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无论怎样，此处并未留给“个人张扬权利”话语的辩理空间。因为，个人通过官司张扬权利，面对的仍是多数利己者，效果多大，还是疑问。个人即便豁出来，勇敢“现身说法”，众人还是静悄悄地喜欢“搭便车”。打这，前述的“成本计算说”的反驳道道儿，从另一方面，又可再次露脸了。起码它是提醒“现身说法”的个人：钱财不划算时，更要琢磨“现身说法”的效果。
其实，更为重要的，这里涉及国家管理角色和个人生活角色的分离定位。其中要害，需做简论。面对陌生人之间的“短期视界”、坑蒙拐骗甚至“搭便车”的行动策略，国家需要推出制度安排。国家的角色，决定其不得坐山观虎斗。国家的符号──官府，其滋养来源，大体出自纳税人的腰包。以“社会契约论”的根据而言，纳税的目的之一，正是希冀政府管理的回报。依此来看，国家设计制度，来疏导甚至抑制陌生人之间的行动策略，是“正当性”、“合法性”的要求。不做，似乎不成。
对个人来讲，就另当别论了。个人，尤其是低层小民，其生计来源，大抵要靠自为。而且，他们的生活是片段、琐碎、日常的。他们没有国家式的责任，而且也无力去做一类“大工作”。由此，其角色定位便与国家分开了。自然，如果个人自己社会道德责任太强，非要演绎权利宣言式的示范作用（“现身说法”），也未尝不可。可也不必非究成本不对称的小额官司。拿大额官司来说事，已经足够。前边提过这点。
角色定位的细节清楚了，就要回头再看“自我消化”的问题。
前边说了，活在世上，糟心事儿会接续不断。其接续不断使自我消化，在熟人社群中有用。不仅如此，在陌生人关系中那也许更可派上用场。陌生而且人多，遭遇烦心事的机率便会高些。这里，有个正比例的关系。啥事都要较真儿，自然不会如愿以偿。所以，咽口“气”，可能也是顺当过活的一个方式。
当然，反过来，正因为陌生人的关系不存有将来的“和睦前景”、“彼此共处”的问题，于是，出“气”，将“气”以官司的方式释放出来，也就没有熟人社会中的顾虑了。“气”，其原因蛮多。可在出气之前，总要看看能否化解。这般化解，不是为了外人，而是为了自己。如果不能化解，算清成本之后再作理论，未尝不可。进而言之，到了节骨眼儿上，没辙，不出气就是过不去，自然需要拎出钱来，不惜血本，在官司上决一雌雄，大踏步地“走向法庭”，断清子丑寅卯。反之，则需另寻思路。
二、写字小额官司——几类思考的理路（5 ）
五在陌生人的关系中，用官司出“气”，有时的确是个可理解的办法。但是，还要看到一个与此略微沾边的问题。这个问题，顶要紧。
“气”，有时是单纯的“气”，比如被人踩了一脚，心里就是别扭，或者瞧见苍蝇满屋飞，硬是不舒服。这里没有直接显眼的“宏大”问题。有时却不同，它和一种意识形态话语有关。比如，为了本土气节，偏是不买舶来货品；为了男权自尊，决不向女性低头，而是“宁折不弯”……等等。此处便有一目了然的“宏大”问题。在一元钱的官司里，就有“宏大”意识形态话语这一茬儿。买书者宣称，为了自己权利以及其他消费者的权利，为了“法”字照遍大地，必须向书店挑战，即使比例悬殊地花上许多钱，也要讨回象征“自己心中澳门”的一元钱。
意识形态话语的操纵，显现了。
问题的关键倒在于，当“气”和意识形态话语挂钩时，在某些情形中，真正“气”的成份少了，直接的自身利益驱动少了。在一元钱的官司里，买书者的“气”并不多，直接的自身利益驱动也不多（否则便不会拿出许多钱来追一元钱）。如果真是为了“气”，为了自身利益，前面说过，这是可理解的。转过来，如果大部分动机裹挟于意识形态话语之中，倒需要仔细琢磨一下了。
其一，对具体的个人，意识形态话语有时并不一定带来好日子，它可能使生活变得失望。这有历史为证。解放初年，小民百姓本可一点一滴地过上自足的小日子，可一种“宏大叙事”的东西，将人们不知不觉地牵引进了“彼岸”轨道。一上轨道，便刹车不急。而时隔不久，小民百姓才发现生活似乎越来越困苦，自己的生活，远比想象来得糟糕。这是多年以后人们才反省的一个例子。其实，就算在一元钱官司里，买书者也是为一元钱，最后花去了两千元左右。这当然是损失了。在通常情况下，对买书者个人，两千元自然要比一元钱更能带来好日子。但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不知不觉地将这逆转了，将两千元“扔掉”了。
