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相同的。这样的实例，事实上对相互对立的两方面意见都能证明。对道恩指挥的几次战争，有些人认为是谨慎周到、深谋远虑的例子，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是踌躇不前、优柔寡断的例子。１７９７年拿破仑越过诺里施阿尔卑斯山的进军，可以看成是英勇果断的表现，也能看成是真正鲁莽的行为；１８１２年拿破仑在战略上的失败，可以说作是过于勇猛的结果，也可以说成是勇猛不足的结果。 这些不同的意见确实出现过，人们也十分容易理解，这些不同意见是由于人们对事物间的联系持有不同的看法而产生的。 但是这些相互对立的意见不可能都是正确的，其中必然有一方面意见是错误的。我们很感谢杰出的弗基埃尔在他的回忆录中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史例，因为他不仅给我们保留下了许多可能湮没了的历史材料，并且他第一个通过这些材料使理论观念（即抽象的观念）同实际生活有了非常有益的接近，他所举的史例可看成是对论点的进一步说明和解释。 虽然如此，在没有成见的现代读者的面前，他也达到了他所追求的目的：用历史事实证明理论上的真理。 因为，虽然他对事件有时叙述得比较详细，可是还远远不能说明，他得出的结论都是从事件的内在联系中必然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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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简单地提示一下史实还有另外一个不足：如果有些读者对这个史实不完全记得，或者不十分熟悉，那么就不能从中体会作者的思想。 在这种情形下，读者除了盲目地赞叹或者完全不信服外，就不能有别的了。但是，为了用史实证明自己的论点而把历史事件展示或者再现在读者面前，当然是很困难的，因为作者这样做太多要受到材料的限制，就象受到篇幅和时间的限制一样。 只是我们认为，要想论证一个新的见解或是明确一种值得怀疑的见解，详细地叙述一个事件要比简单地提示十个事件更为有用。 粗浅地引用史实的主要弊端，倒不在于作者错误地想靠这种方法证明某些论点，而在于作者从来没有认真地了解过这些历史事件，在于这样轻率而肤浅地对待历史将产生数以百计的错误见解和杜撰的理论。 如果作者意识到，他提出的新的和想用历史证明的一切，都应是从各种事物的紧密联系中很自然地产生出来的，那就不会出现这些错误见解和杜撰的理论了。如果人们认识到运用史例的上述困难，认识到上述要求是必要的，那么也就会以为，最近的战史，如果它是大家都熟悉的和经过研究的，就一直是选择史例的最好的来源。由于较远的年代的条件不一样，作战方法也所不同，因而对我们来说较远年代的事件的教育意义和实际意义都比较小。 不光如此，战史象其他历史一样，许多在最初还清楚的细小情节和特征自然会逐渐湮没，它也跟图画一样，原来的生动的形象和彩色会逐渐消失，变得模糊不清，色彩暗淡最后只有偶然遗存的一些线条和一块块颜色，这些线条和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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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因而受到了过分的重视。如果考察一下现代作战的情况，我们一定会说，同现代战争很相似的，至少在武器方面很相似的，主要是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以来的战争，尽管从那个时期起，战争的每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这些战争还是同现代的战争很近似的，我们仍可从中吸取教训。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就全然不同了，当时火器还不太完善，主要兵种还是骑兵。 年代越远，战史内容就越贫乏，记载就越不详细，用处就越小，至于古代各民族的历史，肯定是用处最小、记载最不详细的历史。自然，这些史实并不是绝对不能利用的，只是在必须详细说明情况的场合，或者在必须详细说明促使作战方法改变的条件的场合，它们才是不适用的。 不论我们对勃艮第人和法国人、瑞士人反对奥地利人的战争过程了解得多么少，我们仍然能够看出，在这些会战中良好的步兵头一次明显地表现出比最好的骑兵还要有优越。 只要我们粗略地看一看佣兵队长时代，就能知道，作战的各方面是如何取决于人们所使用的工具，因为在别的任何时代中，用于战争的军队都不象这个时代那样脱离国家和人民的别的生活，都不象这个时代那样带有真正的工具的性质。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当汉尼拔在意大利还没被击败时，罗马人就在西班牙和非洲进攻迦太基人，这种引人注目的方法是一个十分能提供教训的考察对象，因为作为这种间接抵抗基础的当时国家和军队的普通情况，大家是相当熟悉的。