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终了时，德皇发表了他生平最具有爆炸性的、最为失检的谈话。他接见了《每日电讯报》记者，谈了他当时对于谁将同谁打仗的见解。这一次可不仅使得他的一些邻国神经紧张，而且也弄得国人坐立不安。公众的非难直言不讳，以致德皇卧床不起，一病三个星期，而且在以后一段时间里也比较寡言慎行了。
此后没有爆发什么新的惊人事件。那十年中的最后两年是最太平的两年。欧洲享受着午后的悠闲，富足安乐。1910年是平静的，繁荣的。摩洛哥的第二轮危机和巴尔干战争还没有到来。诺曼·安吉尔＇注：诺曼·安吉尔（NormanAngell，1874…1967年），英国人，经济学家、和平主义者、新闻工作者和作家。曾任伦敦《每日邮报》巴黎版总经理（1905…1914年），《外交问题》编辑（1928…1931年），工党议员（1929…1931年），1934年得诺贝尔奖金。——译者＇的一本新著《大幻想》刚刚出版，它力图证明战争是不可能的。他以令人信服的例证和颠扑不破的立论，说明在当时各国财政经济相互依存的情况下，胜者和败者同样遭殃，所以，战争已成为无利可图；所以，没有一个国家竟会愚蠢到乃至发动一场战争。这本书经译成十一国文字，成了崇拜的偶像。在曼彻斯特、格拉斯哥以及其他工业城市的一些大学，忠实信徒组织了四十多个研究小组，致力宣传该书的教义。安吉尔的一位最热忱的门徒是伊谢尔子爵，一个对军事政策颇具影响的人物，英王的朋友和顾问，陆军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受命对布尔战争中作战受挫后的英国陆军进行改造。这位勋爵在剑桥大学和巴黎大学讲授《大幻想》，他在那里阐明如何“新的经济因素一清二楚地证明侵略战争是荒唐愚蠢的”。他说，一场二十世纪的战争，其规模之大当使“商业遭劫，财政崩溃，人民遭殃”。这些不可避免的后果，将“包含着克制力量”，使战争毫无可能。他在总参谋长约翰·弗伦奇爵士任主席的三军俱乐部里，向听讲的军官们说，由于各国利害关系的相互交织，战争“已成为日益困难和不可能的了”。
至于德国，伊谢尔勋爵很有把握地说，“是和大不列颠同样善于接受诺曼·安吉尔的学说的”。他曾奉赠给德皇和王储几本《大幻想》。这或者是他设法给他们的，但不论怎样，他们对学说的接受程度如何，则无报道。也没有证据可资说明他也曾赠送冯·贝恩哈迪将军一本。这位将军在1910年正埋首写作《德国人与下一次战争》，该书于第二年出版，和安吉尔的书具有同样巨大的影响，不过是出自相反的观点。《发动战争的权利》、《发动战争的义务》和《或为世界强权或是没落》，这三章的标题概括了全书的论点。
贝恩哈迪，1870年是个年方二十一岁的骑兵军官，是德军进入巴黎时第一个乘骑突入凯旋门的德国人。自此以后，军旗和荣誉，已不再象他在另一章《德国的历史使命》中所运用的有关战争的理论、哲学和科学那样使他感兴趣了。他曾任总参谋部军事史部门的负责人，是这个苦思苦干的组织中的智囊之一，是一部关于骑兵的经典著作的作者。而后，他集毕生精力从事研究克劳塞维茨、特赖奇克和达尔文，并将研究所得倾注到后来使他的名字等同战神的这本书里。
他说，战争“是生物的需要”；战争是“自然界一切法则所依存的自然法则亦即生存竞争法则”在人类社会的体现。他说，各个国家，不是发展就是衰退，“不可能有静止状态”。德国必须选择，“或为世界强权，或是没落”。在各国之中，德国“在社会政治方面，是所有文明进步国家之冠”；但是，它却“被挤压在狭窄的、非自然的境域之内”。没有日益强大的政治权力，没有一个扩大的势力范围，没有新的领土，它就不可能达到它的“伟大的道义目的”。这种权力的增强“是同我们的重要性相称的”，“是我们有权要求的”，是一种“政治需要”和“国家的首要任务”。他宣称，“凡我们现在所希望达到的，均必须力争”，他自己把“力争”两字写成斜体字，由此，他驰笔归结：“征服遂成为一条需要的法则。”
既证明了“需要”（这是德国军事思想家爱用的词儿），贝恩哈迪便进而谈论手段问题。发动战争的义务一经确认下来，使战争胜利这第二项义务便随之而来了。而要取得胜利，一个国家必须在它自己选择的“最有利时刻”发动战争；它有“公认的权利……掌握发挥这种主动性的可贵特权”。进攻战于是成了另一个“需要”，再一个结论也就免不了是：“采取攻势和打出第一枪，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德皇对于附在侵略者身上的“臭名”还有所顾忌，贝恩哈迪则毫无此感，并且在这一枪将打向何处的问题上，也毫不闪烁其辞。他写道，以为德、法总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它们的问题的想法，是“不可思议的”。“法国必须化为齑粉，使它再也不能越我雷池一步”；它“必须予以毁灭性的打击，使之永不复为列强”。