其二，意识形态话语在“放逐”一种利益的时候，有时暗中却输出了他者利益。这话语有时所以具有不可阻挡的显赫操纵力，正是因为，它与某些阶层集团的需求动力具有“同谋”关系。在一元钱官司的运行中，买书者请了律师，在法院所在地吃住了，实际上还不断地通过交通工具穿梭于路途之间，这其中就有了律师费、食宿费、交通费……等等。显然，一些阶层集团正在等待这些财富的进账。而意识形态话语的推波助澜，的确可以使财富从一处流向另一处。现在深层困惑问题不能回避了：在财富流动的背景中，对买书者个人，怎能说“官司权利”意识可以通过经济学的“外部性”，实现公平正义的伸张？意识形态话语，有时实际上在做另外一种不太光彩的事情。
当然，这世上，也会出现律师放弃代理费，餐馆免去饮食费，旅店放弃住宿费，汽车、火车甚至飞机放弃交通费，来张扬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的景观。可是这等作为的前提，依然是这些阶层集团基本存活不成问题，而且效益有余。在大面上，它们不会让小的“得不偿失”破坏了自己的“整体前景”。生活，对它们，总是实在的。
话说到这里，可以想见，“成本计算说”、国人传统中的自让和个人的社会角色定位（相对国家），无形中又可帮助买书者个人，去抵御意识形态话语的负面操纵。
六最后再唠两下。
在大媒体的清谈节目之中，不少人赞扬买书者的小额官司行动，说精神可嘉。而在下不以为然，泼了一点凉水，说这官司兴许没有必要去打。在下总在设想，在推行现代性法律方案及话语的时候，“官司成本计算说”、国人传统中的一些过活方式，以及个人社会角色定位的自我意识，对低层的小民个人究竟具有何种意义。兴许，对他们（她），法治的目的不单是“法治”，而是为了生活得更好。
二、写字村学乡学（1 ）
——一种乡村制度的话语构建民国那阵儿，梁漱溟曾为山东邹平县的乡下人做了两次演讲。之后，有人将其合成了《乡村建设大意》。演讲的末了，梁漱溟提到一类乡村组织——村学乡学，并以为，它是乡村制度建设的“清醒”进路。这组织，蛮有意思。套用梁漱溟自己的隐喻来说，它可讲“是棵新树，但它是从原来的老树根上生长出来的，仍和老树为同根，不是另外一棵树” 。当年演讲的历史语境，和眼下有些近似，一来中西制度话语相互浸溶而又相互抵制，二来都见有“自治制度”在乡村的发育涌动。这样，解读“村学乡学”，也就不免有了一点意义。
一中国太大，而且主要是“积乡而成” 。广袤且主要是乡村，便使沾染不少城市色彩（民国时期）的国家法律制度运作起来不太灵便，或说鞭长莫及，直至形同虚设。国家法律用文字写了出来，自然需要人力传送下去，执行下去，并且，需要一种大背景的文化意识形态作为潜层支撑。可是那阵儿的民国，正像许多人认识到的，在传统经济的产出能力上捉襟见肘，无法提供足够的人力所需的钱财支持。在文化意识形态上，也是一准的叫人头痛犯愁：乡民村民在灰色的幕后一方面拨拉着小算盘，另一方面，抱守着人情礼治的陈年老套。于是，政府到底像不少朝代皇权所做的，推出了“地方自治”策略：留出相当政治空间交由地方自己了断。
“地方自治”，在乡村就是乡村自治。
乡村自治的基本路数，是今人熟悉的。毕竟眼下也开始了“村民自治”的运动。
自治的头条，兴许是多数议决。大凡村事乡事，大家要开会表决，之后，立下文字规矩。无论怎样，不能一人说了算。否则，可说是“政治侵权”——侵犯了村民乡民的自治权利。二是对领路人有个制约。领路人，比如村长乡长，出了毛病，村民乡民不喜欢他了就可以罢免废掉。这是外部制约。另有内部制约。像乡里有乡公所、监委会（在民国时期）一类的组织角色，它们相互看守，盯着彼此一言一行。而监委会还瞅着乡长的一举一动，发现腐败苗头，立刻揪出公布于众。三是，村社头头可以将犯事儿的村民乡民拿下。只要有人不把国家法律当回事，或者，硬顶县区的命令规章，视自治公约及公众决议如儿戏，头头就可以按住扭送，交由官办。再下来第四，还有一个纠纷调解委员会。调解委员会几乎是我们今天基层最熟悉的了。这委员会的用意，是想在村民乡民打官司之前，便将纠纷的势头压下去。委员会有个机构，还规定了一些手续，虽讲不提“判决”两字，但要分清是非，按部就班地劝说各方各让一步。
