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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姆接着说：“大卫非常谦虚，从不夸耀自己。”然后开始大做广告。他主要是强调大卫的奉献精神和参与精神，介绍大卫此前虽然不是自治议会的议员，但却出席了议会的所有会议，对本镇发展有过重大贡献；如果他当选，将会努力使镇政府变得诚实、开放、有限。最后，仍然是落到了大卫的独立性上，强调他是真正会为人民的利益说话的。他的口才很好，一开口就能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人们也都会礼貌地听完才进去投票。
有了吉姆在，我们也就省了不少劲，只有在吉姆正纠缠别人的当儿又有人来时，我和恰克才能捞到一点生意做。由于我们这些蒙郡的自由党人都过来支援了，使这边的自由党人的活动一片热气腾腾，和蒙郡那边的冷清简直是天壤之别。我和大卫串连时，每一处都造成了自由党的人数大大超过了共和党人的局面，至于民主党，就干脆看不见。
有没有候选人还是很不一样的，尤其是大卫精力充沛，不停地转战于各个投票点之间，与人握手。和候选人有了“眼见为实”的接触，投票者再看到选票上的名字时，就能把他与那个活生生的人联系起来，一般都有显著的好效果。
不过我们也都清醒地知道，格镇是共和党的地盘，大多数人都会投共和党候选人的票。也曾有一位选民来时，一听吉姆介绍说和大卫竞争的其他四个候选人都是共和党的，就轻蔑地说：“哼，共和党。”但大多数人还是两不相干，听了我们的介绍，又去共和党那边拿些资料，但也不像认识共和党的助选员的样子。
四从胜利走向胜利
我们蒙郡的自由党人早就计划好，这天晚上投完票后，在一家酒吧聚会，就叫“胜利派对”。当然，真正的胜利，比如说“开阔地带”计划受挫，或者大卫成功当选，大家也知道可能性不大，但总不能叫“检讨派对”吧，我们还是欢欣鼓舞地聚在酒吧里，看着电视里陆续报出选举的各个结果。
最后的结果并不出人意料。投票赞成“开阔地带”计划的，有104；367人（77。64％），而反对票只有30；057张（22。36％），大概可算是毫无反抗余地的失败。但考虑到在整个蒙郡，两大党都号召选民支持这个计划，而唯一的有组织的反对派，是只占选民人口0。3％的自由党，这可算是自由党很大的胜利了。
我们对大卫·约翰的竞选亦作如是观。他败选了，四个共和党候选人的得票都是他的两倍左右，但是克恩说，基本上，选票有两类，一类是四个全选共和党人，一类是只选了一个大卫，所以这是一次大卫单挑共和党的壮举，结果是一比二。由于格镇是个小地方，下次只要我们动员起来，再发动一百多个中间力量，比如民主党人，就可以胜选。所以看来以后选战还要在那里展开。有人建议大卫去选市长，因为他现在已经在反对共和党的选民中有了知名度。可是吉姆对大卫甚是同情，说他花了自己的1000多美元来参选，家里的人都花了数不清的时间，最后还是失败，折腾不小。
第一部分 2003年第8节 自由党筹款晚会
蒙郡自由党的经费非常拮据，为此，我们举办了一次筹款晚会。大家投票决定，12月18日晚上在费城的尼罗河酒吧举行。
在那里一个人的酒水消费大约是20多美元钱，捐款共有三个档次：自由之友，50美元；自由情人，100美元；自由傻瓜，150美元。另外还有抽奖活动，筹款的一半变成奖品，另一半捐给自由党。不过如果你囊中羞涩，那也没关系，在吃喝结束之后，你再来就是了，一样地可以参加活动。活动主要是自由党的一个总统候选人加里·诺兰发表演讲，以及大家的社交讨论。
照理说，我不是美国公民，不能捐款给政治组织，不过我们蒙郡自由党是注册为与政治无关的非盈利组织，所以我也可以参加。今天晚上一共来了20多人，蒙郡自由党的活跃分子只占一半，还有从其他各郡、甚至新泽西过来的自由党人，包括我们上次支持过的大卫·约翰。安排给我的座位周围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只好硬着头皮和众人社交，还好自由党人基本都十分健谈，很快就热络了。
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金发女子和她老公。她是纽约的一个自由撰稿人，出过几本书，不过销量一般，都是那种谈人生、谈社会、也涉及些政治的书。她说，她以前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自由党，只是对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理念都不认同，所以一直徘徊彷徨着。后来认识了她老公，他是多年的自由党人了，以前住在宾州，还竞选过，当然最后失败了，后来他搬到新泽西，遇到她后，在把她骗到手的同时，也轻而易举地就把她变成了自由党人。她这一说，我心大悦：原来没有听说过自由党的人并不只有我一个。加上我对写作也很有兴趣，便越聊越投机。