但是事情越涉及到细节，越不是一般的情况，我们就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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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从遥远的年代中寻找典型史例和经验，因为我们既不能对有关事件作恰当的评价，也不能拿它们来说明现代已经完全改变了的手段。遗憾的是，各个时代的著作家都有援引古代史例的癖好。我们不想讲欺骗成分和虚荣心在这里面占多大的比重，只是在这里也看不到任何说服别人和帮助别人的诚恳愿望和热诚努力。 因此我们只能将这样援引的史例看作是掩盖错误和缺点的装饰品。如果能象弗基埃尔想做的那样，完全用史例教别人学习战争，那确实是个巨大的功绩。 然而，如果考虑到，必须先有长期的作战经验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就会明白，这是需要花费一生精力的事业。如果有谁甘愿从事这样的事业，那么，但愿他如到远方朝圣一样，为这一虔诚的计划做好准备，但愿他不吝惜时间，不畏权贵，不怕困苦，克服自己的自卑心和虚荣心，象法国法典上所说的那样：讲真理，只讲真理，完全讲真理。。。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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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战略概论
第一章 战 略
战略这个概念，在第二篇第二章中就已确定了。 战略就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 战略本来只同战斗有关余，可是，战略理论必须同时研究战斗的实施者（军队本身）
以及同军队有关的主要问题，因为战斗是由军队进行的，并且首先对军队发生影响。 对战斗本身，战略理论必须就其可能取得的结果和运用战斗时起非常重要作用的智力和感情力量来进行研究。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所以，战略必须为整个军事行动规定一个适应战争目的的目标，也就是拟制战争计划；而且必须把也就是拟制各个战局的方案和部署其中的战斗，达到这一目标的一系列行动同这个目标联系起来。 所有这一切，大都只能根据那些与实际并不完全相符的预想来确定，而许多涉及细节的规定根本不能在事先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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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很明显，战略也必须到战场上去，以便在现地处理各种问题，并且不断对总的计划作出修改。 因此，战略在任何时刻都不能停止。关于这一点，人们并不是一直都这样看的，至少总的说来是这样。以往战略通常由而由军队掌握而不由内阁掌握，这就是证明。 可是，只有当内阁距离军队很近，可以看作是军队的大本营时，这样做才是合适的。在制定计划时，理论将为战略服务，或者更正确地说，理论将阐明事物本身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突出那些少数作为规则或者原则的东西。如果我们回忆一下第一章，考虑到战争涉及许多重大的问题，那么就会明白，只有具有了非凡的洞察力，才能考虑到所有这一切。如果一个君主或统帅善于完全根据自己的目的和手段进行战争，而且做得恰如其分，那就是他有天才的最好证明。可是，这种天才的作用不是表现在那些新发现的行动、惹人注目的方式上，而是表现在整个战争的胜利结局中。 我们应当赞赏的是，在最终结果中看到他默默作出的假定是那么符合实际，整个行动是无比的协调。一个研究者，如果在总的结果中不能看到这种协调，就易在没有天才和不可能有天才的地方去寻找天才。战略使用的方式和手段都极为简单，并且由于经常反复运用，已为人们所熟悉，因此，如果具有一般常识的人过多地听到评论者夸张地谈论它们，就只会认为可笑。 例如，被无数次运用过的迂回运动，在那里被称赞为最透彻的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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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现，在这儿被称赞为最杰出的天才的表现，甚至说是最渊博的知识的表现，难道还有比这更加无聊的怪论吗？
