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使用。他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看了看手表，这场噩梦刚刚过去了三个钟头。突然他听见总统通过广播向全国讲话的声音。这是他的告别词。
“现在，我向将要受到迫害的人们讲几句话，我要告诉你们，我不会辞职，我要用生命报答人民的忠诚。我永远和你们在一起。我对祖国和祖国的前途充满信心。一定会有人闯过眼下这个时刻，壮丽的林荫大道会很快开通，让自由人通过，去建设美好的社会。人民万岁！ 劳动者万岁！ 这是我最后的几句话。我相信，我不会白白牺牲。”
天空出现了乌云。不时听到远处响起零星的枪声。总统通过电话和叛军头子通话。对方答应提供一架军用飞机，送他全家出国。但是，他不准备流亡国外，不想和其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弃国出走的被推翻的国家元首一起在遥远的地方度过残生。
“叛逆者们，你们认错人啦。人民把我放在这个位子上，至死我不能离开。”他镇定自若地回答。
这当儿，只听得飞机的嗡嗡声。轰炸开始了。海梅和其他人一起卧倒在地上，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确乎难以置信。昨天，他还相信在他的国家里不会出什么事，即使军人也是尊重法律的。只有总统没有趴下。他端着火箭筒走近窗口，朝街上的坦克发射数弹。海梅爬到总统身边，抓住他的腿肚子，要他伏下身来。总统骂了句粗话，仍是站着不动。过了十五分钟，整个大楼起火了，炸弹和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海梅在破损的家具间爬来爬去，破碎的砖瓦骤雨般从屋顶露天处落在他的周围。他打算救护伤员，但只能讲上两句安慰话。在死者面前，只能闭上眼睛。突然枪声停了。总统把活着的人叫到一起，要他们赶快离开。他不希望有什么烈士和无谓的牺牲。况且人人都有家，还有重要的任务有待完成。他说：“我要求对方停火，好让你们离开。”可是，谁也没有撤离。有的人浑身发抖，但个个都表现出自尊自爱。轰炸一下子就过去了，总统府被炸成废墟。下午两点，大火吞噬了殖民时期以来一直使用的古老的大厅。总统身边只剩下几个人。军人闯进大楼，占据了底层烧剩下的部分。一个军官发狂似的大喊大叫，盖过了乱哄哄的嘈杂声。他命令楼上的人投降，举起两手，列队下来。总统和大家一一握手。他说：“我最后一个下去。”从此一别，竟成永诀。
海梅和其他人一起下楼。宽阔的石头楼梯的每一级上都有士兵把守。他们似乎发疯了，怀着一股新仇——几个小时内在他们身上刚刚进发出的仇恨——用脚猛踢下楼的人，用枪托打他们。有的士兵还在投降者的脑袋上方连连开枪。海梅的肚子挨了一击，疼得他弯下腰去。待到他能直起腰的时候，眼睛里噙满泪水，裤子里尽是温热的屎尿。士兵们一直把他们打到街上。命令他们趴在地下，然后用脚踩他们，辱骂他们，直到用尽了西班牙语里所有的脏字儿。这时候，他们朝坦克车打了个手势。俘虏们听见坦克车开了过来。所向披靡的沉重的车辆缓缓开过来，震得柏油路不住发颤。
“往前开！ 让坦克车从这帮混蛋身上压过去！ ”一位上校高声喊叫。
海梅从地上瞄了一眼，觉得这个人挺眼熟。他想起了年轻的时候一个曾经在三星庄园里和他一起玩耍的少年。坦克车在离开他们脑袋十厘米的地方轰隆隆地开了过去，引得士兵们哈哈大笑，消防车的报警器尖声狂叫。远处传来军用飞机的嗡嗡声。过了很长时间，士兵们按照俘虏的罪行大小，把他们分成几组。海梅被带到国防部。国防部已经变成军营。士兵们强迫他猫着腰往前走，仿佛在战壕里前进。他们押着他走过了一个大厅。大厅里尽是赤身裸体的男人。十个一排捆在一起。每个人都是倒剪双臂，被打得很厉害，有几个人站立不住了。鲜血在大理石地面上流成一条条小河。士兵们把海梅带到锅炉房。那儿有几个人冲墙站着。一个脸色铁青的士兵走来走去，把自动步枪对准他们。海梅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像梦游者似的站了很长时间。墙外传来阵阵号叫，听上去心里备受折磨，但他一直弄不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觉得那个看守在打量他。突然把枪口垂下，朝他走来。
“坐下歇会儿吧，大夫。我一打招呼，您就赶快站起来。”看守低声说，还递给他一支点燃的香烟，“您给我妈妈动过手术，救过她的命。”
