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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 如果一个当事者经常胜利或失败，我们对他的感觉就渐渐加深而变得更为固定了，这就为上述见解提供了证明。从这里能看到，为什么幸运在战争中要比在赌博中高贵得多。一个幸运的统帅只要在别的方面没有影响我们对他的好感，那么我们就乐意考察他的事迹。所以，在批判时，当人的智力所能推测和论证的一切都已分析以后，凡是深藏于事物之中的神秘联系没有通过明显的现象表现出来的那一部分，就只能让结果来表明了。 批判者一方面应该维护这种根据结果进行的判断，让它不受粗暴意见的非难，另一方面应该反对滥用这种判断。只要是人的智力所不能确定的东西必须根据结果进行规画。 在确定精神力量及其作用时主要就是采用这种判断，一方面是因为智力对它们很难作出可靠的判断，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跟人的意志的关系很密切，很容易左右意志。 如果是勇气或恐惧控制了决心，那么在决心和它们之间就不能找出任何客观的东西，因而在凭智慧和推测来判断可能的结果时就没有任何东西能作根据。现在我们还必须对批判时使用的语言，批判的工具做一些考察，因为批判时使用的语言同战争中的行动是一致的。批判无非是一种思考，它和行动前应当作的思考是一样的。 因此，我们认为，批判时所使用的语言和战争中的思考具有相同的特点，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它就会失掉实际意义，不能成为让批判走向现实的桥梁。我们在考察作战理论这一问题时曾经说过，理论不应给指挥官提供死板的条文和体系作为他们智力活动的工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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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应当培养战争中指挥官的智力，或者更确切地说，理论在培养过程中起指导作用。 不需要也不允许象几何学那样使用补助线，如果说在这里真理不是以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如果说真理不能间接地发现，只能直接地由洞察力发现，假如。。 。 。 。 。说在战争中判断某一具体情况时，那么在批判的考察中也理应如此。。。我们已看到，凡是事物的性质必须用烦琐冗长的道理才能确定时，在批判时就只得依靠理论上已经确定了的相关真理。 自然，在战争中当事者遵循这种理论上的真理时，只是深刻地领会这些真理的精神，而不将它们看作僵硬的、在外的法则。 同样，应当领会真理的精神，在批判中也不应该把这种真理当作外在的法则或使用时完全不必重新阐明其正确性的代数公式来使用。至于更精确和更详尽地证明这些真理，那可以用理论去进行。 这样，批判时就能避免使用隐晦不明的语言，就能运用简洁的语言和清楚明白的观念。。。 。 。 。当然，批判者在表达时并非能完全经常做到这一点的，但是他应该努力这样做。 在表达时应该尽量避免运用复杂的概念和词句，决不要将补助线当作万能的工具来使用，必须让不受任何体系限制的洞察力来阐明一切。然而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只在极少数的批判考察中能够看到这种虔诚的努力（如果容许用这个词的话）
，而在多数的考察中，由于虚荣心的驱使，却充满了炫耀自己博学多才的现象。在批判中常见的头一种弊病是，把某种片面体系当作金科玉律，把它们滥用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 这类体系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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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性是不难指出的，并且一经指出，它那法官式的威严就破产了。 在这里我们只涉及到一定的对象，这样片面的体系为数毕竟不多，所以危害也不大。另一种较大的弊病是滥用名词、术语和比喻，它们就跟。。 。 。 。 。众多的宫廷侍卫一样尾随于各种体系之后，又象散兵游勇和不法暴徒一样，四处横冲直撞。 虽然有些批判者对任何一种体系都不满意，或者没有完整地学会任何一种体系，因而还不能完整地使用一套体系，可是他们有时仍然想从这些体系中至少抓住一鳞半爪，作为指出某一统帅行动的缺点的根据。他们中大部分人假使不到处从军事理论中抓住一些片断作为根据，就根本无法进行批判。 这些片断中最小的就是术语和比喻，它们通常只被用作批判的论述的点缀品。 一切原属于一定理论体系的名词术语，一旦从原来的体系中被抽出来，当作比普通语言更有说服力的真理的小结晶体使用，或者当成一般的公理使用，那么，它们就会失去原有的正确性，这是很自然的事。