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有关中国问题政策制定的政府官员说：1977年，卡特政府
“忽视了中国”。②确实，此时，美越关系的正常化是更优先考虑的
政策。当万斯国务卿访问北京时——显然是向中国人传达卡特政府
有意与中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中国人强烈反对美国提出的在台
湾保持非官方关系，以及万斯坚持的有权向台湾出售武器的主张。③
尽管国务卿重申了《上海公报》，并保证从台湾撤走美国的剩余部
队，但是，外交部长黄华却认为，这些保证只是应付中国再三主张
的实现全面外交关系的三个条件的外交辞令。④中国方面提出的三个
条件是：华盛顿停止承认台北为中国政府；废除美国—中华民国共
同防御条约；撤出美国在台湾的余留军事人员。同样，邓小平（在
万斯到达北京的前几个星期刚刚复职）指责美国采取的新立场从福
特政府的保证中退却了，卡特政府仿效“日本做法”，这种策略使
东京在正式承认北京的同时，与台北仍保持密切的非官方关系。正
如万斯所说：“看来中国人并不准备认真谈判。”①
中国人以公开和私下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当卡特总统有
意将万斯之行说成是一次成功的访问时，北京的高级官员（包括邓）
很快予以否认。在万斯访华的几个星期里，中国发表了一些傲慢的
言论，对美国关心他们“台湾的老朋友”表示不满，声称两国关系
正常化后，仍与台湾进行武器交易，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将“逼
使中国对台湾动用武力”，“台湾这么一大批反革命分子”的存在，
意味着国家统一“非用武力不可”。②看来，中国对他们在台湾问题
上所表现的灵活性特别生气。米歇尔奥克森伯格认为，邓“由于
新近复职，他的权力仍在巩固当中，因而不能贴出‘灵活’的标签
来，美国必须毫不含糊地切断与台湾的官方关系，对中国这一原则，
他不能容忍有任何误解”。③
同样明显的，中国人很快又重新对福特当政期间首先发起的缓
和运动进行攻击，这意味着国务卿万斯是对苏联采取“姑息”政策
的拥护者之一。根据中国一份权威性的估价报告，苏美关系的改善，
既加强了苏联的力量，又对中国构成了直接威胁：“……西方又出
现了类似30年代的绥靖主义思潮。……当代的绥靖主义者也像他们
的先辈一样，妄图把苏联这股祸水引向东方，引向中国。……用二
十年后中国将成为第三个超级大国这种虚妄的‘预见’来吓唬苏
联。……只要看一看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拼命散布‘缓和’幻想，竭
力鼓励西方的绥靖思潮，就可以明白。”①
与同福特政府打交道的初期一样，北京决定在卡特政府制定外
交政策的竞争对手中选择已占优势的一方。1978年冬，中国曾两次
向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发出访华邀请。米歇尔奥克森伯格认
为，“中国人求助于世界观与他们较为接近的官员”。②
邓十分了解布热津斯基与万斯明显的个性差异及政策倾向。华
盛顿政策制定者中间的分歧既反映了美国官方的不一致，也反映了
美国对中国与苏联策略上的重大分歧。万斯国务卿认为，美国有必
要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掌握平衡”。在万斯看来，与苏联搞好关
系，以及签署长期拖延的第二次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是美国外交政策
的基石。他认为，致力于与中国战略合作会激怒苏联，甚至有可能
使美苏关系更为紧张。③
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特别是前
者）不同意万斯的观点。在国务卿看来，布热津斯基和布朗都认为
在关系正常化之前，各种“加强安全”措施（军事人员的交流，向
中国转让技术，通过第三国向中国出售武器装备，以及其他方式的
合作）只会警告而不会激怒莫斯科。由于苏联在第三世界不断取得
进展，布热津斯基向卡特总统争辩说：“与中国的关系有助于向苏
联显示，他们的主张是不容易如愿以偿的，也是要付出代价的”④
围绕着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中国领导人一致同意与资本主
义世界保持更加密切的技术和经济联系。在1978年2月的五届人大
第一次会议上，华国锋提出了十年发展规划，包括建设120个大型
工业项目，估计需要投资6000亿美元，其中约600—700亿美元用
