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乡曲- 第4部分

　　他，出生在澳门一个贫苦船工的家庭，靠着勤工俭学才来到巴黎。那高昂的学费，使他望而却步。

　　“我带你去试试看。”马思聪对洗星海说，“我的老师富有同情心。如果他知道你的苦难身世，也许会同情的……”

　　就这样，马思聪带着洗星海，来到老师那里。

　　奥别多菲尔教授指着小提琴说：“洗先生，你演奏一下。”

　　洗星海拉起了小提琴。

　　奥别多菲尔教授眉间出现了深深的竖纹。显然，他对这个中国青年的琴艺，很不满意。

　　当洗星海奏毕，刚放下小提琴，奥别多菲尔教授又问：“洗先生，你几岁？”

　　“24岁。”洗星海答道。

　　奥别多菲尔教授眉间的竖纹，显得更深了。他嫌洗星海的年纪太大，因为优秀的小提琴必须从小培养。

　　这时，洗星海记起马思聪的叮嘱，便向奥别多菲尔教授诉说起自己贫苦的身世和学习音乐的艰难历程。

　　听着，听着，奥别多菲尔教授的眉头舒展了。

　　最后，他对洗星海说了这么一句话：“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学生。在你有足够的收入以前，我不要你的学费。”

　　两个中国的年轻人，紧紧地、紧紧地同时握住了奥别多菲尔教授的手……

　　也就在这一年，马思聪曾回国登台独奏，一下子引起了轰动。许多报纸都登了报道，称他为“神童”。

　　不久，他又回到了巴黎。不过，他从学习小提琴演奏转向学习作曲了，以至成为作曲家，而演奏小提琴反倒成了次要的了。　

　
　
毕能蓬影响了他的一生
　　“没有毕能蓬先生，我或许会走上虚浮的道路，徘徊在不咸熟、不完整的歧途，或者要浪费很大的力气和精神去寻找一条确切的路线。毕能篷先生不仅是我的和声学作曲法的教师，他同时是我整个艺术修养的指导者。”（马思聪《创作的经验》，1946年10月《音乐艺术》杂志三卷一期。本节中的若干引文，未标明出处的，均引自此文。）

　　“在我学习小提琴半年时间，可以在这乐器上奏出不少的调子。有一天，我给我的大兄奏一首旋律，我叫它为《月之悲哀》，是读了一篇童话而作的。还有一首叫做《项羽自刎》，表示了我底童子的心对这英雄的敬意，也许受了小学校里历史先生的有趣味的讲述的反应，这是我最早的‘创作的动机’……项羽骑着一匹千里马，还有许多马蹄风，悲壮呢！调子是短调的。这陈迹已过去差不多二十多年，而且已只是记忆上的陈迹了。

　　“在往后几年，我是完全致力于小提琴的学习，对于作曲其实就不晓得是怎样一回事。小提琴的学习只在旋律上做工夫，和声学是分外的事，直至我开始学习钢琴，才知道旋律以外的音乐世界。”

　　15岁那年，马思聪正在奥别多菲尔教授指点下学琴，他“颈的一块起初不令人注意的瘤渐渐长大起来，到后来，竟成了弹琴的阻碍物。医生说须立刻停止弹琴，到贝尔克（Berck）海滨去医治，那里的空气适合治疗此症。”

　　马思聪遵照医嘱，不得已放下了小提琴，到贝尔克海滨住了九个月。

　　“夏天，无病的人也来避暑，各处的客店都有人满之患。白天里，人们穿着游水衣千千万万聚于沙滩。我和我的哥哥到了之后便和许多青年好汉交结……

　　“一个热闹的夏天过去后，夏天的游客散去了，我发现自己一个人住在一个有着三十个房间。一个大厅、一个弹子室的客店里。于是秋天来了，于是冬天来了，于是寂寞来了，剩下了无人烟的广大的沙滩。

　　“‘寂寞’有着忧伤的音乐，寂寞却是丰富的。我开始与‘寂寞’亲密起来。

　　“……北风带来海的腥味，卷起沙石，让浪涛咆哮着。每天我看着太阳从海的边涯沉降，看着充满红光的宇宙让夜和星辰吞下。这些自然的景象把我投入一种界乎过分的悲哀的感觉中。我于是把我的空闲寄托于钢琴与看书。

　　“从钢琴上我开始认识巴赫、兹差尔特、李斯特、肖邦，尤其是法国近代作曲家德彪西、拉威尔、Panre等。德彪西是我当时最推崇的作曲家，我把他一切的作品统统收集起来，在钢琴上慢慢地欣赏……”

　　强烈的创作之火，渐渐在马思聪心底燃烧。他已不满足于演奏别人的作品，他要创作，要作曲，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希望，熔铸在音符之中。也就是说，他要从一个单纯的演奏家，迈向作曲家。