爱德华国王未能看到贝恩哈迪的这本书就逝世了。1910年1月，在前往马里安温泉和比阿里茨以前，他向德皇致以一年一度的生日祝贺，并送了他一根手杖作为贺仪。几个月后他逝世了。
伊斯伏尔斯基得此噩耗，便说：“我们失去了我们外交政策的支柱。”这可说得过分了些。对于形成新的联盟格局，爱德华不过是一个工具，而不是一个建筑师。在法国，据《费加罗报》的报道，英王逝世引起了“深切的哀痛”和“真心的惶恐不安”。该报说，巴黎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朋友”，象伦敦一样感到深切悲痛。和平大街的灯柱和店家的橱窗，同伦敦皮卡迪利大街一样披着黑纱；马车夫在鞭子上都系着黑绉纱蝴蝶结；甚至在外省城镇，也象悼念法国的伟大公民逝世一样，可以看到挂着黑纱的英国故王像片。在东京，不忘英日同盟之功，家家户户挂着两国国旗和在旗杆上缠着黑纱。在德国，不论感情如何，是按常规办事的。陆、海军全体军官奉命服丧八天！在领海内的舰队鸣炮致哀并下半旗，帝国国会全体肃立谛听议长宣读唁电，德皇亲自去英国大使馆吊唁，拜会了大使，历时一小时又半。
在伦敦，王室在英王逝世后的整个一周里都忙着在维多利亚车站迎接前来的王公贵族。德皇是乘坐“霍亨索伦”号游艇，在四艘英国驱逐舰护送下前来的。他将船停舶在泰晤士河口，到伦敦的最后一段路程改乘了火车，同一般的王公贵族一样来到维多利亚车站。月台上铺着紫红地毯，在停放他乘坐的马车的地方还放着紫红地毯覆盖的踏脚。钟报正午，火车入站，德皇为人熟悉的身躯走下车来，受到他表弟乔治国王的欢迎，他吻了乔治的双颊。午饭后，他们一齐来到停放爱德华遗体供人瞻仰的威斯敏斯特大厅。上一夜的雷暴雨和整个早晨的倾盆大雨，没有阻碍得了爱德华的子民们成群结队肃穆耐心地等待着穿过大厅。这一天是5月19日，星期四，队伍绵延，长达五英里。这一天，地球将合该通过哈雷彗星的尾部。彗星的出现，总叫人想起历来是灾难的预兆——不是曾预兆过诺曼底人的征服吗——并使报界感慨系之，文艺栏的编辑们刊印了《儒略·恺撒》中的诗句：
乞丐死了的时候，天上不会有彗星出现；
君主们的凋殒才会上感天象。
宽敞的大厅里，停放着灵床，一片庄严肃穆。灵床周围摆着王冠、王徽、御杖。灵床四角由四个军官守护着，他们来自帝国不同的团队，按传统致哀仪态站在那里，低着头，戴着白手套，两手相交按在剑柄上。德皇以同是帝王的切身兴趣注意着帝王殡殓的全部礼仪。他印象深刻，多少年后，对这“令人叹为观止的中世纪情景”的场面，犹能一一道其细节。他看到狭长的哥特式的窗户透进来的一道道阳光使王冠上的珠宝光芒四射；他观察着灵床四角警卫的换班情况，四个新警卫举着剑正步走来，到达岗位的时候将剑头掉转向下，下班的警卫则缓慢而又悄悄地从隐在暗处看不见的出口处消失了。他将紫白两色的花圈放在灵柩上，随即同乔治国王跪下默默祈祷。他站起身来，紧紧抓住这位表弟的手，有力地、深表同情地握着。这个姿态，得到广泛的报道，博得了很好的评价。
他在公开场合，举止得体，无懈可击；但在私下，见到玩弄新阴谋有机可乘时就按捺不住了。那天晚上，当英王在白金汉宫设宴招待前来吊唁的七十位王公贵族和特使时，他在宴会上老是缠着法国的皮雄先生谈个不休，并向他提出一旦德国在一场冲突中处于同英国对立的地位，法国就该支持德国。鉴于当时的场合和地点，这位皇上新发作的这次心血来潮，引起了和以往同样无谓的纷扰。前此，英国那位忧心忡忡的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曾一度深有感触、若有所思地说过：“别的君主们要安静得多。”德皇后来矢口否认，说他根本没有讲过这类话。他声称只谈了摩洛哥问题和“其他一些政治问题”。皮雄先生也只好小心策略些，说德皇当时的言语是“友善的、温和的”。
