不变。敌人的正面不是目标所在。至要的是粉碎敌人的翼侧……而以攻其后方完成消灭敌人。”在史里芬的思想指导下，包抄成了德国总参谋部崇拜的神术，正面进攻沦为可鄙的邪道。
史里芬将侵犯比利时列入他于1899年制订的第一个计划。该计划要求横切马斯河以东的比利时一角。这个面积以后逐年扩大，及至1905年，已扩展成很大一片右翼包抄区域，德军将经此穿越比利时，从列日奔向布鲁塞尔，然后挥戈南下，利用佛兰德旷野直捣法国。一切决定于同法国的速战速决，虽经佛兰德作长途绕道，但毕竟较包围共同边界对面的要塞为快。
史里芬没有足够兵力可资用以对法国采取坎尼式的两面包抄。为此，他改用右翼重兵一侧包抄的方式，从马斯河两岸铺天盖地越过整个比利时，象一把可怕的大草耙那样横耙全境，而后沿整个比法交界线进入法国，再循瓦兹河流域直下巴黎。德国大军将插入首都与调回应战的法军之间。这些法军离开它们的工事地带，就会在决定性的歼灭战中给吃掉。有意在左翼阿尔萨斯…洛林一线部署较弱兵力，在史里芬计划中是个要着，这会诱使该地区的法军进入梅斯和孚日山脉之间的“口袋”。法国人一心想收复失地，预料他们会在这里发动进攻；要是他们果真进攻，德国人认为，对于他们的计划的大功告成，是再好不过的，因为可由左翼把他们捆在口袋里，而由右翼从他们背后取得决定性胜利。史里芬的思想深处，总是隐隐约约地希望在战役展开以后，也可以由左翼发动反攻，实现一个地道的两面包抄——他梦寐以求的“庞大的坎尼之战”。但他为右翼保留最大实力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因而他在计划中没有迁就这跃跃欲试的野心。可是左翼这方面的引诱却依然吸引着他的那些继承人。
就这样德国人来到了比利时。决战决定了采用包抄战略，包抄决定了使用比利时国土。德国总参谋部声称这是军事需要；德皇和首相也或多或少地安然接受了下来。至于它是否可取，就其对世界舆论，特别是对中立舆论可能产生的影响而论又是否得计，都被视为不相干的问题。判断的唯一标准在于看上去是否为德军的克敌制胜所需。德国人从1870年普法战争中取得经验，认为德国之伟大，武力和战争是其唯一源泉。他们从陆军元帅戈尔茨的著作《武装的国家》一书中得到的教诲是：“我们是以我们刀剑的锐利，而不是以我们思想的锐利赢得我们的地位的。”破坏比利时中立的决定遂不难随之产生了。
希腊人认为性格决定命运。破坏比利时中立的这个决定，孕育着时间一到就会自我毁灭的种子；而作出这一决定，则是百年来的德国哲学造成的。这个决定，言出史里芬之口，但事出菲希特之手，他认为德国人是苍天选来在宇宙史上居于崇高地位的骄子；也是事出黑格尔之手，他认为他们是领导世界走向德国文明势必普及的光辉前程的使者；也是事出尼采之手，他告诉他们超人而不受制于常人；也是事出特赖奇克之手，他将扩大权力作为国家最高道义责任；还事出整个德国人民之手，他们把自己的世俗君主称为“至尊”。促成史里芬计划的不是克劳塞维茨，不是坎尼之战，而是日积月累起来的唯我主义的整体，它哺育了德国人民，创建了一个民族国家，一个由“自诩是绝对意志的那种极端的幻觉”喂养成长的民族国家。
决战这个目标，是1866年和1870年战胜奥、法的产物。这些已成史迹的战役，象已逝的将军一样，死死地缠住军人的头脑。德国人，也同其他民族一样，准备作一决雌雄的一战。他们仿效汉尼拔那样将一切赌注都押在决战上。可是，甚至汉尼拔的幽灵也许会提醒史里芬，迦太基虽赢得了坎尼之战，但是罗马却赢得了整个战争。
