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是省事，而多数所表决的不一定就算是对” 。故而转来转去，洋人还是明白了多数议决的双刃性。末了，他（她）们依然给“知识科层”留出一块权力的地盘，由其定夺作数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中西的沟通调和点了。……尊师，尊尚贤智，实在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必要”。
如此讲来，中国老道理的深处细处，不应变。
二、写字村学乡学（3 ）
三当年的“地方自治”，不足夸耀。像惯常流传所说的，新鲜的洋鬼子规矩，不仅没有给乡村带来生气，反而使原有的礼制田园秩序崩溃了，村民乡民不知所措。它毁掉了中国文化的老根，那老根又在于中国的老道理。老道理有自然而然的一面。就连洋鬼子，也是回过味儿来了。梁漱溟抓住了此处要害。
接下去怎么办？老道理深处细处变不得，但是，有些浅处粗处还是要变。
这样，一种新的乡村制度──村学乡学，凸现了。
村学乡学是个组织。里面有学众、学长、学董和教员。学众，当是村中乡中男女老少一切人。学长，品德高尚，操守数一数二，可以替代原有监委会的位置。学董则是八面玲珑，办事麻利，大体是个村长乡长的意思。教员，专门跑腿，将外边的知识传送到村里乡里，并将本村乡的难题递交到有学问的人手中。
这“村学乡学”语汇中的“学”字，蛮重要。它嫁接于老根，又是老根里挤出的嫩芽。“学”字表征着“向上求进步”，同时，表征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有秩序地向前走” 。其细致意思有三。头一个，大字不识的人，要向满腹经纶的人聆教。第二，聆教不意味着凡事“自上而下”，有时要相互取经，甚至相互妥协。三是，出了问题，对谁都要诲人不倦。串起来概括，则是“交往对话中的说教”。
梁漱溟自然不绝对反对自治。在他那里，自治只是应该有些折扣。因为，凡事彻底自治，就没了向上求进步的大方向。乡下人有时要妇女缠足，要男孩12来岁娶妻，自己时有吸毒、赌博、懒脏，等等。完全自治，这些东西不知何年何月才能丢弃。倒过来，完全他治，保不齐有人以势压人，谋取私利。所以，要将“学”的细致意思引进来。
若从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对比的角度瞧去，另外要说：……问题的解决，固然要靠有学问有眼光有新知识方法的人；可是我们要知道新的知识新的方法，不经过一番切磋陶炼是没有用的。虽然乡下人头脑简单，没有办法，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而单有我们的新知识方法，也同样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所有的新知识新方法都从外边学来的，拿到乡村去很多用不上。所以必须两相磋商研究，如此得来的知识方法，才真有用，才真能解决问题。
这是基本路向和基本路数的辩证关系。
于是，村里乡里要议事，和气商量着办。一方面，尊重多数，舍己从人。另方面，顾全少数，彼此迁就。脑筋转动不快的人，要听听灵气十足的人的言语。可前者终究惦记自己的利益，因而，后者反之不能以“先知”的神气偷运自己的私利。少数也有可理解的利益，将其撇在一旁，少数终久不会甘服。两相对照，都要顾及。如果实在无法以“说通”解决，便应像讨价还价一般，各自谦让。“死板的定下服从少数固然说不通；死板的定下服从多数亦不合适”。
学董犯毛病了，学众犯事了，要婆心苦口。现在有学长，可以撇开内部外部的硬性制约和自上而下的无情“放逐”。学长站在一边，时时提醒村乡头头，常常“敲打”底下小民。对头头，“看他有骄横之处就背地忠告他；看他有阴私之处就赶紧规戒他。……众人要说的话，先都由学长代为说到，自不致激出众人的话来。如果有人反对他，要设法替他解释”。“总不要众人与他发生正面冲突。到必不可调停之时，即劝……辞职，或速谒县长报告，以便撤换”。对群众，“应本爱惜他之心而训饬他，或背地里规劝他，不令人知，以给他留面子。不要等他小恶养成大恶” 。调解委员会的角色，也退让给学长。村里乡里难免蹦出纠纷不和。要紧的是，学长准情夺理，不死扣法律或者其他规矩的白纸黑字。因为，“这才是乡村和众息争之道” 。至于学长为何不兼事学董，因为，要使“他站在超然地位，自己不致与人争执，自己与人没有不和，好来调和众人”。
