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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六九年新年来临之际，他给送我的礼物是一个装祯精美的日记本。他在日记本的菲页上工整地抄写了普希金的一段话：“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不顺心的时候暂且容忍：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就会到来。”我在鼓励和期待中迎来了一九六九年，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年。这年三月初，我父亲来信说他那三年的历史搞清楚了，不算历史问题。巨峰曾乐呵呵的拿着信向当时的场革委会负责人汇报，并要求组织给函调证实。
后来一切都很顺利，当我们沉浸在对未来幸福的憧憬中，已分别写信告诉家里，准备“五一”回家旅行结婚时，想不到，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那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第二天，正是北方的四月春寒抖俏雨雪无常的时节。那天清早起，天阴沉沉的，阵阵飘着不大的雨夹雪。佟巨峰他们连的生产任务是负责为营部基本建设运送木料。巨峰是副连长，他带领两个班的人往汽车上装木头。
这个活已经干三天了，本来有几个人已经有点坚持不住了但又不敢说，怕人说臭老九太娇气，都硬撑着。这两个班的人都是省内、外各大专院校的毕业生，分配到这儿接受再教育的。他们多数人在校期间都参加过各种短期劳动实践活动，他们都有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经历，有的插过秧，锄过地，割过麦，唯独没干过抬大木头装车这样的累活。巨峰了解大家的这种情况，这天早饭后，他去找连长，没找到。
在回来的路上正好碰上连指导员，他说：“指导员，我打算让装车的人休息一天，大家太累了，我去找连长想和他商量一下，没找到，指导员，你看行吧。”
指导员说：“碰到你正好，要不我还得特意去找你。刚才我接到营部领导的电话通知，指示我们抓革命，促生产，以提前完成木材装运任务的实际行动向“九大”献礼。”
巨峰补充一句说：“你看今天这天，小雨加雪，跳板滑，不安全。” 指导员说：“这个季节，没多大的雨雪。具体困难想办法克服一下吧，这可是一项政治任务呵。”说完在巨峰的肩膀上亲切的拍两下，转身走了。巨峰像被风噎了一样，不语了。呆呆地在那里站一会儿，就又带领两个班装车去了。
上午，很快装完了第一车，当第二车刚装到过车箱板时出事了。
师大毕业的李帆过去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来农场劳动锻炼后病情已经减轻许多。因昨晚为庆祝“九大”的召开都集中到二公里以外的营部开大会后，又绕营部一圈进行游行庆祝，等回到他们的住处已午夜时分，过度兴奋的李帆又失眠了，根本没睡。
早饭后上工时他觉得头昏沉沉的，大家都干活他也只好坚持。当他从汽车跳板上下来无精打采的走在汽车左侧时，想不到的意外发生了。在车上的张洋把中间的一根木头调正时，这根木头的大头碰动了左边那根比它细的椴木，因为清晨的小雨雪，椴树皮湿滑，这根椴木顺势往下滑下去，眼看就要砸在李帆身上，他并不知道。远处有人喊：“李帆，危险”，这时巨峰已经走过危险区了，当他听到喊声一回头见大势不好，敏捷地一个箭步冲过去，使劲儿地推开李帆后，他却被砸倒了。
等我听到消息，一路小跑赶到连队卫生所时，虽经医生全力抢救也不行了，他再也没有醒来。第三天，巨峰的父亲和妹妹从家乡赶来，参加了军马场为巨峰举行的隆重的追悼大会。这位善良、朴实、坚强的老父亲，没提任何要求，在连队住三天就带着儿子的遗物回去了。
在临走的前一天傍晚，我陪着老人家又一次来到巨峰的墓前，来向儿子作最后的告别。老人家蹲下身来，双手扶摸着墓碑，口中叨念着儿子的名字，号啕大哭一场，他妹妹和我都只是哭，谁也说不出一句话。
巨峰他哪里知道，亲人们在悲痛地哭泣着，任凭泪水不住地流淌，滴落在尚未返青的草叶上，滚落在尚未跑尽冰排的江水里。悠悠不尽的袷侨嗣嵌运痪〉乃寄睢？br>