第二天上午，威廉在置身送葬行列不能开口的当儿，他的举止堪为楷模。他紧勒缰绳，走在乔治国王一肩之后。他在这次葬礼的专访记者柯南·道尔眼中，显得“如此崇高，要是英国今天再不把他搂回自己的怀抱，就不免有损于它固有的仁慈之心”。送葬队伍到了威斯敏斯特大厅，他第一个跳下马来，在亚历山德拉王后的马车走近的时刻，“他奔向车门，敏捷非常，赶在王室侍从前面到了”，不过看到王后正准备从另一边下车。威廉又矫捷如燕，转奔过去，仍然赶在侍从前面第一个到达车门，伸手把这位寡后搀扶下来。他吻着她，充满着外甥痛伤舅父的悲痛激情。幸好乔治国王这时赶来为他母后解围，亲自护送了她。她之嫌恶德皇，既出于对他本人的憎恨，也为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缘故。德国夺取丹麦那些公爵领地的时候，德皇虽年仅八岁，但她从没有饶恕过他和他的国家。当她的儿子1890年访问柏林被授予普鲁士团队名誉上校团长的时候，她写信给他说：“这样吾儿乔治就成了一个活生生的穿着令人作呕的蓝军服，戴着尖顶头盔的德国兵了！！！唉！我从没有想到我活着的时候竟看到这个！但是，不要介意，……这是你的不幸，而不是你的过错。”
鼓声低沉，笛声泣诉，灵柩裹着王旗，由二十名身穿蓝衫、头戴草帽的水兵抬出大厅。阳光下突然闪烁着一片剑光，骑兵在立正致敬。四声刺耳的哨音信号一发，水兵将灵柩抬上紫、红、白间饰的炮车。两面是密层层黑压压的人群，鸦雀无声；阻拦人群的近卫军警戒线，纹丝不动。送葬的行列就在这两堵红墙似的警戒线之间徐徐前移。伦敦从没有这样倾城倾巷，从没有这样万籁俱寂。灵车由英国骑炮兵队曳着，伴随灵车和在车后走着的是已故陛下的六十三名侍从副官，不是陆军上校就是海军上尉，并且全部都是贵族，其中有五个公爵，四个侯爵，十三个伯爵。英国的三个陆军元帅：基钦纳勋爵、罗伯茨勋爵和伊夫林·伍德爵士并骑前行。他们后面是六个海军元帅，再后是独自一人行走着的约翰·费希尔爵士，前任第一海务大臣，爱德华的挚友，此人不仅脾气急躁，性情怪僻，而且有着一副非英国人所有的那种官气十足而古怪的面孔。来自各方面的著名部队的特遣队，云集一起，有科尔斯特里姆军、戈登高地军、近卫骑兵和一般骑兵、近卫骑兵第三团、枪骑兵和皇家火枪兵，有德国、俄国、奥国显赫的轻骑兵和重骑兵，以及爱德华曾任名誉官长的其他国家的骑兵部队，还有德国海军的将军们——这个军事场面，在一些不以为然的观众看来，对于一个有“和平缔造者”之称的人的葬礼来说，未免过于庞大了。
故王的坐骑，由两个马夫牵着，鞍在人不在，马镫上马靴倒置；故王的鬃毛猎犬踯躅在后面，更增添了睹物思人的伤感。后面走来的是英国的盛大队伍：穿着中世纪纹章战袍的传令官们，银杖侍从，白官仗侍从队，王室侍从武官，苏格兰弓箭卫队，假发黑袍的法官们，深红法衣的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紫色长袍的主教们，黑丝绒礼帽和伊丽莎白式饰边衣领的王室卫队，一队随行的号手。接着就是帝王的队伍。他们后面是一辆玻璃车厢的马车，载着新寡的王后和她的姊妹俄国皇太后，再后是十二辆马车，载着各国的王后、贵妇以及东方各国的王公显贵。
沿着白厅、林荫大街、皮卡迪利大街和海德公园一直到帕丁顿火车站——遗体要从那里用车送往温莎去安葬——长长的出殡队伍缓缓而行。皇家近卫骑兵队的乐队奏着《扫罗王》清唱剧中的送葬曲。人们缓缓而行，在哀乐声中感到曲终永诀的时候了。葬礼之后，伊谢尔勋爵在日记中写道：“如此烟消云散，前所未有，所有指示我们生活航向的老航标看来都被席卷而去了。”
计划
第二章“让右翼末梢袖拂海峡”
1891年至1906年期间的德国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史里芬伯爵，跟所有的德国军官一样，是深受克劳塞维茨“法兰西王朝的心窝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之间”这一训示熏陶的。但这句名言令人扫兴。它指引的那条路，由于比利时的中立，是条涉足不得的禁途。何况比利时的中立，又是德国同另外四个欧洲大国所永远保证的。既深信战争必不可免，又认为在可以稳操胜券的情况下德国必须参战，史里芬于是决心不容这个比利时的难题成为德国的路障。普鲁士的军官有两类，一是颈粗如牛，一是腰细若蜂，他属于后者。戴着单片眼镜，老态龙钟，冷漠难近。他专心致志于职务，唯工作之需要是想，甚至在东普鲁士一次通宵野外参谋见习结束后，旭日东升，朝阳下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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