坐在我左边的是一个40岁左右的男子，留着一头长发，也加入了我们。先是互相介绍，他说他也是搞计算机的。不过再问下去，原来他不是写软硬件，而是给人家刻音乐光盘的，同时也做包装啊什么的。我一听又很高兴，立刻声称我对音乐也很感兴趣，又聊起了音乐。他也弹吉他，不过没有自己的乐队。
正聊得高兴时，尼罗河酒吧的节目来了。一阵中东音乐声中，一位舞女扭着肚皮舞出来，在各席间穿行。大家纷纷鼓掌。她便邀请客人同舞。另一桌的很多年青人都高兴地起来和她一起跳。她再邀请我们这一桌时，大家便拘谨得多，只有几个人接受了邀请。
加里·诺兰是个阿拉伯裔美国人，要出来竞选总统，虽然还没有得到全国自由党的提名（这个会要到明年5月份才开），不过也是今晚最重要的贵宾了。他便坐在我的左侧面，大家自然撺掇舞女跳到他身边去。
加里本人是一个广播电台脱口秀主持人，因此口才是极好的。大家吃完后，便请他发言。先是他的竞选经理，鼓动大家为他的竞选作贡献。
加里发表演讲，无非是他的竞选纲领，其要点都是典型的自由党主张，我也没有留下什么鲜明的印象。在说到伊拉克形势时，他强调美军应当立即撤回，大家都鼓掌。他讲完后，大家提问，又讲到伊拉克形势，他说，美国人不应当管世界的闲事，没必要为了别人的事牺牲自己子弟的生命，最后结果反而弄得局势越来越糟。
这孤立主义我却也不同意，就举手问了个问题：难道你不认为美国应当在世界上承担某种责任吗？比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时候。
他说：你知道伊拉克为什么会入侵科威特吗？事实上，萨达姆入侵科威特之前，跟美国人打过招呼，美国人说，没问题，你干吧。结果，伊拉克人一入侵科威特，美国人马上就组织联军把他们赶走，乘机在中东驻扎下来，这次又乘势把萨达姆连根拔了。他的意思就是，这一切都是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如果美国人不去趟这淌混水，原本世界多美好啊（这一句是我引申出来的）。
我对他的说法不太服气，但对他引用的内幕真相也无从反驳。他乘势就结束了演讲。
然后是抽奖。奖品包括书、日常用品、印着“2004：BushorLiberty（布什或自由）”的T恤，一等奖是现金，数目不是个整数，而是90多美元。我当时觉得奇怪，后来才想明白，因为抽奖是要把买奖券的钱的一半捐给自由党，一半还给抽奖者，其他各奖品的价格都早已定好，而到底来宾会买多少奖券事先却不知道，所以最后一等奖便是总收入减去其他奖品成本，就成了个奇怪的数字。
一等奖抽出后，是一个蒙郡自由党人得到了。有人大叫：“为何不把这笔钱就捐给蒙郡自由党算了？”抽奖的吉姆笑道：“当然我们会非常高兴，如果乔把这笔钱捐给蒙郡自由党的话。”又有人喊：“捐给加里·诺兰的竞选活动！”
得奖者站在那里，一脸犹豫。我看了，心想，嗯，换了我，我也舍不得。这时有人大喊一声：“做一个自由党人！捂紧你自己的钱包！”
大家都笑了，鼓掌。我也鼓起掌来。自由党确实在经济上就是主张钱由自己支配，而不是交给政府来统筹安排。后来听说他捐了其中的30美元。
这次捐款晚会，我们一共收入1000多美元，去掉各项开支后，我们的纯收入是500多美元。虽然不多（听说布什的捐款晚会，最低档的入场券也值1000美元），不过也有我们总账户的一半了。
第二部分 2004年第9节 退休法官反对“反毒战争”
今天是1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二，我们照例在《费城问讯报》大楼举办自由论坛。本期论坛的主持人是新泽西高等法庭的退休法官马丁·海因斯（MartinL。Haines），题目是《从司法角度看禁毒的失败》。
海因斯法官看上去已经70多岁的年纪了，说话很慢，时常需要看稿才能继续演讲，口齿也不是特别清楚，因此我听得很吃力。而且我显然不是唯一一个听着听着就走神的人，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先生就一直在打盹。不过，听了几分钟之后，我也就慢慢适应了。
法官的演讲以他曾亲自审判过的一个案例开始，那是一个在佛罗里达州被逮住的司机，警察怀疑他藏有毒品，搜查了他的车，结果果然找出了300多磅的大麻。海因斯认为根据法律，司机有罪，但也质疑警察的搜查是否违反了宪法对个人权利的保护。