说来，这些基本路数，都和法治或法律的劲头有些相合。其实，至少就头两项来说，那可是一类在西方国家并不少见的政治设计。如此，在中国的各个乡村，人们似乎就看到了星罗棋布的小型“准法治国”的影子。民国政府，有这个意思。
梁漱溟不以为然。
他说，乡村自治的路向不错，只是路数不对。大一统的国家法律秩序肯定会是费力不讨好。可是，这不意味着，小而全的“准法治国”，可以散布开来。散布开来的结果就是破坏了中国文化的老根──乡村。几十年来，“先从沿江沿海通都大邑破坏起，才渐渐地延及到内地乡村。……先从叶梢焦枯起，才渐渐地焦枯到身干老根” 。因为，那路数，终究是西化的“缩小”输入，它自然会断送中国人的老道理。而老道理又是国人过活的根本。拆开来讲，老道理正是一套套犹如陈年老酒一般的依然有效的规矩、制度和道道儿 。“我们相信，中国的老道理是站得住的。从粗处看自然是有许多要改变的地方，但根本深处细处是变不得的”。
二、写字村学乡学（2 ）
二为什么变不得？
两方面说。一是我们村民乡民的习性情感。二是自然而然的理由。
梁漱溟以为，就拿多数议决来讲，它就和咱们古往今来的尚贤尊师的风气不合。贤人师长，总是明理知故，经验斗量。多数议决自然会无形地抹煞那类“地方性”的智慧。之外，这多数议决还会助长个人权利意识的膨胀。权利想的多了，人们就爱分争。可内忧外患的“此刻中国所最需要者为结团体” 。权利意识还有更大的毛病。这便是，你讲人人自有自由权，那么，许多陋习就割除不掉。比如妇女缠足，一准是个陋习。但鼓吹个人自由权，缠足妇女就会扔给你一句：“脚长在我腿上，怎么折腾是我自己的事儿，没碍着他人。所以，关你什么？！”这话显然会着实令人里外不适。
再拿乡民有权罢免乡长来说，有人可以当上乡长，自是因为原本就有体面，乡民村民个个信他服他。但是，来个内部及外部制约，在他出些毛病的时候，由监委会一捅戳穿，再由乡民一掳到底，摘掉乡长之冠，太叫人难堪了。乡下人讲情义，讲面子，那样一种方式让乡长无法活下去，而且，叫乡民村民越来越减少温情，大家之间的向心力，随之飘散。还有，不留情义面子，乡长就不会时常扪心自问、良心发现，惟恐做出对不住乡民的事情，倒会暗自诋诂：“管他那么多！反正稍有不是，没人同情。倒不如聪明地能捞就捞！”
反过来，乡长对乡民说拿办就拿办，也是太无情义。乡长与乡民，都是生于斯长于斯，低头不见抬头见。乡长有体面，有份量，这体面份量可以帮助乡民弃恶从善。非要扭送官办，也就没有了师长的温情尊严以及号召力。“本来一乡一村即等于一家，一家之中彼此应当有情有义，乡党邻里之间也是一样，不能用强硬的法律解决的办法；一用法律则有伤情义了。中国人尤其是乡下人情义特别重，对这种有伤情义的办法如何能受得了”？
调解委员会也有问题。这调解，要手续，要程序。所以，它“与法庭仍是一气，不啻为法庭的下一级；但中国乡村的事却断不能用法律解决的办法，必须准情夺理，以情义为主，方能和众息争；若强用法律解决，则不但不能够调解纠纷，反更让纠纷易起” 。村里乡里通常不见人口的迁移，终老是一块土地，打这更多出现了熟人社会。熟人之间，恰是需要看到纠纷之后怎样继续相处，而不是非要究个是非上的子丑寅卯。和谐的生活，是要连续下去的，即便对错含糊不清。
说到习性情感和自然而然的理由，更为重要的是后者。
在梁漱溟的眼中，恰是缘于后者，那会儿的西洋风气也在转变着，不纯是清一色的“法治自治”。
梁漱溟断定，诸如多数议决的规矩，在西洋也是打中世纪以后才浮出的。启蒙理性的催发，使洋人倍感“自我”的第一性。这类第一性，也使个人理直气壮地参与社群事务。可个人有权发言，便容易因意见不同而争论。相持不决，又使事情没法子行进。于是，洋人琢磨，“要想大家不致老是争论不已，不得决定，那就得多数表决。多数表决了，大家一致遵行，便可以省却了多少争论麻烦，这实在是一个最省事的办法” 。但是，人们需要知道另一面的理儿：“多数表决固然是省事，而多数所表决的不一定就算是对” 。故而转来转去，洋人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