那时侯，对于佟巨峰的死，谁能说什么呢。说他是不敢坚持自己意见的胆小鬼吗？不是。上级给的政治任务，他怎么敢违抗，况且他是来接受再教育的“臭老九”。说他是舍己救人的英雄，死得其所吗？其实这本是不该发生的事请。怨他自己吗？不能。他是为了兵团战友的生命。
怨车上的张阳吗？不能，他并没有去动那根椴木是因为滑才滚落的。那么谁是这起事故的责任者呢，这种违反安全生产规程的事故涂上政治色彩之后，根本就无人敢追问了，留给人们的只有惋惜和悲痛。他的同学和战友深被他舍己救人的行为所感动，纷纷写出诗歌、散文，用广播、灞ā⑶奖ǖ刃问嚼锤杷趟挠⑿凼录＃肥鏊淘莸囊簧破鹨桓鲅百【薹宓娜瘸薄？br>
由兵团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由省革委会有关部门授予烈士称号。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激动的心情也渐渐平静了，这件事也像淡淡的轻烟一样飘去了。然而，他的死给家人带来的伤痛却是终生难已愈合的。
巨峰的父亲在临走时站在汽车前含泪对我说：“你也早点成个家吧，不要再想他了。”然后转身大步跨进汽车里。我哭着向开动了的汽车招手，直望到吉普车拐弯后消失在远处的树丛中。
巨峰牺牲后，我病了住院一个多月。出院后就经常到巨峰的墓地去，一个人坐在墓碑前，静静地回忆几年来我们相处的一幕幕。常常想起他在篮球场上奔跑跳跃矫健的身影；常常想起他在全院文艺汇演时那一曲“马儿啊，你慢些走”的嘹亮歌喉；常常想起在校园林荫道上的散步，在松花江中的畅游；在文革中大辩论时的争论，在大串连时一路上的关怀……
我觉得这样对自己是一种寄托和安慰，别人说：“这是一种折磨”，经常是李帆在附近徘徊。有时看天快耍颓袄慈暗迹阕乓黄鸹厝ァＫΥΦ墓鼗场参俊⑻逄褂形颐嵌跃薹宓墓餐衬睿沼谑刮颐亲叩揭黄鹆恕５币痪牌？年凡在农场、兵团劳动锻炼的大学生重新分配时，李帆回到哈尔滨市一所高校任教，我也分配到哈市的一个研究所工作。现在我们不满四岁的小女儿由李帆的父母照看着。
则平深为范丽的不幸遭遇而难过，又为她重新得到幸福而高兴。
则平说：“我这一来，又惹你难过了。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珍惜今天的幸福吧。”
范丽说：“过去的事哪能那么轻易地就过去呢，苏轼不是在一首词中说“不思量，自难忘”吗，更何况我经常自觉不自觉地总能想起他。”
则平心想：是啊，人生的初恋是难忘的，初恋的悲剧就更是刻骨铭心了。这件事在她人生的岁月里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就像树木年轮中最中间的那圈髓心一样，虽然他不会再扩大，但永远也不会消失。
范丽说：“有时看电影或读小说看到爱情的悲剧时，就常常想到巨峰的不幸，不知不觉中潸然泪下。自从有了孩子后，常去李帆父母那里过星期天，一家人正高高兴兴地逗孩子玩时，我会突然想到巨峰的父母如今怎么样了，他们该多么想念他们的儿子呀。
顿时我心里刚才那种欢乐情绪一扫而光。就赶紧找个借口退出去冷静一会，免得被家人发现。李帆和他的父母都很善良，体贴人。一九七五年李帆和父母商量把巨峰的母亲请来到哈尔滨医科大学去治治眼睛。经几次邀请之后，巨峰的母亲在女儿的陪护下来了。
李帆的全家忙开了，动员一切可能的关系，联系住院排床位，找名医给检查、手术，术后轮班去护理，从家中送去可口的饭菜，水果及生活必需品，结算了住院期间的全部费用，预定火车票，把母女送到回程的火车上。经过这次手术，摘除了白内障，效果很好，老人的视力明显恢复，解除了老人失明的痛苦。
李帆觉得无论如何也报答不了巨峰的救命之恩。我也觉得能为巨峰的母亲做点事，对失去爱子的老母亲是一点安慰，我也减轻点心中的痛苦。”
她们俩正聊着，范丽的弟媳于丹回来了。她和则平打过招呼，一边麻利地系上花围裙准备做午饭，一边抱怨伊春的生活条件太差，去浴池洗澡也得排队，足足用去一上午的时间。则平起身抱孩子要走，范丽拦住说：“不行，你别走，咱俩的话还没说完呢，这一上午光听我说了，你还没向我汇报呢。”
两个人都笑了，于丹也过来说：“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多在一起说说话，一会儿，也尝尝我的手艺。”则平觉得盛情难却，便说：“好吧，恭敬不如从命，听你的了。”
则平说：“咱俩也帮助干点活，摘摘菜吧。”
范丽说：“行啊，咱俩边干活儿边聊。”随后她去厨房拿来一盆油豆角和芹菜。
则平的儿子已经困了，则平放下他轻轻拍几下就睡着了，两人重新坐下边摘菜边聊起来。
范丽问：“这几年，你俩过的怎么样？”
