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到这一点。可是，提出这种手段，并且把它同拿破仑所使用的手段进行比较，却是非常必要的。无论比较的结果如何，在批判中都必须作这种比较。１８１４年２月，拿破仑在埃托日、尚波贝尔、蒙米赖等地的战斗中打败了布留赫尔的军队以后，他就抛开布留赫尔，而把矛头转向施瓦尔岑堡，并在蒙特罗和莫尔芒打败了他的军队。 人们很钦佩拿破仑，因为他十分巧妙地利用了联军分兵前进的错误，忽东忽西地调动自己的主力。 拿破仑在这些方向上进行的出色的战斗，虽然没能挽救他的失败，但至少在人们看来失败不是他的过错。 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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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如果拿破仑不将矛头由布留赫尔转向施瓦尔岑堡，而是继续进攻布留赫尔，并且把他一直追到莱茵河边，结局又会怎样呢？我们确信，在这个情况下整个战局可能会有根本的转折，联军的主力可能不进军巴黎，而是退回莱茵河东岸。我们并不要求别人都同意我们这种看法，可是既然有人提出了另一种打法，在批判时就应当加以探讨，这是任何军事家都肯定同意的。在这里提出来作比较的打法，比在前一例中提出的打法原本是更容易被人们想到的，然而，人们缺乏公正的态度，只盲从某一种见解，因而没看到它。虽然有些批判者认识到有必要提出更好的打法来取代受到指责的打法，但他们只是提出了自己认为是较好的打法，而没有提出应有的论据。 这样，提出来的打法不能让每个人都信服，别人也能提出另外一种打法，这样就会产生没有任何根据的争论。 所有的军事著作中都充满了这一类例子。只要所提出的手段的优点还不明显到让人信服的程度，就必须提出证明。 所谓证明，就是探讨两种手段的特点，并。。且结合目的来进行比较分析。 如果能如此用简单的道理来说明问题，那么争论就会结束，或者至少可以从中得出新的结。
论，不然争论就会无休无止。。例如，在上例中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只提出一个较好的打法，而要想进一步证明继续不断追击布留赫尔要比进攻施瓦尔岑堡更好，那么我们就能提出下列简单的理由作根据。（１）通常向一个方向连续进攻要比忽东忽西地进攻更加有利，因为采用后一打法会浪费时间和精力，同时在敌军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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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损失惨重而士气沮丧的情况下，连续进攻更容易取得新的胜利，而且能够充分利用已取得的优势。（２）布留赫尔，虽然他的兵力比施瓦尔岑堡少，但因为他敢作敢为，是更为危险的敌人，因此他是他们中举足轻重的人物。（３）当时布留赫尔所受的损失几乎等于惨败，拿破仑因而占有非常大的优势，要想迫使布留赫尔一直退到莱茵河边几乎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布留赫尔在这个方向上没有值得一提的援军。（４）没有别的结果比布留赫尔被迫退到莱茵河边更容易造成失败，更能引起恐惧的印象了，特别是让施瓦尔岑堡这样以优柔寡断出名的将领产生失败和恐惧的印象，更是很重要的事情。 符腾堡王太子在蒙特罗和维特根施坦伯爵在莫尔芒一带遭到的损失，施瓦尔岑堡侯爵确定是了解得相当清楚的。 假如布留赫尔在从马恩河到莱茵河这条完全被隔离和孤立的战线上遭到失败，那么这个消息就会象雪崩似的传到施瓦尔岑堡那里。拿破仑为了以威胁性的战略迂回来影响联军，在三月底曾向维特里进军，这一绝望的行动显然是以恐吓为基础的，可是，那时情况已经全然不同了，布留赫尔已经带领十万大军与施瓦尔岑堡靠拢了，而拿破仑已经在郎城和阿尔西两地遭到了失败。当然，肯定会有人没有被上述理由所说服，可是他们至少不能反驳说：如果拿破仑继续向莱茵河前行，威胁施瓦尔岑堡的基地，那么施瓦尔岑堡也会拿破仑的基地，威胁巴黎。因为上述理由已证明，施瓦尔岑堡根本不会向巴黎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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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就上述从１７９６年战局中所引述的例子来谈一谈这个问题。 拿破仑认为他所采取的打法是击溃奥军最可行的方法，即使如此，他所能得到的也只是一个虚有其名的胜利而已，对攻陷芒托瓦并没有起很大的作用。 我们认为，我们提出的打法是防止解围的很可靠的办法。 即使我们也同拿破仑那样，不认为这个打法更加可靠，甚至认为采用这个打法获胜的机率更小，那也必须对比一下这两种打法：一种打法。。 。 。是获得胜利的把握较大，也就是说效果较小，但所能得到的好处不多；另一种打法虽然获得胜利的把握较小，但效果却很大。 要是这样来权衡得失，那么有胆略的人就一定会赞同后一种打法，只有那些从表面上看问题的人，才会有相反的看法。 