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不必杀人，但反击是必须的。军政府在谭人凤主持下通过了这部《都督府组织法》，要将军事、行政、理财、司法收归都督执掌总之。不言而喻，这道法案几乎是在逼立宪党人摊牌。
翻盘或引退，机会都已错失。死神正在向都督府逼进。
10月31日的上午，逼走了谭延辏В嘶崛衔约悍矫嫒〉昧耸だ赜底沤埂⒊禄囟级礁桃榈诙釉跏乱恕�
突然有人来报，长沙北门外和丰火柴公司发生挤兑风潮，要求都督府前往弹压。陈作新闻讯，立刻单骑出府，往北门驰去。
陈作新离去未久，砰地一声，都督府大门被推开，一队兵士一拥而入，口里喊着：发饷！发饷！见都督！见都督！
他们一路冲了进来。都督府的防卫起初并非如此松懈，也是有人建议焦达峰：革命初成，宜多与各方同志保持密切接触，切不可警卫森严，阻断言路。焦达峰也听从了这一建议。
同盟会员曾杰突然冲进办公室：“都督！陈都督在北门中伏，已经殉难！您赶紧避一避吧！”
据国民党人后来著的《焦达峰传》说，焦都督表现得十分英勇，他大义凛然地说道：“往哪儿避？我为种族革命，凡我族类而附义者，不问其曾为官僚，抑为绅士，我皆能容之。现在谘议局这帮绅董，煽动黄忠浩的残部造反，已经杀了副都督，又要来杀我。悔不用谭石屏（谭人凤）之言，先除掉他们！今日之难，我一身受之，莫让他们残害湘民，革命终当成功！”说着昂然走向大堂，两旁签押房枪声齐响，焦达峰就倒在照墙的石狮子下，临死，还一直目注着大堂前的民国旗帜（应该是铁血十八星旗）。
此刻，离长沙光复才刚刚十天。
陈作新的头被砍下来，悬街示众。当晚，有人看见谭延辏А吧泶├恫汲ど溃嫔野祝裰揪诺乇蝗擞锰僖未雍竺盘Ы硕骄薄Ｌ费雨＇反复申明他不愿当都督，但是梅馨等人派士兵在长沙城中各处，高举“焦陈正副都督伏诛，公举谭延辏隙级健钡母呓拍九疲姨霾几妫鳌八卸级街厝危飞鹱榘彩┪＞用裎愕镁郑粘９餐嘉薄�
梅馨等人的行动，有没有得到谭延辏У氖谝猓扛鞣秸鄄灰选Ｌ啡朔锶衔词固费雨＇事前不知，当上都督后却不惩处凶手，反而提升梅馨为第二协协统，即与杀人凶手无异。章太炎甚至在所撰《焦达峰传》里讲了个故事：十多年后，梅馨辞职居于上海，身患乳痈将死。一个朋友问他：是不是焦公来索命？梅馨恨恨地叹道：当时直为人作猎狗耳！
谭延辏虑笆欠裰橐巡豢煽迹胪瓢刖徒尤味级胶螅肥邓乘浦郏谌》段谇宄嘶崾屏Α�11月3日，焦达峰的战友杨任在常德考棚举行焦、陈二都督追悼会。追悼会进行到下午，当地巡防营统领陈斌升突率军驰来，将杨任等人抓住杀害。这些官兵杀完人，立即在原址举行另一个追悼会，将杨任等人剖心致祭，紧接着处决了几十名同盟会员。
这次，灵堂上高悬的，是前巡防营统领黄忠浩的照片。
杀人的循环完成了。士绅集团没能保住黄忠浩的人头，同样，同盟会也保不住焦达峰、陈作新、杨任的人头。绅士与会党的冲突，在湖南以一种异常惨烈的形式呈现出来。
让人想起鲁迅那段绕口令式的杂感：“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做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做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做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而已集·小杂感》）
娘子关
光绪末年，两位朋友在北京重遇。他们相识于东京，都非常赞同革命，也都是同盟会员。
当时东京留学生时兴以省籍为单位，办革命杂志，如《河南》、《浙江潮》、《洞庭波》等等。两位朋友，一个姓井，叫勿幕，长得很好看，是革命党中的花样男，人送外号“周郎”。他是陕西人，主办了一份杂志叫《夏声》。另一个姓景，号梅九，山西人，也主持了一份杂志叫《晋乘》。
东京同盟会里，南方同志很多，北方人里，以陕西、山西两省比较活跃。北方老乡聚会时，不免聊起史事。景梅九提了个问题：当年的太平天国，为什么会不成功呢？
曾左李这帮汉奸坏事呗。
不然，曾左李固然可恨，但以大势而论，洪杨虽然几乎占据了一半天下，然而北方诸省，没有一个响应的。清廷的根本未伤，所以可以缓缓地用北方的财力、兵力，去平灭他。所以我们的第一要务，要从“南响北应”上下工夫，南方一旦起事，北方省份要能跟上。
搞不好，还能“北响南应”呢！虽然中山先生最看重长江流域……