所以发生了这样的情况：理论书籍和批判书籍不是运用简单、朴实的思考方式，使作者至少还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让读者还了解自己读的是什么，而是与此相反，充满了易生歧义和涵义不明的名词术语，以致作者的理解和读者很不一致。可是，严重的是名词术语往往只是些毫无内容的空话，甚至连作者自己也不清楚想用它们说明什么，他们安于模糊的观念，而在普通的用语中，这些观念是连他们自己都不会满意的。在批判中常见的第三种弊病是滥举史例，炫耀自己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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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才。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历史对军事艺术起的作用，下面我们还想用专门的章节谈一谈对举例和战史的看法。 一个史实如果未经深入研究便加以引用，那么也可能被人用来证明完全相反的观点。 如果从相隔非常远的时代和国家中，从极。。 。 。 。 。 。不同的情况中抽出三、四个史例拼凑在一起，往往只能引起判断上的混乱和模糊，一点儿也不会有说服力。 因为，详细地把它们考察一下，就可以看出它们是没有用处的，只不过是作者用以显示自己博学多才而已。这些模模糊糊、混淆不清、似是而非、随意杜撰的概念对于实际生活有好处吗？几乎没好处。 理论只要用了这样的概念，就始终同实践是对立的，就往往受到能征善战的将帅的讥笑。可是，如果理论能够切实地考察作战的各种问题，确定能够确定的东西，用简洁的语言来以表达，避免滥用科学形式和历史引证粉饰自己，真正重视事实，联系在战场上依靠洞察力指挥作战的人，那么理论就不致于产生上述种种弊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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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关于史例
史例能够说明一切问题，在经验科学中，它们最有说服力。 特别在军事艺术中更是这样。 香霍斯特将军写了一本手册，对真正的战争作了最好的描述。 他在手册中，认为史例在军事艺术中是极为重要的，而且他运用了史例，令人钦佩。如果他不死于那次战争的话，就能将《炮兵手册》第四部分修改完毕，给我们提供一个更为出色的证明，说明他是以什么样的研究精神从经验中吸取教训的。但是，一般的理论著作家很少能这样运用史例，他们运用史例大多非但不能帮助读者，反而会妨碍读者对问题的理解。 所以，我们认为注意防止滥用史例和正确地运用史例是十分重要的。作为军事艺术基础的各种知识，无疑都属于经验科学。因为，虽然这些知识大多是通过对事物的性质的认识而获得的，但这些事物的性质多半只有通过经验才能认识。 并且，这些知识的运用方式在各种具体情况下是有变化的，因此只根据手段的性质，根本不可能完全认识其作用。火药，这种现代军事活动的巨大的动力，它的作用是通过经验才认识到的，并且人们现在还在不断地通过试验作更进一步的研究。 弹丸由于有了火药，其速度能达到每秒一千，它可以杀伤它所碰到的任何生物，这是不言而喻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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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再通过经验就可以知道的事情。 可是更精确地决定这种作用的还有很多的其他条件，其中有些条件只有根据经验才能认识。并且，物质作用并不是我们唯一应该注意的问题，我们也应探讨精神作用，而要认识精神作用并给予评价，除了根据经验以外，没有其他方法。 在中世纪，当火器才发明时，。。由于构造不够完善，它的物质作用比现在要小得多，但是精神作用却比现在大得多。要打算了解一支在危险中久经锻炼、通过多次胜利而对自己有最高要求的军队能够做点什么，就必须看到拿破仑在东征西杀时所培养和指挥的那些军队在猛烈的炮火中表现出来的顽强性。 人们单靠想象是决不会相信这些的。 另一方面，经验还告诉我们：在欧洲军队中现在还有一些几发炮弹就能打散的军队，如鞑靼人、克罗地亚人和哥萨克人的军队就是如此。 但是任何一种经验科学，都不能使自己提出的真理总有史例作证，因此军事艺术的理论也是这样。这一方面是因为每一个真理都用史例作证时过于烦琐，不可能做到，另一方面是由于用单个的现象也难以论证经验。要是在战争中发现某种手段很有效，那么这种手段就会被经常使用。 由于此行彼效，这种手段就有可能流行一时。 这样，这种手段就通过经验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并在理论中占据了地位，在这种场合，理论只是一般地引用经验说明手段的由来，并没加以论证。