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们大笔一挥，改变了世界史，凡属现政权不赞成的事件、思潮、人物一律从历史上去掉。地图也得重新安排。把北方放在上面根本没有道理嘛，离开功劳卓著的祖国那么远，完全可以放在下面嘛，于国家更为有利。顺便用普鲁土蓝把辽阔的领海一直画到亚洲和非洲，先在地理书上把遥远的领土据为己有，越过边界也可以不受惩罚，直闹得兄弟国家在联合国大吵大闹，威胁说要把坦克车和歼击机开进来。一开始，新闻检查只包括传播媒介，很快就扩展到学校课本、歌词、影片情节以及私人谈话。有些词儿军方明令禁止，比如“同志”；有些词儿尽管官方没有下令从字典中抽掉，出于慎重还是不用为好，例如“自由”、“正义”和“工会”。阿尔芭问自己：一夜之间，从哪儿蹦出这么多法西斯分子啊？ 在祖国悠久的民主历史中，除了战争期间某些狂热分子外，还没见过有人装腔作势地穿上黑衬衫，高举着胳臂游行，惹得过往行人哈哈大笑，乱吹口哨。而且他们在国家生活中也起不了什么像样儿的作用。武装部队的态度也很难解释。军队的成员大多数来自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从历史上看，并不接近右翼极端派，而是靠近左派。她不懂什么是内战状态，也不知道战争是军人的艺术杰作，是军事训练的终结和军人职业的完美的实践。军人天生不能在和平环境中显露光彩。政变给了他们机会，可以把在军营里学会的东西付诸实践，可以表现出盲目服从，展示一下枪法，实践一下在良心泯灭的时候当兵的能够掌握的其他技巧。
阿尔芭退学了。因为哲学系和其他打开思维大门的系科一样被封闭了。她不再学习音乐。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拉大提琴似乎显得有些轻浮。许多教员根据军事警察掌握的黑名单被辞退、被逮捕或者失踪了。塞瓦斯蒂安·戈麦斯被他自己的学生告发，在最早的搜查中被杀害了。大学里到处是特务。
协助政变的大资产阶级和经济界的右派感到兴高采烈。一开头，他们看到自己行动造成的结果，颇有些吃惊。他们从来没有在独裁统治下生活过，也不知道独裁统治是什么。他们认为，失去民主只是一时的事情。只要现政权尊重办企业的自由，在一段时间内，没有个人自由、没有集体自由也还过得去。他们不在乎国家在国际上是否声名狼藉，被人视为和其他地区的暴政一样的货色。他们认为，为了推翻马克思主义，这个代价还算是便宜的。外国资本进来了，投资于国内银行业。他们自然而然地将其归功于新政权的稳定。至于外国人每投进一个比索，可以拿走两个比索的利息，他们就视而不见了。外国消费品大量涌入，在其打击下，时间不长，几乎所有本国工厂纷纷倒闭，商人也开始破产。然而，他们却说，巴西的饮食、台湾的布匹、日本的摩托车比国内生产的东西要强过好多倍。国有化三年后，当局把矿山的租让权退还给美国公司。到了这时候，才有些人说，这不啻将祖国用玻璃纸包好，拱手送给别人。不过，待到把土改中分掉的土地归还原主的时候，他们又心平气和了，好光景又来了嘛。他们看到，为了保障他们的特权，只有独裁政权才能靠力量办事，而不必向任何人报告。从此，他们不再议政了，同意经济大权由他们来掌握，国家归军人去治理。右派需要干的事，无非是在制定新法令、新法律的过程中给军人充当参谋。只有几天的时间，工会被取消了，工人领袖被捕或是遇害了，政党活动被宣布无限期停止，所有劳动者组织、学生组织甚至职业公会统统被解散。聚会是不准许的。人们能够集会的地方只有教堂。不久，宗教时髦起来。牧师们、修女们只好把宗教事务放一放，先来满足那群迷途羔羊的世俗需要。政府和企业家们开始把牧师、修女视为潜在的敌人。鉴于罗马教皇不肯免去红衣主教的教职，不肯把他送进患精神病的教士收容所，有些人巴不得用暗杀红衣主教的办法解决问题。
中产阶级当中大部分人为军事政变感到高兴。政变一来，秩序恢复了，高雅的风尚恢复了，女人又穿上裙子，男人又留起短发。但是，物价飞涨，找不到工作，这些很快就使他们大吃苦头。靠工资根本无法糊口。每家每户都有个把人被捕、被杀或被流放。开头儿，家里人还说他罪有应得，后来又为他抱憾。谁也不能否认确实动用了酷刑。
豪华的商店、神奇的金融机构、外国餐馆和进口商号生意兴隆。与此同时，失业者在工厂门口排成“长龙”，希望找到一份哪怕是工资菲薄的工作。劳动者被降低到奴隶的水平，厂主几十年来第一次可以随便解雇工人，而且不付任何补偿。谁要稍加反抗，立即被关进监狱。