随后，他列举数据和事实，说明了政府的“反毒战争”的失败。“反毒战争”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结果20年的战争打下来，美国因毒品而坐牢的犯人反而越来越多，增长了13倍（当然这也可以说是政府“反毒战争”的战功显赫，但也说明毒品禁止没什么效果，还是有很多人从事毒品交易）。目前，美国有超过200万的犯人在服役，每个犯人每年需要政府花至少20000美元来供养，光这笔开销就是400亿美元，比很多国家1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还多，而且，现在犯人的数目还在不断增加，各地都在扩建监狱。仅加州就需要扩建21座监狱，大约需花费5亿美元。我们知道，加州前任州长戴维斯正是因为经济太糟而下台的，如果不建这些监狱，能把5亿美元省出来，或许不至于被罢免。
海因斯法官还指出，犯人中黑人的比例，远高于黑人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而与毒品有关的犯人中黑人的比例，又远高于黑人在犯人中的平均比例。这里面显然存在着深刻的问题。同样，在80年代初，女犯人中与毒品有关的占20％左右，如今这个比例已上升到80％。他认为，这说明“反毒战争”存在着不平等的因素。
至于用什么方法取代“反毒战争”，法官说，时间不允许他展开讨论，但他的观点是：当初“反毒战争”的发动太过仓促，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和充分的讨论；而在毒品问题上，社会上的政治影响太大，以至于人们对毒品形成了惯性思维，看法陷入了固定模式。海因斯法官并没有提出他的应对方法，只是说明，“反毒战争”是一场失败的战争，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我们应该重新讨论这场战争是否应该发动，该怎么进行，或用什么替代。
在我看来，他的观点还是比较温和的，并没有激进地立刻要求毒品合法化，而只是指出现行方法的弊端，呼吁人们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有些自由党人提出，只要在毒品的交易、使用过程中没有涉及暴力，就应当是合法的，美国历史上曾经实行过臭名昭著的“禁酒令”，结果酗酒没有减少，黑帮倒因此而兴起。海因斯法官也说，目前世界上流通的毒品大概有数千亿美元之多，这些毒品的消费者中，美国人占了大头。其实，毒品本身并不值这么多钱，是禁毒使得毒品流通的成本大增，才让贩毒成了暴利行业。如果毒品能够合法化，那么毒品将大幅度贬值，美国人的财产也可以少向海外流失很多。
演讲后的提问非常多。有人也提出，毒品可以像酒那样合法化。海因斯法官说，这是一个办法，酒店旁边就是毒品店，只要年龄足够，就可以限量购买，当然其中的细节还需要再讨论。但他本人的意见是由人民、政府、立法机关再协调商量，并不认定毒品合法化就是唯一的解决方案。有人问他，您作为一个法官，认为政府和立法机关对毒品的禁止是否违反宪法。他想了一会儿，老实地说他无法判断。
我身边一直打瞌睡的老兄这时醒了，无比英明地指出一点：80年代时，人们有“执法工业”的说法，那么现在的形势是，有很多警察、法官、监狱人员就是靠抓毒品犯罪吃饭的，如果“反毒战争”不打了，这个行业的股票必然要暴跌，这些人可就失业了。海因斯法官也笑了，说，毋庸置疑，执法人员和毒贩虽然互相对立，但其实都靠对方养活着，执法人员靠抓毒贩来领工资，毒贩靠执法人员的禁止来冒险牟取暴利。也有人说，其实如果毒品合法化了的话，这些失业人员可以被配置到教育部门去，向公众，尤其是孩子们，宣传毒品对身体的伤害和如何正确使用毒品。这样的使用效果，比发动“反毒战争”，将几百万人投入监狱要好得多。
在去年的选举中，我曾经收到过一封信，来自于竞选蒙哥马利郡司法公职的一个民主党人。这是一个韩裔，大概是看到我的名字像是亚裔，所以发信来寻求支持。他的主张里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要严厉打击毒贩，提高对毒贩的刑求标准。他这还是典型的民主党思路，要靠政府和社会来解决问题。在我看来，人的欲望都是洪水猛兽，靠堵是堵不住的，必须要导。人们往往被洪水吓坏了，本能地就想靠禁欲来解决问题，结果欲望压制不住，反倒派生出其他问题。禁酒令就是个典型的例子。道德对情欲的压抑，也造成了类似的效果。有了这么多前车之鉴，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