拿破仑肯定不是胆小的人，但是十分明显，他不可能象我们现在这样，能从历史经验中认清当时情况的性质，并看到事件可能的结果。考察手段时经常需要引用战史，这是自然而然的，因为在军事艺术中经验要比一切哲理有价值得多。 可是，这种历史的引证当然有它特定的条件，这一点我们将在专门的一章里论述。 很可惜人们很少注意这些条件，因而引用历史大多只能增添概念上的混乱。现在我们还得考察一个重要问题，即批判者在判断某一事件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和必须利用对事物的较为全面的了解，利用被结果所证明了的东西，或者说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场合必须抛开这些东西，完全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如果批判者想要指责和赞扬当事者，那么他们必须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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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地站到当事人的立场上去。 也就是说，一方面必须去搜集当事人产生行动动机的一切情况和所知道的一切情况，另一方面又必须抛开当事者当时不可能知道的和不知道的所有情况，首先必须抛开结果。 不过，这只是人们努力追求的目标，事实上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的，因为产生某一事件的具体情况，在当事者眼里和在批判者眼里决不会是都相同的。 有一些可能影响当事者决心的细小情况已无从查考，有一些主观的动机也从来没有提到过。 这些主观动机只能从当事者本人或同他很亲近的人的回忆录中去了解，但是在回忆录中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往往写得很不细致，或是有意不写实情。 所以，当事者所了解的肯定有许多是批判者所不可能知道的。另一方面，批判者要想抛开他们比当事者多知道的材料就更为困难了。 假使要即同事件本质没有联系的事情，抛开偶然发生的事情，那还是比较容易的。 可是，要抛开一切重大的事情就非常困难了，并且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我们先来谈谈结果。 如果结果不是偶然产生的，那么知道结果以后再判断产生结果的事物，就不可能不受已知结果的影响，因为我们是在知道结果的情况下观察这些事物的，并且其中有的部分只有参照结果才能完全了解并给予评价。 战史的全部现象对批判来说都是教训的源泉，批判者用全面考。。 。 。 。察历史所得到的认识来阐明事物是很自然的。 所以，有时他虽然想抛开结果，可仍然不能完全做到。不光对结果，就是对事后发生的情况是这样，而且对事前发生的情况，也就是对那些决定行动的情况也是这样。 这方面的材料在大多数情况下批判者要比当事者知道得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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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有人认为抛开多知道的那部分是很容易的，但实际上并非这样。 当事者对事前和当时的情况的了解不是只靠确实的情报，而是还要根据大量的假定或推测，哪怕要了解的情况不完全是偶然的，也几乎都是先有假定或推测，然后才有情报的，因此在得不到确切的情报时，就只有用假定或推测来代替了。 不难理解，事实上已经知道事前和当时情况的后世的批判者，当他在考虑当事者不了解的情况中，哪些情况的可能性较大时，他原本不应该受多知道的材料的影响。 可是我们认为，如同要抛开结果一样，要想完全抛开多知道的材料，是不可能的，其原因也一样。因此，批判者指责或赞扬某一具体行动时，站到当事者立场上去的可能性是具有一定限度的。 在很多情况下，批判者在这方面能够满足实际要求，但在有些情况下，却根本不能满足，这一点必须注意到。可是要批判者同当事者完全相同，既不是可取的，也不是必要的。 在战争中象在一切技术和艺术活动中一样，需要的是经过锻炼的禀赋，这种禀赋称为造诣。 当事者的造诣有高有低，高的通常比批判者的要高，哪个批判者敢说自己具有象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这类人物的造诣呢？因此，假使对一个具有伟大才能的人进行批判，那么就不能不允许批判者利用比当事者知道得多的这个有利条件。 因此，批判者在对伟大的统帅进行批判时，就不能象验证算术例题那样，用伟大统帅用过的材料对他完成任务的情况来进行检验，而是首先必须根据伟大统帅所取得的结果和他对事件的准确估计，来欣赏他卓越的天才活动，了解他天才的眼光所预见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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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本质的联系。