　　在一次上完小提琴课之后，马思聪向奥别多菲尔教授吐露了学习作曲之意，请他代为介绍作曲老师。

　　奥别多菲尔教授用手托着下巴，沉思良久，这才说道：“死板的教授方法，对于你是不相宜的，就是让大名鼎鼎的Albert　Roussel教你作曲，也不合适。你得找一个自由、大胆的作曲教授。”

　　奥别多菲尔教授忽然拍了一下自己的前额，然后指着对面墙上挂着的一张照片说：“对啦，他最合适！”

　　马思聪看了看那张照片，哦，好大的头颅！

　　“他，毕能蓬教授！”奥别多菲尔说道，一他的作品，没有人肯演奏。只有我——花了整整三个月，才排练出他的四重奏。虽说那么吃力，可是，他的作品竟那么深刻！”

　　说罢，奥别多菲尔拿起小提琴，奏了一曲毕能蓬的作品。马思聪沉醉在那奇特而深沉的旋律之中。

　　不久，约定了见面时间。当马思聪来到奥别多菲尔教授那里，一个50多岁、衣着随便的男人坐在奥别多菲尔对面的沙发上。他的头颅看上去，比照片上那头颅还大。“一个广阔而高的前额套在瘦瘦而慈祥的脸上。”

　　他站了起来，向马思聪伸出了手，自我介绍说：“毕能蓬！”

　　头一次见面，马思聪就发觉，他跟毕能蓬教授竟是那样的默契。相投，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从此，要么马思聪坐半小时火车，来到巴黎远郊一个多树木的乡下，在毕能蓬教授的家中听课；要么华能蓬教授上巴黎来，在马思聪的住处上课。

　　讲完一课，毕能蓬便给马思聪留下作业，要他试着写点曲子。毕能蓬总是说：

　　“学习时尽量严格，创作时尽量自由。”

　　过了几天，当马思聪把作业交给华能蓬教授，他总是顺手拿起马思聪的铅笔改作业。改了一阵，把铅笔放进自己的小口袋。过了一会儿，又拿起马思聪的另一支铅笔，改罢，哈，还是放进自己的小口袋。到下一次见面时，他从小口袋里拿出一束铅笔，还给马思聪。他笑着说：“我老是有这个习惯，把铅笔放在口袋里。课上得多的时候，这小口袋里就会有一大把铅笔。”

　　在上课之余，毕能蓬常常邀马思聪到树林里散步，边走边聊天。其实，闲聊不闲，毕能蓬讲的是音乐的修养，音乐家的品格，音乐创作的道路，是不上课的上课。

　　渐渐地，马思聪开始了解他的导师：华能蓬教授是一个恬淡的人，以艺术为生命。他清贫，除了教学之外，没有别的收入。他的惟一的财产，便是花费多年积蓄买下的那所乡下的别墅。他是犹太人，郁郁不得志。他的作品虽然不算多，可是也不算少。几乎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也很少有人演出他的作品。尽管如此，他依旧坚持创作。他说：“一部作品完成了，我就不再把它放在心上。出版呢，放在抽屉里呢，对于我来说都是一样的。谁会愿意演奏我的曲子？谁能演奏我的曲子？谁理解我的曲子？”

　　他的作品，在马思聪看来，是“气魄宏大、情意深刻”的。“他的作品的特点，便是永远是悲剧的，不是忧郁，是像古希腊悲剧的那种伟大的风格。他是猛烈的火在焚烧，他的音乐焚烧着一种不可遏制的热烈。他是音乐史上一个独特的人。”

　　他深刻地对马思聪说：“今日被奉为伟大作曲家的人，也许五十年后就给人遗忘了。反之，有些寂寞地在黑暗里工作，没有人注意到的作曲家，也许要到五十年后才被人发现。音乐史上充满这些先例。”

　　他，就是一个“寂寞地在黑暗里工作”的作曲家。不过，他毕竟还有知音。法国著名的音乐评论权威Calbocoressi在《近代音乐史》上，把他放在了最重要的地位。

　　1932年，马思聪忍痛告别了导师毕能蓬，回到广州。从此，他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位高尚而自重的作曲家。只是在他完成《e小调弦乐四重奏》之后，给毕能蓬教授寄去，曾收到口信。华能蓬言简意赅地说：“技巧是第一流的，你作的是严肃的音乐，你走的是正确的道路”

　　不久，纳粹崛起，统治了欧洲。作为一位犹太人，毕能蓬教授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马思聪深深地怀念着恩师毕能蓬教授。是他，引导马思聪走上作曲之路；是他，深刻地影响了马思聪的思想和音乐观；是他，在马思聪的作品中打上了他的烙印。

　　迄今，马思聪仍在时时怀念他的恩师；迄今，毕能蓬的见解仍在影响着马思聪。

　　时隔半个多世纪，最后。马思聪说：“我的作品被正式承认和理解，也许需要五十年。”不言而喻，他的话显然师承毕能蓬。

　　时隔半个多世纪，马思聪客居美国，他的处境犹如当年的华能蓬。马思聪的作品在美国几乎无处出版，亦几乎无人演出，但是他像华能蓬一样坚持创作。1984年5月，他在给长女马碧雪的信中说：“关于爸爸的作品问题，在爸爸看来，一个作家只要能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演不演，评价如何，身外事了。”在这段话里，不难找到毕能蓬的影子……　

