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话太宗- 第34部分

唐朝是宦官专权最严重的朝代，唐朝二十个皇帝有九个是宦官所立，其中两个还被宦官所弑。他们大多借助废立翻云覆雨，成为权宦。王继恩曾成功拥立宋太宗，或许他想接过前辈的枪，继续这项事业，成为宋朝的权宦。王继恩利用身处内宫并曾被派出监军的便利，积极结交宋太宗明德皇后李氏、参知政事李昌龄、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等重臣谋立他人，以树权威。王继恩的选择是被废的长子赵元佐，可能他认为疯子比较好摆弄，如果能够登基后再废掉他，再拥立一次，那就更完美了。

但君主的人选不是赵氏家事，而是天下的公事，就算你们家非要把遗产给他，大家又岂能容忍一个疯子来当皇帝，你一个宦官——皇室私家的奴婢又有什么资格来干涉公务呢？

宋太宗临终前任命了年过六旬的吕端为首相，有人说他是老糊涂，但宋太宗用人不疑，说他“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据说“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典故也来自吕端，这是一位人品才华都很高的名相。再加上宋太宗最信任的正义使者寇准为副相，这一对正气组合是绝不会容许死太监弄权的。

宋太宗驾崩后，吕端准备按议定方针安排赵恒登基，李后和王继恩却在积极筹备拥立赵元佐。李后让王继恩去召吕端，吕端果然是大事不糊涂，他知道李后和王继恩要搞小动作，于是果断将王继恩锁在自己家里，自去宫中见李后。李后见王继恩突然消失，便失了底气，但还是说：“皇上晏驾归西，现在我们按顺序立长子（赵元佐）为嗣如何？”吕端正色道：“当初先帝立太子（赵恒），就是约定今天嗣位。现在他死了，又岂能违约？”若在前代，皇帝的遗命是最有效的嗣位条件，但先帝的皇后若还在世，则即将升任皇太后，相当于家长死了，那按理该由她来决定哪个男丁继承家产。更重要的是，懂事的人应该知道太后是新的国主，要积极谄媚而不能忤逆她。

但时至宋代，情况就不同了。吕端并未顾忌李后的意见，率群臣拥立了赵恒。而且按照登基仪式，新皇帝要先坐在帘子后接受群臣参拜，但吕端叫大家先不要慌着拜，请升起帘子让大家看清楚真容。老糊涂还有点老眼昏花，又亲自跑上殿，确认坐的确是赵恒而非赵元佐，这才跑下来率群臣参拜，正式承认新皇帝登基。

回想一下，宋太宗是怎么登上帝位的？人家明明是叫另一个人来登基，他自己跑过去把登基仪式举行了，皇帝就当上了。王继恩似乎又想来这一手，试想，如果群臣参拜后再升起帘子来，后面坐的不是最初议定的赵恒而是另一个人（赵元佐），但仪式已成，也就只好被动承认既成事实，太后再站出来确认一下，皇位不就坐下来了么？这个皇位，还不就是皇室的家事？

然而，吕端这位外臣非常尽职地维护了朝廷既定决议，坚决抵制了皇后和宦官的私议。最重要的是诸臣也没有理会皇室内部的意见，而是跟随宰相依法办理。

当中华帝国的公共管理体系发展至宋，皇位更迭早已不是皇室家事，丈夫死了，未亡的妻子也不能决定哪个儿子继承家产，必须要由朝廷来议定。

事实上，别说皇帝死后继承人的问题，就是在任的皇帝也不是皇帝一个人就能决定的。宋朝第十二任皇帝宋光宗（赵惇）于绍熙元年至五年（1190—1194）在位，他受禅后与其父宋孝宗（赵昚）关系恶劣，以至宋孝宗在弥留之际洒泪恳请宰相，去求不孝子来探望一下自己，但就这也得不到满足。甚至宋孝宗驾崩后，宋光宗拒绝为父出丧！他这种不孝行为引起朝野上下“人情汹涌”，甚至有边军宣称要去投奔敌国。中华帝国历代以孝治天下，皇帝是天下的表率，这种不孝子显然就没有资格再做表率，于是宋廷经议定，废黜宋光宗帝位，这便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而后人却鲜为人知的“绍熙内禅”。

这正呼应了三千年前伊尹废黜帝太甲之举。而且这一次并非某位权相的个人行为，而是整个朝廷顺应呼声，通过正规程序作出的朝廷正式决议。可以说，至宋代，中华帝国的公共管理体系已经脱离了独立出现的随机圣人模式，进入到规范的超大规模线性回归体系模式。

那么宋太宗是否合法继位？可以说，即便宋太祖明确指定了别人继位，或者宋皇后成功召来赵德芳登基，也只能使宋太宗更加麻烦或者脸上更挂不住，并不能真正有效阻止众望所归的晋王水到渠成坐上皇位。宋太宗即位，靠的是整个朝廷的总体支持，而非某一个人（即便是前任皇帝、皇后）的指定。