陆军元帅老毛奇在1890年曾预见下次战争有可能得打七年乃至三十年之久，因为现代国家资源巨大，绝不会由于仅仅一次军事失利而认输罢休。他的同名侄儿，接替史里芬任总参谋长的小毛奇也曾有见于此。小毛奇在1906年，在他对克劳塞维茨离经叛道的那个片刻，曾向德皇陈言：“这将是一场全国性的战争。这场战争不是跟一个国家通过一场决战可以解决的，必须同它进行长期艰苦的搏斗，而这个国家在其举国力量崩溃之前是征服不了的。这场战争且将是我们纵然胜利也将耗尽我国人民全部精力的一场战争。”然而，要将自己预言的哲理贯彻下去，那是违背人类本性的，而且有违总参谋部的本性。长期战争，在概念上，既难以名状又漫无边际，既不象正统的、可预卜的、简单的一战定局的那种结束战争的办法，也不象短期战争，它是无法预为科学计划的。小毛奇发表他的预见时已身为总参谋长，可是无论是他或是他的参谋部，无论是其他国家的参谋部，都从没有作过任何努力来计划一次长期战争。除了一个已经物故、一个意志不坚的这两位毛奇以外，别的国家的某些战略家也曾稍微感到长期战争的可能。但是他们跟银行家、实业家们如出一辙，全都偏于相信一场欧洲大战会由于经济生活的失调而不可能支持三、四个月以上。1914年各种因素中的那个不变因素，同任何时代一样，是各方面所有的人都不倾向于为更其棘手的另一种可能预为绸缪，都不倾向于按他们疑为真实的情况行事。
史里芬既抱定“决战”战略，遂将德国的命运拴在这个战略上面。他预料德国一经陈兵比境暴露了战略意图，法国就会立即入侵比利时，因此他策划德国应抢先下手。他的立论是“比利时的中立必将为这方或那方所破坏”，“谁先到那里，占领布鲁塞尔和征收十亿法郎左右的军费，谁就居上风”。
赔款是克劳塞维茨订下的第二个目标。这可使一个国家不用自己解囊而由敌人承担战费进行战争。他的第三个目标是争取公众舆论，通过“取得巨大胜利和占领敌人首都”以竟其成。争取到公众舆论就会有助于结束抵抗。他懂得物质上的胜利将会如何赢得公众舆论，但他却忘了道义上的失败将会怎样失去公众舆论，而这也可能成为从事战争的一种风险。
这种风险法国人可从没有忽视。正由于此，他们作出了同史里芬的预料相反的结论。比利时也是他们进攻的过道，纵不是路经佛兰德平原也是借道阿登山区的通途；可是他们的作战计划禁止他们的军队在德国侵犯比利时之先使用比境。问题的逻辑在他们是清楚的：比利时不论朝哪一方向都是敞开的通途；是德国利用它还是法国利用它，取决于两者之中谁更需要战争。一个法国将军说得好，“谁更决心要战争，谁就势必要破坏比利时的中立。”
史里芬及其参谋部认为比利时不会作战，不会以它的六个师为法军增添力量。1904年，比洛首相同史里芬讨论问题时曾提醒他注意俾斯麦的警告：为反德力量添上又一个与我为敌的对手，那是违反“简单的普通常识的”，史里芬习惯地把单片眼镜在眼圈上转动了几下说，“当然，从那时以来，我们并没有变得更蠢些。”接着他又说，不过比利时是不会用武力相抗的，它只会抗议了事。
德国人之深信这一点，是由于他们相当过分地看重了利奥波德二世——史里芬在世时的比利时国王——臭名昭著的贪得无厌。这个身材高大，长着一把黑黑的铁锹似的大胡子，满身一股由情妇、金钱、在刚果的暴戾恣睢以及其他种种可耻行为交织成的歪风邪气而令人注目的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