并且，不管当事者的造诣如何，即便是最低的造诣，在对它进行批判时也必须站在较高的立足点上，以便掌握丰富的客观的判断根据，尽量避免主观，避免将自己有限的智力作为批判的尺度。批判时站在这种比较高的立足点上，根据对问题的全面了解进行赞扬和指责，这本来不足以引起人们的反感，可是如果想表现自己，把经过全面了解以后所获得的全部高超见解，都说成好象是自己天才的表现，那就会让人反感了。 尽管这种骗人的作法很容易被看穿，但是虚荣心却很容易诱使人们这样做，因此，引起别人的不满是很自然地。 更为常见的是，批判者完全不是有意要自吹自擂，只是没有特别注意防范，以致被性急的读者认为是自夸而立即予以非难，说他缺乏批判能力。因此，当批判者指出象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这类人物的错误时，并非说批判者本人就不会犯类似错误，他甚至可能承认，如果他自己处于这些统帅的地位，或许会犯大得多的错误；这只是说他根据事物的联系发现了这些错误，并指出当事人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本来是应该察觉这些错误的。这就是参照结果进行的判断，也就是根据事物的联系进。。 。 。行的判断。 可是，如果只简单地用结果来证明某种措施是否正确，那么结果对判断就有一种截然不同的作用。这种判断，我们能称为根据结果进行的判断。 乍看，这种判断似乎是完。。 。 。全无用的，但实际上并非这样。如同１８０７年弗里德兰会战后拿破仑迫使亚历山大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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媾和，以及１８０５和１８０９年奥斯特利次和瓦格拉木会战后迫使弗兰茨皇帝媾和一样，１８１２年拿破仑进军莫斯科时，一切取决于能否通过以前的胜利和占领这个首都促使亚历山大皇帝媾和。 因为假如他在莫斯科不能迫使亚历山大媾和，那么他除了撤兵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也就是说他遭到了战略上的失败。 我们不想谈拿破仑为了到达莫斯科曾做过什么，他是不是错过了很多可以促使亚历山大皇帝媾和下决心的机会，我们也不想谈拿破仑在撤退时是如何狼狈不堪（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或许就在于这次战局的指挥）。
然而，问题依然如故，因为即使拿破仑在进军莫斯科的过程中获得更辉煌的胜利，依然不能肯定亚历山大皇帝会感到恐惧而媾和，即使撤退时的损失并不那样惨重，但总是战略上的一个大的失败。如果１８１２年亚历山大皇帝签订了妥协的和约，那么这次战局也就可以跟奥斯特利次、弗里德兰和瓦格拉木会战相提并论了。 反之，如果这几次会战没有签订这些和约，那么拿破仑有可能也会遭到类似１８１２年的惨败。因此，不论这位世界征服者如何努力，如何聪明，如何机智，决定战争最终命运的问题依然如故。难道人们根据１８１２年战局的失败，就能否定１８０５、１８０７和１８０９年的战局，或断认为这几次战局都是不智之举，其胜利不是理所当然的？
难道人们就能认为１８１２年的结果才是战略上理所当然的，才是幸运没有起作用？这种看法是非常勉强的，这种判断是十分武断的，可能有一半是没有依据的吧！因为沿着事件之间的必然的联系，没人能看到战败的君主的决心。可是我们更不能说，１８１２年战局本来应该取得与前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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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１战争论（上）
战局相同的结果，其所以没有取得这种结果是某种不合理的原因造成的，因为我们不能将亚历山大的顽强看成是不合理的。相对恰当的说法是，拿破仑在１８０５、１８０７和１８０９年对敌人的判断是正确的，而在１８１２年对敌人的判断是错误的，在前几次战局中他做对了，而在１８１２年他做错了。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结果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 。 。 。 。 。 。 。 。 。我们曾经说过，战争中一切行动追求的都只是可能的结果，而并非肯定的结果。 那些不能肯定得到的东西，就只好依靠幸运或者命运（不管把它叫做什么）去取得。 自然，人们可以要求尽量少地依靠幸运，但是，这只是对某一具体场合说的，在具体场合可以尽量少地依靠命运或幸运，但并非。。 。 。 。 。 。 。 。 。 。 。 。 。 。 。 。 。说不确实性最少的场合总是最好的。 假如要这样说，那就同我们的理论观点有极大的抵触。 在有些场合，最大的冒险反而表现了最大的智慧。在当事者只得依靠命运的情况下，他个人好像既没有任何功劳，也不负任何责任。 尽管如此，当我们看到他的希望实现时，就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看到他的希望落空时，又会觉得不愉快，我们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