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事，大伙儿都这么说。可在我住的那块儿，好多人被捕。左邻右舍都用怀疑的眼光看我们。车上的小伙子们也碰见同样的事。有命令，就得执行啊。祖国第一，是不是？ ”
“说得对。中尉，我对现状也很遗憾。可是，没有别的办法。原来的政权烂透了。要不是你们拿起武器，还不知道国家会怎么样呢？ ”
然而，在内心深处，我也并非这么有把握。我预感到事情的发展不像我们预计的那样，局势正在摆脱我们的控制。只是当时我不愿意道出自己的担心。我的理由是，要想安排好一个国家，三天的时间实在太少了。那个在国防部接待我的粗俗的军官在武装部队里也许只是极少数。大多数人还是像这个送我回家的认真负责的中尉。我琢磨着，过不了多久，秩序就会恢复。等到开头几天的紧张松弛一下，我一定去找个在军队里有地位的人。很遗憾我没去找乌尔塔多将军，我没去找他是出于尊重他，当然，我承认也是出于自尊。应该是他来找我，而不是我去找他。
直到两个星期后，我才知道儿子海梅已经不在人世了。当时，眼瞧着大家都在点数死者和失踪者，胜利的那股高兴劲儿全过去了。一个星期天，我家里来了一个神秘的士兵。在厨房里，他告诉布兰卡他在国防部亲眼目睹的事实和他知道的用炸药毁尸的情况。
“瓦列大夫救过我妈的命，”当兵的手拿着钢盔，眼睛盯着地面说，“所以我才来告诉你们他是怎么遇害的。”
布兰卡叫我去听听当兵的说的话，可我不肯相信。我说，准是这家伙认错人了。他在锅炉房里看到的肯定不是海梅，而是另外的人。军事暴动那天，海梅没什么事需要到总统府去。我相信，即便海梅受到追捕，他一定早已通过某个关卡逃到国外，要么是躲在某个大使馆里。再说，官方要找的人的名单当中也没有海梅的名字；由此我想，海梅没什么可担惊害怕的。
过了很久，实际上是几个月吧，我才知道那个当兵的说的全是实话。孤独的生活弄得我昏头昏脑。我坐在书房的安乐椅上，两眼直瞪瞪地盯住门槛，盼着海梅归来，心里默默地念叨着他的名字，和我平时思念克拉腊一样。我一次又一次地召唤他，最后总算看到他了。只见他身穿破衣烂衫，衣服上满是干硬的血迹，在打过蜡的镶木地板上拖着蛇一样的带刺的铁丝。我这才知道，的确像当兵的说的那样，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只是从那时起，我才开始使用“暴政”这个字眼儿。可是，阿尔芭，我的外孙女儿，早就看出独裁者的原形了。她觉得，在军人当中，此人确乎非比寻常。她继承了克拉腊的直觉能力，一下子就能把他看透。独裁者是个粗人，外表质朴，说话不多，像个农民。看上去挺谦和。很少有人能想到，有朝一日他会披上衮服，高举双臂，让坐在卡车上向他欢呼的人群静下来。在为“四剑纪念碑”揭幕的时候，他的虚荣心得到满足，两撇儿威严的小胡子一个劲儿颤抖。纪念碑的顶部原有一只永不熄灭的火炬，照耀着祖国的前程。但是，外国技术员没有弄好，火炬一直点不着，只有一股像从厨房里冒出来的浓烟在空中飘荡，好似一片预示着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永不消散的乌云。
我开始想，我的行为是不是错了，也许这不是推翻马克思主义的最好的办法。我越来越感到孤独，没有人需要我，我失去了儿子。克拉腊固执地沉默寡言，心不在焉，像个孤鬼游魂。就连阿尔芭也一天天地和我疏远了。我在家里几乎见不到她。她像阵风似的从我身边走过，身穿扎眼的棉布长裙子，皱皱巴巴的，像罗莎一样留着令人不可思议的碧绿的秀发。在外祖母的暗中帮忙下，干些神秘莫测的事。我敢说，她们俩背着我在干些秘密勾当。外孙女儿整天慌里慌张，就像当初伤寒流行那会儿克拉腊为别人担起痛苦的重负一样。
阿尔芭几乎没有时间为海梅舅舅的被害而哀伤。她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帮助受难者解决急迫问题上去了。只是把痛苦暂存起来，留待以后痛定思痛吧。直到军事政变两个月后，她才又见到米格尔，一度甚至认为他也离开人间了。但是，不是她去找米格尔的。米格尔讲得非常清楚，不让她去找。另外，她还听见官方在必须前去报到的人的名单中多次念到米格尔的名字。这给了她希望。她想：“只要官方找他，他就还活着。”她也担心他们会捉住米格尔。想到这儿，她心急如焚，一再祈求外祖母帮忙，不让这种事发生。她祷告说：“姥姥，我宁肯看见他死了，千万千万别让他被人活捉住。”她很清楚国内发生了什么事，日日夜夜觉得胸口发紧，两手发颤。每当得知某个被捕者的不幸下场的时候，她都像得了什么流行病一样，从头到脚长满肿块。但是，她没跟任何人谈起，包括外祖父在内，因为人们宁肯眼不见心不烦。