起初几个月，特鲁埃瓦参议员赞成他那个阶级的人坚持的机会主义主张。他相信，为使国家回到本来不该离开的正道，必须有一个独裁统治时期。第一批收回财产的地主当中就有特鲁埃瓦参议员。官方把塌了架的三星庄园归还给他，全部归还，直到最后一平方米土地。快两年了，他一直强压怒火，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他没有多加思索，带着六七名雇来的打手回到乡下。农民胆敢向他挑战，胆敢抢走他的东西，这一次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向他们施加报复。圣诞节前不久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早上，他们回到庄园，像海盗似的大嚷大叫着闯了进去。打手们闯进各家各户，高声呐喊，拳打脚踢，把雇工们赶出来，连人带牲口集合到院子里。然后，在砖瓦小屋（ 这些房子曾是特鲁埃瓦的骄傲） 上洒上汽油，点上火，从里到外烧个精光。打手们冲着牲口连连开枪。烧毁了犁杖、鸡笼、自行车，甚至婴儿的摇篮。一个中午，群魔乱舞，差点儿把老特鲁埃瓦乐死。他把雇工一律辞退，而且警告说，要是再看见谁在庄园里转悠，就让他落得和牲口同样的下场。特鲁埃瓦看到他们比过去更穷了，排成一列凄凄惨惨的长长的队伍，扶老携幼离开庄园，只带着几条幸免于难的家犬和几只从地狱里救出来的鸡。道路上黄尘飞扬，一行人拖着沉重的脚步离开了他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在三星庄园门口，一伙穷苦百姓睁大焦灼的眼睛等待着。他们是从别的庄园被驱赶出来的失业农民。和几百年前他们的祖先一样，到这里来低声下气地恳求东家雇用他们收割下一茬庄稼。
东家住的老宅子，特鲁埃瓦好久没来了。当天晚上，他躺在父母双亲用过的铁床上，觉得十分疲倦。一股焦糊味儿直往鼻孔里钻。砖瓦小屋的断壁残垣还在燃烧。为了不让腐肉弄脏空气，牲口的尸体也火化了。四下里尽是破坏和死亡。不过，特鲁埃瓦心里有数，过去他曾使庄园振兴起来，如今还能办到。农田纹丝未动，力量还是有的嘛。大仇已报，心里固然痛快，可他难以入眠。他的感觉就像做父亲的过分严厉地惩罚了自己的孩子一样。整整一夜，许多农民的面孔在他眼前晃来晃去。他亲眼瞧着他们在庄园里出生，现在却沿着公路远走他乡。他咒骂自己脾气太坏。那个星期里，他一直睡不着觉。偶尔睡着了，就梦见罗莎。他打定主意不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告诉任何人，同时立誓要使三星庄园和过去一样再度成为模范庄园。他发下话去，要是雇工想回来，他准备一一接纳，当然要有一定的条件。可是，谁也没有回来。雇工们在农村、山区、海边流散开来。有人徒步走到矿山，有人来到南部海岛，随便找个活干，也好养家糊口。东家厌倦了，返回首都，感到从来没像现在这样衰老。他的心灵是那样的沉重。
那位诗人在靠近海边的家中苟延残喘。他病倒了，近日的事变彻底打消了他活下去的念头。军队搜查了他的家，把所有的东西——他搜集的海螺壳、蚌壳、蝴蝶、玻璃瓶、从各个海洋捞到的船头装饰物、书籍、笔记、未完成的诗稿——翻了个底朝天，寻找搞颠覆活动使用的武器和隐匿起来的共产党，直闹得诗人那颗衰老的心上下翻腾。军人把他带到首都。四天后，诗人去世了，这位歌唱生命的人临终的几句话是：“枪毙你们！ 枪毙你们！ ”他的朋友都或者处于非法状态，或逃亡，或出走，或丧命。诗人临终时，没有一个朋友待在身旁。他那座山阜上的蓝色房屋几成废墟，楼面烧毁了，玻璃打碎了。邻居说是军人干的；军人说是邻居干的。究竟是谁干的，没有人知道。守灵的人不多。他们是仗着胆子赶来奔丧的人和来自世界各地报道诗人葬礼的记者。从意识形态上说，特鲁埃瓦参议员是诗人的敌人，但他能背诵诗人的作品，曾多次在家中接待过诗人。他身穿黑色丧服，带着外孙女儿阿尔芭去为诗人守灵。两个人在简陋的木棺旁边站了片刻。在一个凄惨的上午，他们陪伴诗人直到墓地。阿尔芭手捧一束初春早开的石竹，红色的花朵好似鲜血。小小的送葬队伍缓缓地朝公墓走去，两排士兵封锁住沿途的大街。
人们默默无言地朝前走。突然有人用沙哑的声音喊着诗人的名字，其他人异口同声地回答：“到！ 现在在这里！ 永远在这里！ ”喊声好似打开了阀门，几天来郁积的痛苦、恐惧和愤怒从胸中一涌而出，化做可怕的呐喊，直冲天空的乌云。另一个人高喊：“总统同志！ ”大家用一个悲苦的声音回答：“到！ 现在在这里！ 永远在这里！ ”这是男子汉的哭泣声。诗人的葬礼渐渐变成象征埋葬自由的典仪。