于购买进口的技术与设备。①尽管后来的结果表明中国的目标大大超
出它的国力，但是，这项规划的目标意味着北京将向国外越来越多
地寻求它的发展所需要的大部分资金。1978年2月，中国便开始与
日本签定了200亿美元的贸易协定。
其他方面的发展推动着中美关系的进程。美国在阻止苏联势力
渗入第三世界方面不断受挫，使布热津斯基更加积极地制定有关中
国的政策。与此同时，邓的权力也在不断巩固。中越关系的迅速恶
化又提供了行动的契机。1978年5月，布热津斯基访问北京时，中
越关系几乎破裂。晚春时节，越南驱赶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侨民，并
没收了他们的财产，中国后来断绝了与越南的所有经济与技术联系。
7月末，中国发表声明说：“在越南当局每一个反华步骤后面，都有
着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巨大阴影。……莫斯科需要的是，争霸东南
亚和亚洲的‘前哨’。……为了迂回包抄欧洲，孤立美国。”②美国
对苏联侵入安哥拉和非洲之角的顾虑与中国对东南亚地区安全的担
心联系在一起。“反对霸权主义的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终于开
始形成，其中包括美国。
中国的政策假定美国实际上成了国际舞台上的温和力量：……苏联还是两个超级大国
中更凶恶、更冒险、更狡诈的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世界战争策源地。……（美国）当前
不能不力图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因而在总的战略上不能不处于守势。……苏联决定……
削弱和排挤美国在世界各个地区的势力。……③
同时，布热津斯基在与邓的讨论中坚持认为，在台湾问题上，
卡特总统“已下了决心”，这表明美国愿意就这一问题与中国进行
会谈，寻找一个中国可以接受的方案。卡特总统受国家安全顾问访
华成功的鼓舞，于6月份决定，到这年年底大力推进与中国全面的
外交关系。作为附加的结果，到10月中旬，他中止了使美越关系正
常化的所有计划，以便不致使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复杂化。虽然卡
特政府没有将这一决定通知中国人，但是，正式的通知似乎是多余
的，因为美国与河内的谈判已经失败，而与北京的会谈却已取得进
展。
中国已经取得重大的突破：现在显而易见的是，在美国政策制
定过程中，美国人再三声明与中国保持密切关系的重要性。美国准
备使自己与中国的安全与发展目标更为一致，替中国向美国的盟友
说情。作为美国政策的一部分，它有意修改协定，向中国转让先进
技术，包括可能的武器销售和她的欧洲盟国拥有的相应设备。为了
进一步表明愿意为中国作出努力，布热津斯基还私下敦促东京尽早
批准拖延已久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①，该条约中反对霸权主义的条款
有使日本与中国的反苏战略保持较为密切的一致的含意，而许多日
本人不愿这么做。然而，中国发展的经济机会，华盛顿对条约明白
无误的偏爱以及苏联对日本外交的强硬态度，加速了中美关系正常
化的势头，同时邓也表明愿意听从劝告，无限期地拖延钓鱼岛问题
的解决，这一领土争端曾使中日关系恶化，并有可能使这年春季签
订的条约归于失败。中国向日本表示，中国不再恢复中苏友好同盟
互助条约，因而不把日本说成是敌手，也证明中国对日本确有诚意。
由于中国最终愿意接受最后文件中较为温和的语言，和平友好条约
终于于8月签定。②
毫无疑问，中国人在与美国和日本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中所作的
努力，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尽管有旁证表明，邓似乎能说服他那些
疑心重重的同事，美国对华政策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很难断定
其他高级官员的不满和猜疑程度。例如，华国锋就十分不满美国继
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决定，尽管这是中国领导人缺乏灵活性的问题。
虽然邓的决策余地仍有限，但这也是中国谈判人员想要传递的信息，
即他们将不顾国内辩论的扩大。
中国最终愿意接受美国与台湾未来关系比较含糊的框架，其中
包括美国声称的它有权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与北京的公开抗议不