海梅不吸烟，只是慢慢地嗅了嗅烟卷儿的香味儿。手表碎了，从又饥又渴的情况来看，估摸着是晚上了。他累极了，穿着肮脏的裤子很不舒服，顾不上想一想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刚要打个盹儿，看守走过来了。
“站起来，大夫，”看守压低声音说，“他们找您来了。祝您走好运！ ”
过了一会儿，进来两个人。给海梅戴上手铐，把他带到一个地方。在那儿，一个军官负责审问俘虏。海梅看见他陪过总统几次。
“大夫，我们知道，您和这件事没什么相干，”他说，“我们只想请您在电视上露个面儿，就说总统喝醉了，开枪自杀。然后，放您回家。”
“要说，您自个儿去说。甭指望我，王八蛋。”海梅回答说。
他们抓住他的胳臂。头一下打在胸间。然后，把他举起来，按在桌子上。海梅觉得他们剥掉了他的衣服。过了好半天，他才昏迷不醒地被拉出国防部。下雨了，清凉的空气和雨滴使海梅苏醒过来。醒来的时候，士兵们正把他推上一辆军用汽车，把他放在后排座位上。透过窗子，海梅看到夜色如墨。汽车开动了，只见街上空无一人，建筑物上挂满了旗子。他知道敌人已经得胜了，也许他还想到米格尔。汽车停在一个团部的院子里。士兵们把他拉下车。院子里，其他被捕的人也和他一样被打得遍体鳞伤。士兵们用带刺的铁丝捆上他们的手脚，把他们脸朝下扔在牲口棚里。海梅和其他人在那儿过了两天，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在自己的粪便、污血和恐怖的气氛中渐渐腐烂了。这以后，士兵把所有人用卡车运到飞机场附近。在一个空场子上，士兵把趴在地上的被捕者（ 他们都站不起来了） 一个个地枪毙了，然后用炸药把尸体炸飞。爆炸引起的惊恐、尸体残骸的恶臭在空气中浮荡了好久好久。
在街角大宅院里，特鲁埃瓦参议员打开一瓶法国香槟酒，庆祝他拼死反对的政府终于倒台了。可他万没想到，在同一时刻，别人正用进口的香烟烤烫他儿子海梅的睾丸。老头子在大门进口处挂起旗子，只是没有上街去跳舞。一来他腿瘸，二来外面正在戒严。要说兴致嘛，他还是有的，正像他兴高采烈地告诉给女儿和外孙女儿那样。这时候，阿尔芭一直在打电话，希望得到她关心的那些人的消息。他们是米格尔、佩德罗第三、海梅舅舅、阿曼黛、塞瓦斯蒂安·戈麦斯，还有其他人。
“这回，他们该遭报应啦！ ”特鲁埃瓦参议员高举着酒杯，大声喊道。
阿尔芭劈手夺过酒杯，朝墙上扔过去，摔了个粉碎。布兰卡历来不敢和父亲正面冲突，这次也不加掩饰地哭了起来。
“姥爷，总统丧命了，还有别人也丧命了，咱们不能庆祝这个！ ”阿尔芭说。
在阿尔托区优雅的住宅里，人们打开放了三年的酒瓶，为新秩序干杯。在工人居住区的上空，直升飞机整整盘旋了一夜，嗡嗡嗡的，好似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苍蝇。
很晚很晚，几乎快到黎明时分，电话铃响了。阿尔芭一直没有躺下，她跑过去接电话。听到是米格尔的声音，她松了口气。
“时候到了，亲爱的。别找我，也别等我。我爱你。”米格尔说。
“米格尔！ 我要跟你一块去！ ”阿尔芭呜呜咽咽地说。
“别对别人提起我，阿尔芭。别去看朋友。把笔记本、纸，还有凡是能把你我连在一块儿的东西，全都毁掉。我永远爱你，千万要记住，亲爱的。”米格尔说罢，挂上了电话。
宵禁持续了两天。对阿尔芭来说，却是度日如年。收音机里不停地播送军歌，电视只播放全国的风景图片和动画片。有时候，组成军事委员会的四位将军白天出现在电视荧光屏上，坐在国徽和国旗之间，颁布各项法令。他们成了祖国的新起的英雄。上面有令，凡是有人离家外出，可以开枪射击。但是，特鲁埃瓦参议员还是穿过大街，到邻居家去庆贺。过节似的喧闹声并没有引起在街上游动的巡逻队的注意，他们估计在这个区里不会碰上反对派。布兰卡说，她的偏头疼从来没有像现在闹得这么厉害。她关上门，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夜间，阿尔芭听见她在厨房里走来走去。她估计，大概布兰卡肚子饿比偏头疼来得更厉害。这两天，阿尔芭在家里绝望地来回走动。她检查了海梅在“书巷”里存放的书籍和他的写字台，销毁一切她认为会带来麻烦的东西。这好比是亵渎神灵，她知道，舅舅回来准会气得要命，不再信任她。她还把记着朋友们电话号码的小本子、最珍贵的情书以及米格尔的照片全部销毁。家里的女仆们倒也无所谓，宵禁的时候闲得难受，只好做馅饼消遣消遣。只有厨娘哭个不停，心急火燎的，只盼着早点儿见着丈夫。他们一直没联系上。