瑞典电视台的记者在离阿尔芭和她外祖父很近的地方拍下这组骇人听闻的镜头，把片子送往冰封雪冻的诺贝尔的祖国。镜头上出现了街道两侧架起的机关枪、人脸、覆盖着鲜花的棺材、一群拥挤在停尸所门口的沉默的妇女。停尸所离墓地有两个街区远，妇女们前来查看死者的名单。众人的呼声化做一曲悲歌，空中充满被禁止的口号声。面对枪口，大家高呼：团结起来，无往不胜。士兵持枪的手在瑟瑟发抖。送葬队伍路经一个建筑物，工人们丢下工具，摘下安全帽，低下头排成一行。一个人身穿袖口磨损的衬衣，没穿背心，足蹬一双破鞋。他边走边朗诵诗人创作的最富革命性的诗句，两行热泪顺着面颊直往下淌。他走在特鲁埃瓦参议员身边。参议员用惊呆的目光一直注视着他。
“真可惜他是个共产党！ ”参议员对外孙女儿说，“多好的诗人，多么混乱的思想！ 倘若他死在军事暴动以前，我估计一定会为他举行国葬！ ”
“他知道应该怎么死，正像他知道应该怎么活着，姥爷！ ”阿尔芭反驳说。
阿尔芭认为，诗人死得其时。虽然只有几个男人和女人把他安葬在公墓里，最后一次高声朗读他歌颂正义和自由的诗句，这样一次简朴的送葬却比任何纪念仪式显得更加盛大。两天后，军事委员会在报上登了一份通知，规定为诗人举行国丧，凡是愿意挂半旗的私人住宅均可挂半旗。只是这项规定的有效时间是从诗人逝世之时起到发布通知那天止。
阿尔芭既不能坐下来痛悼海梅舅舅的去世，也不能失魂落魄地思念米格尔，或者为诗人叹息。她全力以赴地查找失踪者，为神父们办的粥棚找食物，安慰受过苦刑折磨的人。这些人回到家里的时候，背上露着鲜肉，两眼里布满惶惑不安的云翳。每当夜深人静，城市失去正常的功能和小声的喧闹的时候，阿尔芭觉得那些白天闭口不谈的恼人的想法逼得她无路可退。这种时候，只有满载尸体和被捕者的辎重车和警车在大街上呼啸而过，在宵禁的暗夜中好似失群的野狼在号叫。阿尔芭躺在床上，浑身不住地颤抖。她眼前出现那么多陌生的死者被撕裂的鬼魂，耳边听到大宅院的呼喊声，仿佛老太婆呼呼的喘气。她竖起耳朵，听到自己骨头里发出各种可怕的声响：远处的刹车声、关门声、枪声、皮靴的嚓嚓声、喑哑的呼声。一切旋即归于宁静，一直延续到凌晨，城市恢复了生命。太阳一出，驱走昏夜的各种各样骇人的怪物。在家中，彻夜难眠的不只是阿尔芭。她常看见外祖父穿着睡衣、拖鞋，显得比白天更加苍老、更加悲戚，给自己热一碗肉汤，咕哝几句不堪入耳的粗话。他觉得骨头痛，灵魂也痛。妈妈也在厨房里翻腾东西，或者像半夜出现的鬼魂似的彳亍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这样，几个月后，所有的人，包括特鲁埃瓦参议员在内，都看清楚了，军人夺取政权并非要把政府交给支持政变的右派政治家，而是要自己掌权。他们是一伙与众不同的人，互相间称兄道弟，使用的语言和普通人不一样，和他们交谈不啻是同聋子对话。按照他们僵硬的内部规定，些许不和也会被视做背叛。特鲁埃瓦看到，他们有自己的救世方案，其中并不包括政治家在内。有一天，他和布兰卡、阿尔芭议论时局。特鲁埃瓦抱怨说，军人的目标是防止马克思主义者专政的危险，他们的行动却使国家遭受到严厉得多的专制统治，而且看样子要专制一百年。特鲁埃瓦参议员平生第一次承认自己错了。他把身体深深地埋在安乐椅中，像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无声地饮泣。他不是为失去权力而哭泣，他在为祖国落泪。
这当儿，布兰卡跪在他身边，拉住他的手，坦白说，她把佩德罗·加西亚第三藏在家里。克拉腊在“幽灵时代”叫人盖了几间房屋，现在无人居住。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就躲在其中的一间屋子里。政变后第二天，公布了一份必须到当局那儿报到的人员名单。有些人坚持认为在自己的国家里不会出什么事，于是自动到国防部报到，结果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佩德罗·加西亚第三比别人更早地预感到新政权残暴肆虐，也许是三年来他认清了武装部队的面目，不相信他们和别处的武装力量有什么区别。那天晚上，宵禁以后，他匍匐着爬到街角大宅院，敲了敲布兰卡的窗子。布兰卡正闹偏头疼。她把头伸出窗户，觉得两眼昏花，看见佩德罗第三刮掉胡须，戴着眼镜，竟没认出他来。
“他们把总统杀了。”佩德罗第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