当然，学长的操守和明理是相对的。学长的自我培养，也是日积月累。“不够十成，就是八九成，甚而至于五成也行。现在没有，将来村学的风气开了，慢慢地就会有啦！……人的好或不好都是活动的，不是死定的，今天他不成，明天也许就成啦！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待呀”！
……
二、写字村学乡学（4 ）
四民国的历史语境，使人深感西来强势文化的挤压。国人与洋人过了招儿，因为抵挡不住，遂羡慕其文明，试图改变自己以学他。废科举，兴学堂，练新军，建船厂，修铁路，念洋书，穿洋服，说洋文……等等，处处试图“以夷治夷”。舶来的制度话语随之日渐昌盛。
然而，村学乡学的叙说，在三个深度层面上彰显了另一话语理路。
其一，制度是需要老根子的。老根子本身又是语境化的。洋人的一些制度由其本土培育、滋生、扩张，和那里的风土人情相互包容。单说那阵儿的英国，七成人口在城市，三成人口在乡村。中国则是与这全拧，几乎八成人口在乡村。英国以城为本，中国以乡为本，这是明眼可以瞧见的。城里人流动往返，“躁动不安”，乡村人倒是安详、宁静。在前者里面自然少有后者的发自内心的尊贤、深重情义。这样，城市的自治制度照单全部搬到乡村，便要生出问题。社会人类学有时正是这么说的。
老根子有历史。历史生成一段，自然有个道理放在那儿。制度变迁由此也并非是直线向前的。从这往大了说，不论在何处，“现代性的方案”有时不仅一厢情愿，而且简直误事，酿成糟心的破坏损失。在老根子的浅处粗处嫁接新文化的嫩芽，才是有益新陈代谢，焕发春青。
第二，道理藏在老根子里，道理时常“揭露”了生活的一个向度，视而不见，有悖生活的一类自然秩序。源自老根子的制度架构，时时稳健踏实。不过，道理终究是一类话语，张扬自己之时亦会压抑他者，稳健踏实的制度，打这，便会损害他者的利益需求。这也不是很妙的。
就说尊师尚贤和顾及多数意愿，两者都是一种道理。在知识上，有人懂得少，有人懂得多，非说小孩子和大人一样可以看清远处的东西，是硬掰。小孩子跟着大人走，会少栽跟头，活得有益滋润。但是，处处执意“有人明白、有人稚嫩”，等于暗自输出绝对真理说。制度政治的绝对真理说也会带来灾难。这例子是常见的。所以，小孩子凭感觉走，有时也可能不栽跟头，正如大人凭“理性”走有时照栽不误一样。需要尊师尚贤，又需要顾及多数意愿，因为道理话语原本就是多重、异样、互补、彼此发明的。
第三，制度的道道儿，根植于语境化，亦在具体语境中才有生命力。在大方面讲如此，在小方面讲还是如此。村学乡学不太在意“文字化的规矩”，更多喜好“商量着办”、“交往对话”。因为，文字规矩在时间和空间上有僵硬的普遍化倾向。生活固然有“重复的谱系”，可也有“常新的谱系”。如此，村学乡学的柔性机制自然不是多余的。再者，村民乡民原本就是偏爱准情夺理，疏远刻板规矩，这更使柔性机制如鱼得水。
文字规矩是个制度安排。但制度安排更为喜欢“行动化”，而非“本本化”。“本本化”的东西，对未参与制度安排的人和“后来人”，需要驯化直至强加。这是不自然的，有时也会引发“走样”、斜视、逃避。起码，驯化强加的成本资源需要付出。“商量着办”，时时对个话，意味着在自觉原则和节减原则中磨合孕育“行动中的制度安排”。行动中这样做了，过时的旧规矩秩序油然而灭，有益的新规矩秩序油然而生。而且，被挤压的话语、利益、需求，也有宣泄的机会和出口了。
最后余话两句。民国的村学乡学，实际已经隐去。今日大家更为瞄向了小型的“准法治国”的乡村自治。但是，那“学”还是提醒了自治里面需要一些甚至更多的本土佐料。老根子需要嫁接新嫩芽，嫁接的新嫩芽离不开老根子。制度文化的交流，是否蕴涵了这个意思？
二、写字90年代的“打土豪”
前两年，一位外地人在上海某酒楼请友人进餐，小小一碟糖醋排骨，便被掌柜的狠狠宰下一刀，花去80元。不过，店主明人不做暗事，早已在先宣布：菜，就是这个价。事后，那外地人听说上海有《反暴利法》，于是，毫不犹豫地向当地有关部门告发。结果，店主被罚款数十倍，外地人也乐呵呵地收回了多付出的钱财。
刹时间，许多人，尤其是那些收入低微而又没有机会数倍赚他人钱的人，雀跃欢呼，其兴奋，决不亚于当年的打土豪、分田地。