每天有几个小时解除戒严，让居民上街购买食品。布兰卡惊奇地发现，商店里摆满了三年来一直买不到的东西，仿佛变戏法似的，东西出现在玻璃橱窗里。她看到成堆成堆的宰好的鸡，想买什么就能买到什么。布兰卡仔细瞧了瞧，许多人用好奇的眼光盯着鸡，好像从来没有见过。只是买的人很少，大家都付不起钱。过了三天，市内各商店里便弥漫着一股臭肉味儿。
士兵们在大街上紧张地巡逻。许多盼着政府倒台的人冲着他们欢呼。几天来的暴力行动使一些士兵胆子大起来了。看见有的男人留长头发或络腮胡须，就把他们拘留起来，认定这是叛逆精神的标志。看见有的妇女身着长裤在街上行走，就要她们站住，用剪刀把裤腿剪掉。他们觉得秩序、道德、体面的生活得靠他们来维持。新当权的人说，士兵的行动和他们毫不相干，从来没人下过命令，要他们剪掉络腮胡须，或者剪裤子。八成是共产党人冒充士兵往武装部队脸上抹黑，让老百姓瞅见当兵的就觉得可恨。他们宣布：留胡子，穿长裤，一律不加禁止。当然啦，男人们上街前最好还是刮刮脸、剪短头发。女人们最好都穿上裙子。
据传，总统已经去世。官方说他是自杀的，可谁也不相信。
我期待着局势稍微正常一些。军事政变后第三天，我乘车从议会来到国防部。我心里很奇怪，为什么他们没来找我，请我参加新政府。人人都知道，我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敌人，是我第一个起来反对共产党专制的。我勇敢地当众宣称，只有军人才能使国家不致落在左派的魔掌之中。此外，我和高级军事指挥部保持着各种接触，我为他们和美国人牵线搭桥，我签字、掏钱才买来武器。总之，我卖的力气比谁都大。到了我这个岁数，对政权已经毫无兴趣。不过，像我这样能给他们当当参谋的人，委实不多。这么多年，我位居要津，怎么干对国家有好处，我比谁都清楚。要是没有几个老实又能干、忠心耿耿的参谋，那几个刚刚混上校官的人能干得了什么？ 只会瞎干一气！ 要么就会让那些趁机大捞一把的机灵鬼们给骗了。眼下就是这么回事。当时，谁也没有料到事情会是那个样子。我们只是认为，军队介入是恢复健全的民主制的必不可少的步骤。因此，我把和当局合作看得至关紧要。到了国防部一看，我大吃一惊，大楼变成了垃圾堆。传令兵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扔了一地。四壁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军人们弯着腰到处跑来跑去，仿佛他们真的在战场上行动，或者等着敌人从天而降。我一连等了三个小时，才有一个军官接见我。起初，我以为局面这么乱，他们没认出我，才对我这么冷淡。后来，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接待我的那个军官把靴子伸到写字台上，嘴里嚼着油腻腻的三明治。胡子七长八短，军装上衣没扣扣子。他根本不容我问一问我的儿子海梅的下落，也不容我为士兵们勇敢地救祖国于水火之中向他表示祝贺。一上来就要我交出汽车的钥匙，理由是国会封闭了，因此国会议员的俸禄也中止了。我不由得打个冷战。这么说，事情很明显，他们不像我们期待的那样，压根儿不想再打开国会的大门。他要求我，不，是命令我，第二天上午八点到大教堂去聆听感恩颂，借以表达祖国为战胜共产主义对上帝的谢忱。
“总统自杀了，有这回事吗？ ”我问。
“他走了！ ”军官回答说。
“走了！ 去哪儿啦？ ”
“让血冲走了！ ”他哈哈大笑。
我惶恐不安地扶着司机的胳臂走到大街上。街上既没有出租汽车，又没有公共汽车。我这把年纪，已经走不动路了，我们根本没法回家。幸亏过来一辆军事警察的吉普车，车上的人认出我来了。阿尔芭外孙女儿说过，认出我可太容易啦。我的模样活脱脱地像一只发火的老乌鸦，常穿一身黑衣服，手持银手杖。
“上来吧，参议员。”一名中尉说。
他们扶着我爬上吉普车。军事警察们看样子都很累，一看就知道他们缺觉。他们告诉我，一连三天他们在市内巡逻，全靠着纯咖啡和药片撑着不睡。
“在居民区、工厂区遇到抵抗吗？ ”我问。
“很少。人们都挺平静的。”中尉说，“我盼着局势赶快变得正常，参议员。这是个脏活儿，我们不愿意干。”
“别这么说，小伙子。要是你们不抢先一步，共产党就会发动政变。这会儿，你我，还有五万人早已死了。你知道不知道，他们计划建立独裁专制？ ”
“这些事，大伙儿都这么说。可在我住的那块儿，好多人被捕。左邻右舍都用怀疑的眼光看我们。车上的小伙子们也碰见同样的事。有命令，就得执行啊。祖国第一，是不是？ ”
“说得对。中尉，我对现状也很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