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上跑马，
掉不回那个头，
思想起咱们包头，
哎哟我就眼儿抖。
这是一首非常朴实而简单的内蒙后套地区（解放前称“绥远省”）民歌。当年，那是一个赤贫的地方，人民不堪重利盘剥，背井离乡，哼出了这几句浸满泪水和乡愁的民歌。
马思聪发现了它，爱如珍宝。他不断地咀嚼着其中辛酸的音符，在1937年写出了他的管弦乐曲名作——《思乡曲》。
《思乡曲》，倾泻了流落他乡的人对于故乡的眷念思恋之情。故乡，熟土，亲人，安谧的草原，响起了蹄声、铃声……《思乡曲》是那么委婉，那么动人，乡思、乡情交织在一起，拨动了听众的心弦。
哦，应当感谢北京的大鼓——没有大鼓的启示，马思聪不会钻进中国民歌之林，也就不会产生脸炙人口的《思乡曲》。
哦，他吮吸了内蒙古民歌《情别》的乳汁，写出了《第一回族曲》。
他从《康定民歌》、《跑马溜溜的山上》汲取了精华，写出了《史诗》。
他从西藏民歌中得到灵感，写出了《喇嘛寺院》。
他从安徽民歌《斩板山歌》、《慢赶车》、《李玉莲调》中受到启示，写出了《山歌》、《春天舞曲》、《跳元宵》。
他从山东大鼓、山西民歌中汲收营养，写出了《牧歌》。
哦，就连他在1945年写的《钢琴弦乐五重奏》，其中四个主题都来自广东番禺的民歌……
就这样，受过系统的法国音乐教育的马思聪，在祖国的大地上，用西洋音乐的技巧、中国民歌的色调，写出了中西合壁、独具一格的作品，既不同于经典的西洋音乐，又不同于中国传统音乐。
哦，“广东人吃菜最不保守”。马思聪作曲，也最不保守……
春天的厚爱
“解放前二十年内，我只写了二十个作品。解放后八年，我已写了近二十个作品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是不能搞出这许多创作的。”（马思聪，《文汇报》1957年9月23日。）
“患难与共，结为知己。”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岁月，马思聪紧紧地跟人民站在一起，紧紧地跟共产党站在一起。他，赢得了党和人民的尊重。新中国诞生之后，马思聪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政府给予他优厚的礼遇。酷爱音乐的周恩来总理是他的“知音”，在日理万机之际，还常常过问对马思聪的照料。
1957年9月22日的《文汇报》，用富有现场感的笔调这样描述马思聪的家：
“国际友人到北京，都爱上马思聪的家里去做客。这是个四合院。院里种了矮柏、石榴。玉兰、桃树，客厅、创作室、卧室、甚至走廊。屋檐下都摆满了贵妃竹、红山茶，院子里还种了扁豆、丝瓜，这些都是马思聪夫妇亲手栽种的，扁豆、丝瓜吃不完，还可以送朋友。这里琴声不断，老远就听见钢琴、提琴的美妙旋律扬溢在空际。两个女儿是妈妈的接班人；一个儿子是爸爸的‘爱徒’，这孩子从七岁开始学小提琴，现在11岁，已奏得不错了。爸爸常说：‘有些天赋’。”
就连马思聪忍痛出走异国他乡，在1967年接受美国《生活》杂志的采访时，他仍无限留恋当年他在北京的家。在《生活》杂志那年二月号的《从中国逃出来的最卓越的人物的经历》一文中，这样引述马思聪的话：
“我们有一座精美的北京老式的住宅，在西城一条安静的胡同里，一幢古典式的四合院。在院子里有柿子树、梨树和中国枣树、紫藤和美妙的葡萄架。在后院有更多的葡萄和水果树，还有一个瓷砖屋顶的鸡窝。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地方……大字报批评我的音乐是资产阶级的，我的家庭生活太舒适——‘世外桃源’——有一辆小汽车，一个司机，一名厨师……”
作为人民的艺术家，马思聪的工资也是优厚的。他被定为“高教一级”（大学教授中最高的工资），每月三百六十元。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每月又追加补助费二百元。这补助费后来一直持续到“文革”开始。
马思聪和夫人王慕理常常去各地举行音乐会。光是1956年春天，便“到东北、西南、西北、华中各地巡回演出”。马思聪感慨地说过：“解放前，那时我自己要开音乐会，也真不容易，从租场地到校钢琴都要自己去搞。现在呢，我每到一地，一切事情音协都给准备得好好的，大大地帮助了我的演出。”（1956年9月23日《文汇报》马思聪夫妇行程万里，差旅费全部由公家支出，演出收入则归他们个人。
每逢国际音乐界的重大活动，党和政府总是让马思聪作为中国音乐代表团团长，出国访问：
1949年，新中国刚刚诞生，马思聪就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访问了苏联。