　
　
东方色彩的作曲家
　　“中国有句流行的话‘吃在广州’，的确，广东菜是很有名的，但广东人吃菜最不保守，老鼠、猫、蛇一切可以吃的都去吃，他们是不怕冒险的。”（马思聪《谈青年的创作问题》，《人民音乐》1956年10期。）

　　一支十来个人的小乐队，在演奏《结婚进行曲》，使结婚典礼的气氛显得热烈而欢乐。

　　乐队指挥是一位身材修长、西装革履的青年。他，不是用鲜花，而是用音乐，向新郎、新娘献上他的深情厚意。

　　他，刚从法国归来不久的马思聪，那般活跃，又那般风趣。

　　新郎陈洪，是他的密友。当陈洪是广州培正中学的“童子军”的时候，马思聪是培正附小的“亚仔队”队员。在法国，他们同是奥别多菲尔教授的门生。回国后，他们一起在广州惠福东路办起了私立广州音乐院。马思聪是院长，陈洪是副院长。

　　在副院长举行婚礼之际。院长先生拉来了手下的学生，组成了一支临时乐队，奏起了《结婚进行曲》……

　　《结婚进行曲》又响起来了。

　　这一回，院长先生成了新郎。新娘呢？是他的学生，叫做王慕理。

　　他们是在琴声中恋爱，音乐是他们的媒人。

　　他们结成了一对“音乐夫妇”。结婚以后，他们同台演出几十年，马思聪拉小提琴，王慕理钢琴伴奏。“夫唱妇随”，他们把爱情建立在音乐之上。六年之后，他们才有了第一个孩子——女儿马碧雪。

　　“十年了，我没有听见过这么深刻、热烈、精致、宏丽的演奏了……这确是一种征服，完全而彻底的征服。全场的听众，坐着、站的。前台的、后台的，仅容七百人的礼堂挤进了千人以上的听众，都被征服了，作了这伟大的神奇的音乐的俘虏。”

　　这是赵氵风1945年2月在重庆民众戏院听了马思聪、王慕理音乐会，写下的《听马思聪和王慕理》中的一段话，发表在当时的《音乐艺术》第六期上。

　　那天，这对“音乐夫妇”同台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徐缓的歌》，贝多芬的《克罗采奏鸣曲》，李斯特的《月光曲》……

　　赵氵风写道，这对“音乐夫妇”，“以自己的眼泪来换取人们的眼泪，以自己的热情来换取人们的热情，以自己的欢笑来换取人们的欢笑，以自己的斗争来号召人们的斗争。”

　　1933年，马思聪来到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任教。

　　漫步玄武湖之畔，泛舟玄武湖之上，涟漪潋滟，波光摇曳，触动了他的创作灵感。

　　他把玄武湖的静谧、柔美、幽雅、清波，注入音乐里，写出了《钢琴弦乐三重奏》（B大调）。

　　然而，马思聪以为《钢琴弦乐三重奏》的“天空大阴沉了，我得写一首晴朗的作品”。

　　春来了，春来了。野花丛生，嫩草如茵，轻舟悠悠，鸟语声声。

　　马思聪把玄武湖之春溶人了他的《G大调第一小提琴钢琴奏鸣曲》。乐曲中充满欢乐，阳光，青春和鸟声。

　　1936年早春，当积雪刚刚融化，马思聪第一次踏进了古都北京。

　　故宫，颐和园，长城……古老而博大的中国文化，点燃起他心中强烈的民族的感情。

　　一个偶然的机会，怀着好奇的心情，他听了一次北方大鼓。万万没有想到，竟着了迷，一次又一次去听，大有当年白居易在浔阳江头听琵琶的感触：“如听仙乐耳暂明”！

　　他，一个从小受西洋音乐熏陶的人，一个心中只有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德彪西的人，曾经不屑于粤曲、京戏，以为浅薄、陈旧。然而，北京的大鼓，却成了马思聪的“大的发现、大的收获”。一

　　大鼓的节奏和旋律，使马思聪耳目一新。他被陶醉了。他记下了大鼓的旋律，把它写入他的《f小调第二小提琴钢琴奏鸣曲》之中。

　　大鼓，竟成为马思聪音乐创作中的转折点。从那以后，他把中国民间音乐视为宝库，不断求胜探宝。他珍爱中国的民歌，从中汲取丰富的民族音乐的营养。

　　他说：“民歌与我相结合，成了我的音乐作品的特色。”

　　也正因为这样，此后他的作品，富有东方色彩，富有中华民族的色彩。他，成了真正的中国的作曲家。

　　城墙上跑马，

　　掉不回那个头，

　　思想起咱们包头，

　　哎哟我就眼儿抖。

　　这是一首非常朴实而简单的内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