更为可笑的是，正是这些评论者根据最庸俗的看法，把一切精神因素都排除在理论之外，只想论述物质因素，以致将一切都局限在优势和均势、空间和时间这几个数学关系上，局限在几条线、几个角上。 如果只有这点可怜的东西，那么，恐怕还不能用以给小学生出一道数学习题。而我们认为，这里根本不是什么科学公式和习题的问题，物质事物的关系全是非常简单的，要把握住起作用的精神力量才相对困难。 不过，就算是精神力量，也只是在战略的最高范围，即战略接近政治和治国之道、甚至当它们合而为一的地方才是错综复杂的，它们的种类和关系才是多种多样的。在这里，如同我们说过的那样，它们对军事行动规模的影响比对行动方式的影响要大一些。 在行动方式占主要地位的地方，比如在战争的具体大小行动中，精神力量的数值就降低了。可见，在战略上一切都非常简单，但是并没因此就非常容易。只要根据国家的各种情况确定了战争可以做些什么，确定了战争应该是怎么样的，就不难找出进行战争的道路了。可是，要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把计划贯彻到底，不因为一千个原因动摇一千次，那么除了要有异常清醒和坚定的头脑外，还要有十分坚强的性格。 所以，在上千个优秀人物中间，有的可能以智力著称，有的可能以大胆或意志坚强而出众，有的可能以洞察力见长，可是也许没有一个人能兼备这些品质而成为高出一般水平的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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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战术上相比，在战略上下更重要的决心要有坚强得多的意志力，这听起来好象很奇怪，但是大凡了解战争的这方面情况的人是不会怀疑的。在战术上，情况的变化十分迅速，指挥官觉得自己好象被卷在旋涡里一样，不冒生命的危险就不能同它搏斗，他只好抑制住不断产生的种种怀疑，勇敢地冒险前进。 在战略上，一切进行得十分缓慢，自己的和别人的疑虑、意见和异议，以至不适时宜的懊悔等都能发生较大的作用。在战术上，至少有一半的情况是人们亲眼看到的，但在战略上就不同，一切都必须靠揣测和猜想，因而信心也就相对较小。 这样，大多数将帅在应该行动时就陷在错误的疑虑中。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历史，看看腓特烈大帝１７６０年的战局。 这次战局是以出色的行军和机动而闻名的，曾被评论界誉为战略上的真正杰作。难道我们应当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是他忽而从右翼忽而从左翼迂回道恩的打法吗？难道我们应该将这种打法看作是高超的智慧的外在表现吗？不，如果我们想毫不夸张地、如实地判断问题，我们就不能如此。 我们首先赞赏的是他的智慧，他以有限的力量追求一个大目标时，从不干力不胜任的事，而是采取刚刚足够达到目的的行动。 他。。 。 。这种智慧不仅在这次战局中可以见到，并且在这位伟大的国王所进行的全部三次战争中都可以见到。他当时的目的是签订一个和约来确保对西里西亚的占据。作为一个小国的首脑（这个国家的大部分情况同其他国家类似，只有在行政管理的个别方面较为优越）
，他不可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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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亚历山大，如果他想仿效查理十二，也一样会被打碎脑袋。我们在他进行的全部战争中，可以看到他有一种节制地使用力量的能力，他能始终保持镇静，但也不缺少冲劲，在十分紧急的时刻，能把力量发挥到令人惊异的地步，随之为了服从政治上最微小的变动，又能继续保持平稳。不管是荣誉心、虚荣心还是复仇心，都不能让他离开这条道路，正是这条道路引导他走向斗争胜利的最后。这样几句话怎么能评价这位伟大统帅在这方面的成就呢！只有仔细观察这次战争所取得的惊人的结局，探讨导致这种结局的原因，人们才会深信，正是他敏锐的眼力让他顺利地绕过了所有的暗礁。这是这位伟大的统帅让我们钦佩的一个方面。 这一点在１７６０年战局和所有其他战局中都有表现，但在１７６０年战局中更为突出，因为在任何别的战局中，都不象在这次战局中那样以很少的牺牲同优势很大的敌人保持了均势。让我们钦佩的另一个方面是他克服了实际中的困难。 从右翼或左翼迂回敌人，这样的机动是很容易想出来的。 集中自己数量有限的兵力，用迅速的运动让自己的力量发挥几倍的作用，以便在哪个地点都能够抗击分散的敌人，这也是不难想出来的。 这些创造并不值得我们钦佩，对于这么简单的事情，除了承认它们简单之外，再没什么可说的了。可是，让一个统帅象腓特烈大帝那样，把这些重试一次吧！许多目睹过这一切的著作家，在很久以后还说他的野营是危险的，甚至说是轻率的。 我们不曾怀疑，当他设置野营时，这种危险要比事后看来大两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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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敌人的眼前行军，甚至往往在敌军的炮口下行军，也同样是这样。 腓特烈大帝敢于这样野营和行军，因为他从道恩处理配置兵力和问题的方式的方法中，以及道恩的性格和责任感中找到了根据，所以，他的野营和行军不是轻率的。然而，他所以能这样做而不被那种在三十年后还被大家谈论和描绘的危险所迷惑和吓倒，正是因为他果断、大胆和意志坚强。 在他那种处境下，恐怕没有几个统帅会相信这些简单的战略手段是能使用的。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