则平说：“我们过的平平淡淡，既没有大的挫折，也没有什么成绩。”
范丽说：“平常也好，总比我遭受不幸强。”
则平说：“那倒是，不过，你不知道我去报道时的那个沮丧劲儿。我下火车后一看那环境，心都凉了。在滨北铁路线的终点站，一个没有一条像样街道的小镇上，几座破旧的砖房是林业局的局址，周围还有几座帐棚，竟是林业局基层单位的办公室。而我要去的地方是离这很远的一个森林经营所。办完报道手续后，在几个热心人的帮助下又经过一番周折才搭上一辆运送粮食和商品的汽车来到这个偏辟的小山村。
这里只有百十户人家，交通不便。讷谟尔河从村子南边流过，雨季河宽有一百多米。河上没有桥，汽车、马车只能在水浅的地方趟水过，行人由一条木船摆渡。过河后再走四十里山路到达一个部队农场，从这里搭乘公共汽车二小时后到达离它最近的县城北安，从这再坐一个多小时的火车才能到达林业局局址处。
冬天，交通稍便利些。经常有林业局运输木材，运送粮食的汽车可以为来往的行人捎个脚，免去四十里山路徒步之劳。但多数时侯是车少人多，尤其是驾驶室的座位有限，我们平常百姓根本不敢奢望，为了探家、办事赶路，冷冬数九坐在敞车上是常事。
通常是几个人挤坐在一起，每个人都是带着大狗皮帽子，围上厚围巾，只露出两只眼睛，穿棉大头鞋，棉大衣或皮大衣等，个各全副武装，那也扛不住刮脸的老北风，脚冻得钻心的疼，等到下车时几乎不会走路了，那个罪真是受够了。”
则平接着说：“我去了没几天，由经营所的调度员告诉我去粉坊捡土豆。这是生产制做粉条的第一道工序，而且只有我一个人。在粉坊的最西头，面对比半间房子还大的土豆堆，我坐在小板凳上默默地，一个一个地往筐里捡土豆，挑出其中的烂土豆和石头子。
这样日复一日简单重复的劳动着，直到来年春天四月末才结束。这期间，我心里很委屈，思想也很消沉，但又不敢流露。我陆续收到几个同学的来信后才知道，他们那些在农场劳动锻炼的同学，虽然同学人多不孤独，但干活劳动强度大，全是军事化管理。每天要出早操，外出办事请假按小时计。对比之下我比他们自由多了。”
这时，于丹已经做好了午饭。范丽的弟弟范阳也下班回来了，准备吃午饭，中断了她们的谈话。席间范阳说：“若不是姐姐从哈尔滨带来的红肠，真没什么好东西招待则平姐的。”
则平说：“范阳太客气了，这已经够丰盛的了。”
这样几个人边说边笑着用完了午饭。
饭后，于丹很认真地问则平：“张姐，你不是学林的吗，怎么到粉坊捡土豆了呢？” 则平笑了说：“我是一九六八年九月份毕业离校的。这之前《人民日报》转发过《文汇报》的一篇调查报告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文中的大意是：经调查认为，在工作实践中，大学本科毕业生不如专科毕业生；专科毕业生不如中专生。要求大学毕业生一律到工农兵中去接受再教育。我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去报到的，林业局政工组的负责人说：“都先下去劳动锻炼，时间不定。”我还跟人家谈什么专业啊。
于丹又问：“张姐，你一个人一天到晚捡土豆时，不感到枯躁、寂寞吗？”
则平说：“是很枯躁、寂寞，我没办法，也很无奈。很大的一栋房子里，制粉的工人也不多。我捡土豆是在最里间，我只是在进、出时和工人师付打打招呼。干活时，离我三、四米远处有两个男工负责洗土豆，和他们搭话拉家常的时侯也不多。我常常是靠想念家乡、想念亲人、想念同学，回忆往事来打发时间，在校时的理想、抱负都化为泡影，对未来一片茫然。”
于丹又问：“张姐，你冬天捡土豆，那夏天干十么？”
则平说：“夏天，我是结合专业参加劳动。实际就是看苗圃地。那个苗圃很小，那时没有新播、换床等生产任务，只有一点留床苗。我的任务是拿一根自制的鞭子，用它赶鸟，赶鸡，赶猪，赶牛羊等，更是要看着前来玩的孩子们，免得他们淘气弄坏苗木。我每天这样在苗圃地里来回遛达着，渡过漫长的夏秋季节。
那时，我始终是独立作业，平时很少和大家来往。只有在食堂吃饭或所里开会的会前或会后有时和别人聊聊。我与小学校的五名带课女老师住在一起，平时相处也很融恰。
每当学校放寒、署假时只剩下我和另外一名妇女主任两个人了。这时，如果她再出去开会有事走了。就只剩下我一个人进出宿舍，真是孤独寂寞极了。有一次夜间风雨大作，电闪雷鸣，风吹打着外面的什么东西乱响，吓得我既不敢去看，又睡不着觉，索性披衣看书坐等天明。
有时，我一个人漫步到河边小渡口的老柳树下，去看上船、下船的行人，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