“那时（莫斯科）街上的孩子们看到中国人都感到很新奇，常常跑出来摸摸我们的衣裳，仰着脖子望着我们，眼睛里露出好奇的亮光。”（马思聪《访苏杂记》，《人民音乐》1957年。）
1951年，马思聪率领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出席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节。“我演奏小提琴协奏曲，由捷克国家电台乐队伴奏”，“人家不仅把我们当作音乐工作者看待，同时还把我们当作毛泽东的代表看待。这就是那些不停的掌声的来源。”（马思聪《参加布拉格国际音乐节归来》，《人民音乐》1951年。）
紧接着，1953年，他来到朝鲜访问，为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演出。他担任了赴朝慰问团第一总分团副团长。
1956年，马思聪出访波兰，“代表中国音乐界到华沙去出席第九届国际肖邦钢琴比赛会做评判，亲自看到中国青年钢琴家傅聪在比赛会上获得优胜，感到非常高兴。”（马思聪《关于傅聪得奖》，《人民音乐》1956年。）
1957年，马思聪二访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这次同去的还有梅兰芳、老舍、王昆、喻宜萱、姚臻等同志”。（马思聪，《访苏杂记》，《人民音乐》1957年。）
1958年，他三访苏联，出席柴科夫斯基钢琴小提琴比赛会。“提琴比赛会的主席是苏联最著名的提琴家奥伊斯特拉赫。在献花礼之后，提琴的评委开了一次会，由奥伊斯特拉赫主持。他提议增加两位评委副主席，一位是美国著名提琴家津巴里斯特，另外一位是我。当即由各国的评委同意通过了。”（马思聪《记柴科夫斯基钢琴小提琴比赛会》，《人民音乐》1958年。）
……
春天予马思聪以厚爱，以礼遇，以荣誉，以信任。马思聪沐浴于春风之中，兢兢业业，赤胆忠心，报答春天的知遇。
迄今幸存的一张小小的照片，忠实地记录了马思聪当年的风貌：1951年，在治淮工地上，我们的音乐家背心短裤，头戴草帽，正在使劲地推着装满泥土的小车……
那不是“强迫劳改”，是他自觉自愿下工地，和民工们一起住帐篷，同劳动。
他爱新生的淮河，他爱英雄的淮河人民。他再度与诗人金帆合作，创作了《淮河大合唱》：
到处人山人海，
到处红旗飘扬，
让山谷变成蓝色的大海，
让堤岸变成高大的公路。
劈开山岭开出新河，
让洪水在洪泽湖中，
停下脚步，停下脚步。
让暴躁的淮河驯服，
按照我们指定的道路奔流……
由于有了亲身的体验，他的乐曲充满感人的力量。他沉歌春天，沤歌人民的胜利。
春天，是种子萌发的季节，是幼苗茁壮的季节，是青春闪光的季节，是新人辈出的季节。为了音乐的未来，马思聪忙于春播，忙于扶掖新苗。
就在治淮工地，马思聪还留下另一张值得纪念的照片：他的身边，站着一个光着脚丫、穿着背心短裤的男孩。
这孩子是一位民工的儿子，喜欢哼哼民歌。马思聪发觉孩子的乐感很好，把他收下了，带到中央音乐学院附中。
幼苗成长了。如今，已经成为空军政治部歌舞团创作组的成员。
本文作者采访了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小提琴家林耀基，他讲述了一个真实而似传奇的故事：
那是1952年，一个15岁的广州孩子，由于喜欢小提琴，天天到温瞻美老师家里学习。
做梦也没想到，一个平平常常的下午决定了这个孩子毕生的命运。
那天，温老师上课之前，一个个学琴的孩子，照例挨个儿把温老师上一次教的曲子，拉了一遍。
客厅隔壁，一张躺椅上，一个人似睡未睡，闭着眼睛谛听着飘来的琴声。
孩子们散去之后，那个人只是向温老师打听了一下，第一个拉琴的孩子叫什么名字。
过了不久，那个孩子接到了来自北京的通知：他，被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录取了！
那个孩子感到奇怪，他既没有办报名手续，他没有经过考试，怎么会录取呢？
向温老师一打听，这才明白：那天，躺在躺椅上的，是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
原来，马思聪出差到广州，住在他的学生温瞻美家，偶然听见孩子们的琴声。
他从第一个孩子的琴声中，听出孩子的音乐才华。尽管他没有见到这个孩子，却当即决定录取他。
这个幸运的孩子是谁呢？
他就是故事的讲述者——林耀基！
尽管故事近乎离奇，却没有半点虚构的成份——因为这是当事人亲口向我讲述的。