宋朝这个朝代，没有女祸，没有外戚之祸，也没有宦官专权。尽管有不少太后垂帘听政，但皇帝成年便自觉交出政权，安心终老于后宫。很多人在盛赞之余却不知个中缘由，竟然以一句宋朝的女性心态好来总结，那死太监呢？也是心态好？

很显然，宋朝没有女祸、阉祸，绝非因为谁个人心态好，就算有一两个贤良淑德的，哪有连续好三百多年的道理，再加上后面的明朝要连续好六百年，这个问题只能从政权架构和社会形态的发展来求解。

第一，中华帝国已经进入公权力时代。皇帝的私权力已经被压制，他的老婆、姨太、家庭服务员这些人尽管可以得到国家供养，但休想和公权力挂上钩。李后和王继恩还想像前代那样操控废立，和宰相掰手腕，殊不知人家吕端、寇准何曾把你们这些非男性放在眼里。

第二，社会更加公民平行化。这样的社会更难建立起类似于门阀贵族的次级非正式权力组织，像王继恩这种人，宋太宗在时享尽尊崇，但满朝都是国家公务员，二十余年也未建立起自己的一股势力，到头来所有人都是公事公办，没有任何人会为他谋私。

到这时我们应该了解光义面对的是怎样的一个历史节点，那他又是如何率领这个超级大国走出五代乱世，走进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呢？

结束五代乱世的真正英雄

五代十国是一段最不堪回首的乱世，那么谁是带领中华民族走出乱世的英雄呢？大多数人认为是宋太祖。按道理说也不错，五代结束是宋朝，那么宋朝的太祖自然就是结束乱世第一人，然而从管理学的角度出发却未必。

宋太祖虽建立宋朝，但这个朝代完全可以成为第六代，事实上太祖朝的大宋和前面五代真的也没多大区别：首先，宋朝仍是武将篡位建立的朝代；其次，宋朝实际控制区域也就中原那一小块；再次，武将们都还在等着重复五代的浪漫故事；最后，不得不说，宋太祖自己还是被篡位了——至少是他儿子被抢夺了继承权，说明他仍未走出五代桎梏，这个难题还是他老弟穷二十年之功方才完成。

后人常见的一个重大误会就来自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

模糊的史料显示，宋朝建立不久，宋太祖便召石守信、慕容延钊等实权派武将恳谈，指出五代乱世中很多叛乱并非叛将主观意愿，而是被部下逼反，各位也有这个危险。由于宋太祖人格魅力超常，于是诸位开国元勋主动交出兵权，回家养老。从此，五代武人叛乱之患绝迹于江湖，大宋走上国泰民安的文治道路。

真有这么容易？

如若人类历史上一个节点级的难题真能这样解决，秦隋这样伟大的王朝还用得着二世而亡吗？这些老将本人确实可以回家养老，甚至去死都可以，但军队又没消失，难道就不需要新的将领来率领了吗？有人说新来的将领资历较浅，所以无力行篡逆之事。哪能有几个人比赵匡胤自己资历更浅？五代中哪一代不尽力削夺武将军权，但这种对人不对事的人事安排都只是权宜之计，何曾触及本质？杯酒释兵权固然重要，但并未从体系上进行本质变革，乐观估计也就只能维系十来年的表面和平，真正的意义仅在于为宋太宗的大规模变革留出时间。

宋太祖、宋太宗都是史上重要的帝王，像他们这样兄弟俩同垂帝范在历史上仿佛还不多见，但两兄弟的形象气质可谓有天壤之别。

首先，从外形上看，一个是大胖子，一个是小胖子。据传言，有一次兄弟俩去逛庙会，遇到一台测身高体重的康乐机，遂分别投币一测体形。赵匡胤站上去，系统提示：“请勿两人同时站上本机。”赵光义站上去，系统提示：“请勿横卧在本机上。”可见体形差异巨大。

按一般经验，大胖子的性格应该是豁达开朗，温良厚重，但有时失之精细；而小胖子则是精明善断，才高谋远，但有时失之仁善。这兄弟俩的组合其实很恰当，大胖子靠人格魅力赢得了武将们暂时的拥戴，小胖子则抓紧时间变革组织结构，形成长治久安的可持续发展体系。试想如果两人换个位置，那就很可能是小胖子先把人得罪完，然后大胖子又不能残酷镇压，最后全家死绝。所以宋朝开场，这两兄弟的搭配可谓非常幸运。

前文反复强调，解决藩镇割据、权臣谋逆的正确办法有且仅有一个——运用组织行为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科学知识构筑更加合理、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所以现在宋太宗要做的并不是再费唇舌证明他的继位合法与否。