可是，长江离北京多远！我们山西，一出娘子关，就是直隶省境，杀奔北京，都不消一天！又或者从张家口进兵，切断满人的退路……
越说越兴奋。当时在东京的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四省的同盟会员，成立“四省协会”，相约在北方同时发动起义。景梅九与井勿幕还私下约定，西北革命一起，共同成立“秦晋联军”，直捣京师。
而今在北京相遇，景梅九便约井勿幕，一起游历山西，为今后的秦晋联军作一计划。
他们从北京乘火车到石家庄，改乘正太路火车往太原。真是近哪，一会子工夫，就望见娘子关的隘口，过此便是山西境了。
娘子关原名苇泽关，据天下之险，人称“天下第九关”。相传为唐太宗李世民胞妹平阳公主，曾亲率娘子军驻此守关设防，因此得名。
井勿幕久久地望着娘子关。“此真天险！可惜已经通了火车，不那么容易拒敌，但如果有能人统军，也能守住！”
景梅九表示同意。“不错！庚子年，八国联军占领京师后，继续西犯，清军曾据此击退德军。关上书四个大字‘京畿藩屏’，可以想见它对京师的重要性！”
火车很快，娘子关一忽儿就看不见了。两位朋友良久无语，都在想着将来的某一天，秦晋联军开进这座“天下第九关”的情景。
【国风日报】
太原的光复，要从宣统三年的新年说起。
就在陕西少年吴宓初尝繁华、资深翰林恽毓鼎大骂新政、候补布政使郑孝胥交游权贵的同时，初六的香厂，聚集着一班年轻人，大碗喝酒，意兴遄飞。
这里面就有景梅九。他刚从日本归国，打算到北京搞“中央革命”。遇到了一班友好，尤其是化名吴友石的白逾桓，一见面就约景梅九同办一张叫《岁华旬记》的小报。
这《岁华旬记》实际上是打时间差，因为北京的报纸，总是跟衙门过年封印一样，年前五日停刊，年后初六才复刊。中间有十天的时间，北京市民没有报纸可看。白逾桓在宣统二年的新年办过一回，销路还可以，现在遇到景梅九，就拉着他再来一回。
这张小报，也没什么编辑费，编辑自己写论说，抄抄上海报纸的新闻，印刷费一共只需三十元。卖报也不要什么京报房、发行所，就是办报的人自己拿到香厂等繁华闹市售卖。
这日卖了不少报，一伙人就在香厂路边茶棚喝酒，席间说起小报毕竟销路不广，影响不大，如果办一张日报该多好！这个心思一动，就不可收拾，这些人天天一道喝酒，总把这事挂在口头。
先说经费。白逾桓有积蓄三百元，可以拿来当开办费。关键是新办报纸，到警厅立案，例须保押费二百元，那还搞什么搞？
好在有报界的熟朋友出主意。他说：自从彭翼仲在北京办《京话日报》，这些年北京的白话报，出了很多。一来是因为白话报深入人心，易于销行；二来，也是因为清廷提倡通俗教育，白话报免押金。我们不妨以白话报的名义申报，到时候报纸出来，有文言有白话，再跟警厅通融不迟。
次说报名。有人提议说：梁启超办了份杂志叫《国风报》，很多人爱看，我们何不叫《国风日报》，一来可以借势，二来也不显革命报纸的形迹。
此言一出，大家都转头看景梅九，因为他们留日的同盟会员在东京的时候，由张继带头，去锦辉楼踢政闻社梁启超演讲的场子，朝梁启超扔草鞋，拿文明杖到处乱打，吓得梁任公逃之夭夭。现在要借《国风报》的势，只怕第一个不肯的就是这位景同志。
谁知景梅九大声说：“国风是历史上的公名，不是一派人所能私有！何况他们提倡邪说，辱没了‘国风’二字，我们主持公义，才称得上真正的国风！”报名遂定。
《国风日报》开始发行，三百元转眼即空。景梅九跑回太原去，找相熟的新军标统阎锡山要了三百元。紧接着，《国风日报》发起了一场“拔丁运动”，所谓“丁”，即山西巡抚丁宝铨，此人在山西官声很差，抓捕革命党人倒是起劲。景梅九自己说，“拔丁”带有为友复仇的意味。
于是《国风日报》上天天登丁宝铨的丑闻，什么五姨太太卖缺呀，什么干女儿跟丁巡抚搞暧昧啊，捕风捉影也无妨，反正造谣也是革命的手段。
一来二去，风声居然传到了军机大臣领班庆亲王的耳朵里，估计老庆看丁宝铨也不太顺眼，遂在政务会议上提出要换山西巡抚。丁宝铨在朝中又没什么过硬的后台，这颗“钉子”居然就被轻易地拔掉了。
拔掉丁宝铨，换上的山西巡抚叫陆钟琦。这一点看上去跟革命无关，其实很重要，待到武昌事变时，陆钟琦到任才不过半年，称得上人生地不熟，又没有自己的势力，太原的光复才会水到渠成。
〔议论：〕
【革命与造谣】
近来微博上总在讨论造谣与辟谣。我想“求真”是人类的本能之一，似乎谁都希望能接受准确无误的信息，所以总有人说“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然而谣言就像蚊虫，从来与人类社会如影随形，谣言也有谣言的社会功能。