在那个可怕的星期二以后，对阿尔芭来说，世界猛地翻了个个儿。为了能活下去，她只好努力调整各种感觉。大约她已经习惯于不再见到海梅舅舅、米格尔以及其他许多她所爱戴的人。她把事情的变化归罪于外祖父。不过，后来看见老头子缩在安乐椅上，不停地嘟囔着克拉腊和海梅的名字，她又把全部的爱倾注到他身上，跑过去拥抱他，用手指抚摸他的白胡须，安慰他。阿尔芭觉得周围的东西仿佛是玻璃做的，脆弱得就像一声叹息。在那个难忘的星期二，自动步枪和炸弹把她熟悉的东西击毁了一大半，余下的东西也已裂成碎块，血迹斑斑。时间一天一天地、一星期一星期地、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一些她本以为幸免于被破坏的厄运的东西，也渐渐显示出受到了损伤。她注意到亲朋好友都躲着她。有的人一看见她连忙穿过大街，免得和她打招呼；有的人看到她走过来，连忙扭过头去。她心里想，她帮助受迫害的人这件事准在他们当中传开了。
事实的确如此。从开头的几天起，最紧迫的事是把有被害危险的人隐藏起来。一开头，阿尔芭觉得这件事挺好玩的。她可以不去想米格尔，而去想点儿别的事。但她很快就意识到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公告上警告市民说，必须揭发马克思主义者，交出潜逃者；否则，以叛国罪论处。海梅那辆汽车没被炸弹炸毁，在广场的原处停放了一个礼拜。阿尔芭知道后，就去找汽车，结果奇迹般地把车子找回来了。她在车门上画了两棵深黄色的向日葵，以便和别的车区别开来，然后驾车去完成一项新任务。她努力记住各个大使馆的位置、在大使馆门口把门的军事警察的班次以及墙有多高，门有多宽。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在大街上，一个陌生人（ 她估计是米格尔派来的） 突然走近她，通知她有个人需要躲起来。在光天化日之下，她来到约定的地点。有人注意到涂在汽车上的黄花，冲她打个手势，她马上把车子停下来，让对方飞快地上车。一路上，两人一句话也不说，阿尔芭宁肯不知道对方的名字。有时候，她得和对方待上一天，甚至把他藏起一两夜。然后，找个合适的机会，让对方避开岗哨，跳墙进入可以接近的大使馆。这种做法比起找西方民主国家那些胆小的大使办手续来得更便当。此后，阿尔芭再也得不到躲藏者的音讯，但她永远记住对方用颤抖的声音向她表示感激。每办妥一件事，她都轻松地舒一口气，这次总算得救了。有时候，阿尔芭帮助一些女人躲起来。她们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孩子。阿尔芭答应从正门把孩子送来，即使最胆怯的大使也不会不接受，可当妈妈的还是不肯抛下孩子。最后，只好把孩子从墙头扔过去，或是用绳子从铁栏杆上缒下去。过了不久，所有大使馆都加上铁丝网，安上机关枪。这样一来，没办法搞突然袭击了。不过，还有其他事情，阿尔芭还是忙得不可开交。
多亏阿曼黛帮忙，阿尔芭才和神父们联系上。阿尔芭和阿曼黛这两位朋友时常见面，一起低声谈论米格尔——她们俩都没有再见到米格尔——一起以眷恋的心情回忆海梅。她们没有流泪，一则没有正式证据表明海梅已经死去，再则她们强烈地希望再见到海梅，这种愿望压过了那个当兵的讲的话。阿曼黛又不顾一切地抽起烟来，两手抖得很厉害，眼睛时常迷离恍惚。有时候，她的瞳仁扩大了，行动起来很笨拙。不过，她依旧在医院里工作。她告诉阿尔芭，在她照料的病人当中，时常有人饿得昏迷过去。
“被捕的人、失踪的人、死人的家属没吃的，失业的人也没吃的。两天喝不上一碗玉米面糊糊。小孩儿营养不良，上着上着课就睡着了。”
她还说，过去小学生每天能喝上一杯牛奶，吃些饼干，现在都取消了。当妈妈的只能用茶水给孩子压压饥。
“只有神父能给他们帮点儿忙。”阿曼黛说，“人啊，就是不想知道真相。教堂里舍饭，每礼拜六次，七岁以下的孩子每天能领到一盘饭。当然啦，东西也不够。一个孩子每天吃一盘滨豆或是一盘土豆。一个孩子吃，五个孩子在外边看，东西不够啊。”