首先，核心问题当然是军权，尤其是藩镇军权。

五代其实都对节度使问题做了大量研究，但中唐以来开演的节度使割据大戏似乎并未落幕，宋朝建立后原后周节度使李筠、李重进可以据戍镇反宋就说明他们保有反对朝廷的能力。节度使如果只有募兵权还不够，是唐玄宗让节度使兼任采访使，有了财力支撑才能割据一方。周世宗号称精选禁军，夺走了藩镇的精锐部队，宋太祖则号称集资，把藩镇的富余钱粮收走。但这些都是一次性效果，兵抽走可以再练，钱调走也可以再收，关键还在于抑制藩镇自我再生的长效机制。趁周世宗和宋太祖改革后藩镇暂时处于虚弱，宋太宗进行了历史节点级的重要改革。

这个问题要分军事指挥体系和地方财政体系两个方面。

先说指挥。周世宗以殿前司作为全军指挥中枢，但最终被殿前都点检篡位。其漏洞就在于赵匡胤作为殿前都点检，既有调动军队的最高军权，同时又直接率领军队，军队里甚至有大批中高级军官是他的结义兄弟，这不是在促成非正式组织的建立吗？所以宋太宗改组殿前司，将最高军权划归枢密院，隔断调兵和带兵权。

枢密院本是唐朝的内宫机构，枢密使由宦官担任，职能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枢密使的崛起本意是制衡中书令，五代以来发展成实际上的宰相，统领政事，周太祖篡位前便是后汉枢密使。宋太宗所设枢密院则是一个掌管最高军权的文职机构，这似乎和尚书兵部很像。但事实证明以六部之一掌管军国大事执行力偏弱，何况中唐以来三省六部逐渐虚化，国家对军队的控制力也就跟着虚化了。所以宋太宗将枢密院作为和中书门下（唐宋中央政府）平级的机构，并称二府。枢密院的正副长官与中书门下的副官参知政事同为执政，相当于副相，是国家最高一级常务委员会成员，参与国家最高决策，并非单纯只管军事。这样，枢密院的地位得到提高，但同时也更融入行政体系，皇帝和宰相对枢密院的掌控也更直接、深入，到南宋甚至形成了宰相兼枢密使的常例。枢密院长官大多由文官出任，和军队没有私交，有时也会有军功卓著的武将晋入枢府，但除曹玮、童贯等极少数极为尊崇的名将短暂破例外，再无任何人能以枢密兼领军镇，尽量做到公有军权和领兵实务的分离。

宋太宗又废除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职务，殿前都指挥使司的职能仅限于御前禁卫。同时将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司拆分为步军司和马军司，一般以步军司驻守京师，马军司拱卫京畿。这三个部门合称三衙司，是宋军最精锐的禁卫部队，有层次地部署在京师重地，这实际上是将掌控军权的两个机构改组成了三支具体的部队。

周世宗将军队分为禁军、厢军的思想得到进一步强化，宋朝的禁军使用优质兵源，训练、装备、后勤都是最优，集中了主要战斗力，由枢密院统一调度。禁军人数相对较少，太宗朝约三十万，整个宋代有统计的最高峰也只有五十九万，而且编制整齐，枢密院非常便于统一指挥，将领在军中擅权的机会就小了很多。而厢军则以禁军淘汰下来的兵源充任，一般不上战场，平时驻扎地方维持治安，协助地方大型工程，禁军作战时也会抽调一些厢军负责后勤运输。厢军虽然人数很多且广布，但实际上集结作战的能力很弱，不必担心叛乱。到南宋禁军退化到了宋初厢军的地位，而御前军、行营护军、驻屯大军等依次成为主力战兵，但始终牢牢置于枢密院的掌控下。这种名称上的更迭体现了周世宗、宋太祖、宋太宗这种一脉相承的建军思想——将军队中人数较少的作战部队和较多的辅助部队分化开来，国家重点掌控作战部队，将人数更多的辅助部队放权至下级。

那么宋军组织一场战役，首先要由两府宰相共同商议，确定基本战略，再由枢密院调兵遣将，从驻扎各地的禁军中抽调出作战部队，并指派将领率兵。在作战途中，枢密院也会随时下发指令，统一协调指挥前线各部和后勤供给。相比前代国家将募兵、训练、指战的业务全部外包给藩镇，这种由国家直接操纵的体系更强调军队公有化和统一指挥。

而更重要的是军队财饷体系。唐代节度使除了本镇，还领有数个州郡，称作支郡，作为供养军队的财政来源。到后来势力强大的藩镇还要兼领数镇节度，比如安禄山就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而中原的宣武、魏博等节度使甚至要兼领十镇节度，其全权管辖范围不亚于周代诸侯国。宋太宗首先废除了节度使领支郡的制度，将其权力局限于本镇军事，又借国家行政体制大改，由朝廷派出知府、知州管理州郡政务，将军事和地方行政分开。各地驻军和前线作战部队的后勤供给均由枢密院从国家财政中统一划拨，军队再无权自行从驻地征收赋税。从此，中国的军队和地方成为严格的两条权力线路，除战时特殊情况，一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