据说，反暴利一类的立法，有深厚的消费者基础。所以，有些地方立马效上海之尤，开始了90年代的“打土豪运动”。说一般消费者欢迎反暴利法，绝对正确。因为，现在有机会获得暴利而又先富起来的人，毕竟寥寥无几。也正因如此，有人叫喊，制定反暴利法是为了在社会上为消费者摆个“公平”。
不过，可以发觉，世界上的许多法律都修改过，其原因之一，恰是对“法律是否公平”有争议。不难理解，文字式的法律是人制定的，而制定者的“公平”观念，反映的总是一部分人的意见。而且，“公平”观念也会变化的，“公平”变了，法律随之而变。
所以，有理由对反暴利之类的立法来个焦点透视。
先说头一点。大致能够揣摩，反暴利一类的法律的基本出发点，具有极强的伦理性质。它追觅伦理情感方面的“公平”。这里，人们需要“合情合理”的感觉。伦理学家会说，在生意中，获得的利益高出劳动成本两三倍，尚在情理之中。如果四五倍直至十倍的邪乎，便有点“不仁不义”。此等伦理“公平”意识的深层机制，极为可能是一般百姓“要求平等”的心理意念。自古以来，国人习惯于“不患寡而患不均”，故“平等”意念，有时真和“平均”意念搅在一起了，分不清你我。这“平均”意义上的“平等”，以及由其带来的“公平”，或许会使社会安逸平和，但要让经济充分迅速发展起来，恐怕爱莫能助。
这样瞧去，在社会财富并不充裕，社会由此迫切需要积累财富、谋求大的发展时，另一种“公平”也要摆在桌面上。这就是经济性质的“公平”。经济学家会念叨，进入市场经济，商品的市场价格取决于供求关系。市场交换中，购买者惦念销售者的劳动成本是没有意义的。前者，只需关心是否接受销售者的价格。对价格满意，便“OK”，否则回头就走人。因此，在经济圈子里，甲端出价格放在乙面前，而乙在没有被胁迫的情形下接受了，双方的关系，也就套入了公平。
唠叨至此，可以发觉，我们需要伦理的公平还是经济的公平，或者希望哪个份量多一些，完全取决于我们当下对财富积累的关注程度。不能否认，如果主要目的是发展经济，那么，需要前者或者前者多一点，就是一个难以避免的结论。从这角度看去，对反暴利的法律兴许可以斟酌一二。
再说后一点。
近年来，国外蛮流行的经济分析法学曾有趣地说，社会财富有如一个馅饼，以往法学家，总是琢磨如何切割这个馅饼，并试图用法律将馅饼分得特别公平。可实际上，最为重要的是怎样加大馅饼。馅饼大了，分起来就会相对轻松自如。即使每人不能绝对平均地获得，那得到的一块，也会超过原来“小馅饼”的平均分配。其实，这种理论的意思，在于鼓吹用法律增大社会财富的绝对值，对“原地踏步式”的分配公平，不以为然。假如此说有道理，反暴利法实在需要我们再想想。
“打土豪”，是个伦理观念催发的左翼战斗口号。社会蛮富裕时，贫富差距太大，“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么，只有拿起伦理武器，站在穷人立场上向富人宣战。
只是社会很穷的时候，或者社会财富不多而且贫富悬殊并不特别刺眼，便要启动经济意识，将“打土豪”口号暂时放一放。而法律，现在或许更为需要经济的公平。
（写于1994年）
二、写字“禁烟”运动
94年12月开始，喜欢以“小白棍儿”提精神享安逸的人，在上海的公共场所已经感到十分不自由了。上海政府明说：要抽烟，回家去！一时间，憎恶烟熏的人，乐得拍痛了手掌。
这上海人，不仅在经济文化上尽领风骚，而且在法律文化上处处先声夺人。你看，前不久，“外滩人民”颁布了《反暴利法》一类的玩艺儿，以至全国数省市竞相效仿，开展了一场90年代的“打土豪”运动。可以预料，时隔不久，全国许多城市也将步其后尘，推出类似的在公共场合“禁烟”的法规，从而掀起一场20世纪末的“禁烟”运动。
只是，人们还是可以奇妙地发现，中央政府眼下不仅不禁止生产香烟，而且，还给烟草工业撑腰打气儿。无论如何，一番考察下来，总能看到香烟的生产与消费为国家带来的诸多好处，显而易见。一来，制造香烟可增加巨额税利。据说，有一年，国家整个税收中烟草业居然占去了九分之一，令人欣喜若狂。二来，它可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提供不少的就业机会。这叫褒义的“鸡犬升天”。对于一个经济上还捉襟见肘的国家而言，这绝对不能忽略不计。如果情形的确如此，那么，人们自然会联想：“禁烟运动”会抑制香烟的消费，消费的萎缩会导致生产的衰退，从而减少税利收入、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