进入中央音乐学院之后，马思聪亲自担任导师。每星期，林耀基都到马老师家里去听课。
就这样，马思聪亲手培育了一棵音乐幼苗。
1960年，马思聪亲自提名，让林耀基到苏联学习。
我在林耀基家的墙上，看到最近一次世界小提琴比赛评委的合影。其中惟一的中国评委，便是林耀基。
林耀基再三地说，马思聪先生是他的恩师！
如今，林耀基又培养了一代新人。他拿出最近几年在国际音乐比赛中获奖的中国选手名单给我看，其中有八人的名字旁边注明：“指导老师林耀基”。林耀基说，这些获奖者身上，也有马先生的功劳呀！
钢琴家刘诗昆的名字，是广大读者所熟悉的。当我来到他家采访时。他谈起了马思聪对他的培养：
1951年，刘诗昆考人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马思聪就非常喜欢他。尽管刘诗昆学的是钢琴，马思聪不教钢琴，没有直接教过他。但是，刘诗昆说，马思聪在艺术上对他的指点，是他永生难忘的。
刘诗昆深深地记得，1962年，他正在莫斯科学习，马思聪参加第二届柴科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来到那里。
在那样忙碌的日子里，马思聪到刘诗昆的宿舍里看望。刘诗昆用钢琴弹了肖邦的《摇篮曲》，请马思聪指教。
“外行看热闹，内行所门道。”马思聪听罢，不说别的，着重指出了刘诗昆演奏的音色不好。
马思聪说得是那么通俗而又那么形象：
“弹钢琴，其实就像敲钟的原理一样。触键之后，要使声音发出来，延续下去。
你不能把键盘压得死死的，那就像敲钟时锤子在敲了之后不离开钟，把钟声‘捂’掉了，声音就发问，音色不亮。在弹奏抒情的钢琴曲的时候，你的手指头在触键的一刹那，一定要让声音发出来——手指要迅速地松开。不能压在键上。记住，触键要有力，然后马上松开！”
马思聪的话，句句讲在点子上。
刘诗昆牢牢记住了。从此，他改变了自己触键的习惯，时时侧耳倾听钢琴的音色。
刘诗昆回国以后，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音乐会，特地请马思聪来。
马思聪一听，刘诗昆演奏的音色，变得非常美。音乐会结束之后，马思聪紧紧握住刘诗昆的手，刘诗昆也紧紧握住马思聪的手。
刘诗昆深情地对我说，名师的指点，至今仍使他受益匪浅！
灭顶之灾开始了
“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很少，要让多数人有知识。知识水准高了，政治必然会趋向民主。过去轻视知识分子的事情不能再有了。我希望中国不要再搞阶级斗争了，大家要团结，要友爱。”（马思聪对中国新闻社记者的谈话，1985年2月20日。）
在那和平宁静的日子里，在那如坐春风的年月里，祖国爱他，他爱祖国。在马思聪身上，找不到半根“反骨”；他做梦也未曾想到，有朝一日他会挺而走险，流落异国。
当然，极左并非自“文革”始，只不过在“文革”时大爆发、总爆发而已。
早在1951年“文化整风”之际，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大会上，马思聪便已受到寒流的袭击，指责他“想把音乐学院办成资本主义学校”。
1957年，马思聪说过“有职无权”，受到过批评。在“大跃进”的1958年，马思聪夫妇曾在西安举行了小提琴独奏会。不久，在1959年第二期的《人民音乐》上，便登出了《评马思聪先生的独奏音乐会》，那口气是咄咄逼人的：
“首先，在节目的选择上……新中国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乐曲一首都没有……我不知道马先生对于党的厚今薄古和一切文化艺术都要为政治服务的方针是如何理解的？……我们听众白天流着汗炼钢、握着镢头翻地，大家在一起欢笑，唱着跃进的歌，这和马先生的演奏多么不协调！……至于《西藏音诗》……我们认为马先生是在歪曲、丑化西藏的面貌，希望马先生在这批判资产阶阶学术思想的今天，能在创作和演奏上展开自我批判。”
……
当然，这些冷风，时起时止，还没有成为“红色风暴”。马思聪虽有不快，但毕竟是暂时的，唱一下“是我错”便可以过关。
然而，在那“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1966年，马思聪终于遭到了灭顶之灾。
“我记得这是1966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这天我第一次听到‘文化大革命’这个词。我的一个学生来到我�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