阿尔芭明白了，时代倒退了，倒退到外祖母克拉腊到密塞里科迪亚区以善心代替正义的年代。只是眼下发善心也要遭白眼。她跑遍朋友的家，求他们拿出一袋米或一听奶粉。她注意到，第一次大家不敢拒绝她，以后就避而不见了。一开头，布兰卡帮了她的忙。阿尔芭对妈妈说，现在能吃上波罗的海螃蟹和瑞士巧克力，何必再存普通面粉和穷人吃的菜豆呢？ 妈妈立刻把储藏室的钥匙交给她。她把东西送到神父开的粥棚。就这样维持了一段时间，无论如何她觉得太短了。有一天，阿尔芭领着妈妈去看粥棚。布兰卡看见一张白木楂长条桌，孩子们排成两队，眼睛里闪烁着乞求的目光，等着发给他们一份吃的。布兰卡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躺在床上一连两天闹偏头疼。阿尔芭强拉着她穿好衣服，要她忘掉自己，找人帮帮忙，哪怕是从外祖父那儿偷些家庭开支的钱也好。否则，布兰卡还会只顾自怜自叹。特鲁埃瓦参议员压根儿不愿意听人们谈起这些事，和他同一阶级的人都是这样。他顽固地否认有什么饥饿，同样也否认有人被捕，有人受刑。阿尔芭无法指望他帮忙。过了一阵子，连妈妈也指望不上了。她必须采取更激烈的办法。外祖父去的最远的地方是俱乐部。他不去市中心，更不去市郊或是贫民窟。所以，他一味认为外孙女儿说的贫困现象都是胡说八道。
“神父都是共产党！ ”他吼叫着说，“我只差听到这种事啦！ ”
不过，当有的妇女、儿童开始到富人家门口要饭的时候，他倒没像其他人那样吩咐关上铁栅栏和百叶窗，不去看他们，而是每月多给布兰卡一些钱，要她常准备些热饭，周济上门讨饭的人。
“这是暂时现象，”特鲁埃瓦参议员把握十足地说，“他们把国家搞得一团糟。等到军人冶好乱，问题就解决了。”
报纸上说，多年未见的街头乞丐是国际共产主义派进来的，他们要败坏军事委员会的名声，破坏秩序，阻挠进步。在贫民窟外面竖起了围墙，挡住旅游者的目光，满足那些不想看见贫民窟的人的要求。一夜之间，像变魔术似的，大街上出现了街心公园和花坛。都是雇用失业者种的，以便制造出梦境般的宁静的春天气氛。墙上刷满白色，涂掉鸽子宣传画，从人们的眼睛里永远抹掉政治标语。谁要是在公共场所书写政治标语，当场会受到机枪扫射。大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气氛安静。商店开门营业了。在很短的时间里，乞儿不见了。阿尔芭注意到街上没有野狗，也没有垃圾堆。在轰炸总统府的同一时刻，黑市也消失了，因为投机者会受到军法处置，会被枪毙。商店里开始出卖一些连名字也叫不上来的物品，以及过去只有阔人才能从走私贩子那儿买到的东西。大资产阶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幸福，他们可以买到大量的威士忌，可以用赊购的办法买到小汽车。
开头几天，人们沉浸在爱国主义的狂热之中，妇女们到兵营去赠送首饰，为了重建国家，甚至连结婚也只使用镶有国徽的铜戒指。布兰卡把克拉腊留下的首饰装在毛袜子里又藏了起来，唯恐特鲁埃瓦参议员把首饰交给当局。人们眼瞅着出现了一个新的趾高气昂的社会阶级。一些显赫的女士们身穿异国服装，洋里洋气，浑身珠光宝气，好似夜间的蝙蝠，和那些新起的颐指气使的经济界人士挎着胳臂，在娱乐场所招摇过市。一个军人阶层出现了，他们很快就位居要津。那些过去认为自己人当中出了军人是家门不幸的家庭，如今争先恐后地找大人物帮忙把儿子塞进军事学院，把女儿嫁给当兵的。全国到处是穿军服的人，到处是作战武器，到处是国旗、国歌和游行队伍。军人们知道老百姓需要有自己的象征物和礼仪活动。特鲁埃瓦参议员原则上讨厌这些东西。俱乐部的朋友们说，马克思主义在拉丁美洲找不到一点儿机会，原因是它没有考虑到事物的魔幻一面。听到这番话，特鲁埃瓦参议员明白了他们的意思。他自己做出如下结论：“面包、马戏团，再加上一点儿令人肃然起敬的玩意儿，人们需要的东西就算全了。”而在内心深处，他却为缺少面包而不无遗憾。
社会上掀起一场运动，目的是把前总统的好名声从地球上抹掉，好让老百姓不再为他掉眼泪。他们把前总统的私宅向公众开放，请大家看一看所谓的“独裁者的宫殿”。大家可以看到衣柜里挂着羚羊皮外套，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令人咋舌。参观者可以查看抽屉，翻腾储藏室，看一看古巴甘蔗酒和成袋的白糖。传看前总统身着酒神盛装、头戴葡萄花环的照片。照片上，前总统和体态丰满的女人、男性运动员尽情调笑、纵欲。但是，伪造的手法十分拙劣，没人相信照片是真的，连特鲁埃瓦参议员本人也不相信。他知道了这些事，咕哝着说：“太过分了，这些人真是废物。”
军人们大笔一挥，改变了世界史，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