但是，如果打算引用经验来指出值得怀疑的手段，否定某种常用的手段，或者介绍一种新的手段，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时必须从历史中举出实例来作证明。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一下史例的运用，那么非常容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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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运用史例有四个着眼点：第一、用史例可以单纯说明某种思想。 在一切抽象的考。。察中，作者的思想很不为人们所理解或者根本就让人误解，如果作者担心发生这种情况，就能引用史例来说明自己的思想，以保证读者能正确理解作者的原意。第二、用史例可帮助说明某种思想的运用，因为引用史。。例可以指出细小问题的处理情况，而在一般地叙述一种思想时不能将这些情况完全包括进去。 这也正是理论和经验之间的不同。 上述两种情况是纯粹的举例，下面两种情况用作证明。第三、用史实可证明自己的论点。 如果只是想证明某种。。结果或现象的可能性，那么使用这种方法就够了。。。 。第四、通过详细叙述列举若干史实，某一史实能吸取某种教训，这时，史实本身就为吸取教训提供了真正的证明。作第一种使用时，大都只要简单地列举事例就够了，因为人们只是使用事例的一个方面。 在这里，甚至事例的历史真实性都是次要的，举一个虚构的例子也是可以的。 只是史例总是具有优点的，它比较实际，能让它所说明的思想更接近实际生活。作第二种使用时，必须较详尽地叙述事例，不过正确性在这里也是次要的，但我们也要作同前一场合相同的说明。作第三种使用时，大都只要举出确凿无疑的事实就够了。如果有人提出一个观点，认为筑垒阵地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那么只要举出崩策耳维次阵地这个例子就能证明这个论点了。 但如果叙述某种历史事实是要证明某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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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真理，那么就必须而详尽准确地阐述同这个论点有关的一切方面，必须将史实毫无遗漏地展示在读者的眼前。 这一点做得越差，证明力就越小，就越需要通过很多事实来弥补一个事实证明力不足的缺点，因为人们相信，无法叙述一个事实的详细情况时，可引用一定数量的事实来补救。如果打算用经验证明骑兵配置在步兵后面比配置在翼侧为好，那么只举几次骑兵配置在步兵后面获得胜利的会战和骑兵配置在翼侧遭到失败的会战是不够的。 如果欲要证明在没有掌握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无论在会战区内还是在战中，也就是说，无论是战略上还是在战述上，分几路纵队深远地包围敌人都是十分危险的，那么只举利佛里会战或瓦格拉木会战的例子，或者只举１７９６年年法军向德意志战区的进攻或者同奥军向意大利战区的进攻的例子是不够的。为了证明这些，还必须叙述当时的具体过程和一切情况，说明上述配置形式和进攻形式是怎样严重地造成了不利的结局。 这样，就可以看出这些形式应该否定到什么程度，这一点必须明确，因为。。 。 。全部加以否定无论如何是有损真理的。上面我们说过，当不可能详尽述一个事实时，可以用若干实例来弥补，但是不能否认，这是一个常常会被人滥用的危险的办法。 有些人不去详细地叙述一个事实，只满足于简单地提出三、四个事例，这就造成了一个仿佛很有证明力的。。假象。 要知道，对有些经常反复出现的事情举出很多实例也。。证明不了什么，因为别人同样也能很容易地举出许多结果相反的实例来反驳。 如果有人给我们举出很多路进攻遭到失败的战例，那么我们也能给他举出很多用同样打法获得胜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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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例。 可见，这样做不可能得出任何结论。如果考虑到上述各种不同的情况，那么就可以知道滥用实例的现象是多么易出现。如果不是从各个方面详细地叙述一个事件，而仅仅简单地提示一下，那么这个事件就好象是从远处看到的东西，各个部分都辩别不清，从各方面来看，它的外部形状都是相同的。这样的实例，事实上对相互对立的两方面意见都能证明。对道恩指挥的几次战争，有些人认为是谨慎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