美国心理学者奥尔波特将谣言定义为“一种通常以口头形式在人群中传播，目前没有可靠证明标准的特殊陈述”，注意，它只是“目前没有可靠证明标准”，并不见得最终不可实现——谣言的另一个特质是“在人群中传播”，能够传播，说明什么？传播之后，造成什么？另一位美国学者桑斯坦在《谣言》一书中指出：“谣言想要发生迅速的传播并产生破坏力，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听到谣言的人要生活在困境与不安中”，“人们是否会相信一则谣言，取决于他们在听到谣言前既有的想法”。
1910年（宣统二年），革命党人景梅九在西安教书。有一日党人聚会，半夜才散，他与一位叫杜仲伏的同志步行回家，在归途中遇到一个卖浆的，就停下来喝浆——“引车卖浆者流”，是不是很有古意？
一边喝着，杜仲伏抬头仰望星空，发现东西方都有彗星闪耀，灵机一动，随口诌了两句：“彗星东西现，宣统二年半！”景梅九配合得非常默契，赶紧接口：“这句童谣传了好久，不知道什么意思？”
杜仲伏无非说出了革命党人内心的祈望，他们正筹划着各地的起义，当然希望一呼百应，清廷垮台。但这句押韵的话被景梅九说成“童谣”，立刻就有了一种神秘的谶纬色彩。
没想到那卖浆的居然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大清朝快完了！大明朝不过二百几十年，清朝也二百多年了，还不亡吗？”说这话的时候，旁边还站着一名巡警，听到这种大逆不道的话，不但不禁止，居然也“说了两句赞叹的话”。
说完也就散了。谁知道过了两天，景杜二人就不断听到有人提起：“外边流传一种谣言，很利害！什么‘彗星东西现，宣统二年半’，看来大清要完！”这句话居然传开了，从陕西传到山西、直隶，又传到京师。后来景梅九到北京，听到的版本，已经变成了“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这足以说明，这是一则与大清朝民众“既有心理”相吻合的谣言。
而这种无事实因素的谣言，在北方比在南方更盛行，跟所谓“开民智”的程度有关，也跟舆论的开放程度有关。
待得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一声枪响，在有电报的时代，事变消息次日便传到了北京，具体内容肯定不清楚，只知道革命党占了武昌，再加上“宣统二年半”的心理暗示作用，遂引发北京市面大慌乱，八旗官民，九门军警，相互惊扰惶惧，听说有时半夜听见叫卖声，都吓得弃枪而逃，高喊“革命军进城了”！亲贵大吏，率先逃往津沪租界，银行爆发挤兑风潮，有人说亲眼看到邮传部准备了二十挂火车，皇上与皇太后马上就逃往密云，或者热河，再不就是奉天。全然没有外患的首都重地，居然自我扰攘，一片乱象。
这里面当然也有革命党的推手。景梅九当时正在北京办《国风日报》，上街到大栅栏，正好碰见许多人仰首在看天空，他也跟着抬头，似乎天上确实有一颗星，听得旁边人纷纷议论说“是不是太白星？”景梅九想起彗星谣言，就叫了一声：“太白昼见，天下大乱！”哄的一声，这句话一天之内，传遍北京九城，有学问的官吏文士也纷纷以自己“夜观天象”的结果，来印证这句谣言，于是乱象纷起，风声鹤唳，一发不可收拾。
谣言本来就是革命的手段之一。这种时候革命党的报纸才不会管什么新闻真实不真实武昌刚一事变，革命党报纸如《国风日报》马上声称得到武汉电报：“黄克强亲到湖北，运动革命，起义爆发后一点钟，已占据武昌城，清帅瑞澂败走！”不管《国风日报》是否真的得到了电报，消息本身也是张大其辞。与其同时，从广东到甘肃，传的消息却是“北京陷落，宣统驾崩”。
而清政府的对付手段，可称相当拙劣，一是宣布戒严，二是干涉报馆，不准刊登任何有关武昌事变的消息。于是《国风日报》将报纸头版全部空白，只写了一行二号字：“本报从各方面得到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这下传言更甚，纷纷说：一定是革命军大获全胜！各省都响应革命了！不然何须禁止报纸登载消息呢？如此一来政府更乱了手脚，只得朝令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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