符）。美国不指望也没有得到中国人对这些协定的明确的赞同或认
可，但是某种程度的忍耐是外交惯例。况且在关系正常化最后会谈
的几个月前，卡特政府拒绝了台湾求购新式飞机的几次要求，限制
台湾只能购买编制内飞机的数目。卡特总统还向北京表示，保留继
续“向台湾出售严格选择过的、不会对中国造成威胁的武器的权利”。
①
北京有充分的理由对这些规定感到欣慰，虽然近期美国不会终
止向台湾出售武器，但是美国的决定暗示，它准备向台湾出售的武
器是有质的限度的。美国保留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权利这一事实，并
不意味着美国可以出售另外的武器，而只能出售所规定的武器。美
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打消了中国和平解决台湾的意图的宣布，
但双方默默的克制（中国人在其政策中声明并减少了针对台湾的军
事部署，美国人则诚心诚意地保证限制军事武器的出售）表明了中
美政策不言而喻却很重要的联系。中国人似乎想说服台北的领导人，
他们不可能从卡特政府那里得到广泛的承诺，随着时间的推移，美
国会取消其援助的。由于中国减少在福建省的军事力量，并继续对
台湾做出政治姿态，中国也期望美国尽早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在
12月中旬中美关系正常化时，华盛顿单方面声明，保留继续向台湾
有限度地出售防御武器的权利，这似乎是暂时保全面子的姿态，这
是美国提出的一年内暂停武器销售的结果。
邓曾说过，那个时期是对北京有利的时期。中国的克制态度，
呼吁爱国主义和国家统一，最终希望将台北带到谈判桌上。1978年
12月15日发表的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的措词，又增加了
中国人的这一乐观思想。公报中说：“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
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而，明确承认中国地位的语言取代了《上
海公报》中的含糊词句，所有“与台湾的商业、文化、贸易以及其
他关系”都将“通过非官方途径进行”。①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台湾宽宏大量和几乎仁慈的未来政策的
动机是不言而喻的。1979年1月1日即中美关系正常化和美国不再
承认台北政府的那一天，中国开始向台湾呼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标志着大陆对台湾占领的金门和马祖岛
海岸炮轰的结束，并保证“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一定要考虑现实
情况，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
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②这些声明和其他声明表明中国对美
国倾向于和平解决台湾未来很敏感，但这些声明强调北京的信念，
即“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和重新统一祖国完全是中国的内部事务”。
③
邓认为，与台湾相关问题的不确定性比中国安全的增强和他本
人的国内政治地位更为重要。邓说中美两国都“从全球的观点”出
发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与1972年毛泽东在与尼克松和基辛格会谈时
所表达的观点一致。④当中美关系首次获得重大突破时，国家安全原
则便决定了这一进程的方向和势头，这一原则允许让步和冒险，否
则要实现它是极为困难的。在邓看来，美国决策中布热津斯基比万
斯占上风是中美关系的最好保证。与基辛格不同，布热津斯基实际
上没有与苏联领导人取得相类似的谅解的意图。这对伙伴即中国的
脆弱和需求与美国总统热望建立与众不同的全面外交关系之间的合
作已经开始，拥护更密切的中美关系的人在各自的政府中取胜。
1978年12月中旬，即将宣布中美建交之际，召开了十一届三中
全会。邓在国际上的胜利也在这次全会上充分反映出来，中国政治
的潮流决定性地偏向邓小平一边，他的经济改革和重新调整，以及
把他关键性的政治搭档（包括胡耀邦）安排进政治局的计划现在得
到了认可。新上来的党的副主席陈云及时压缩了1978年春由华国锋
提出的宏大的发展计划。不过，外交政策的突破与其说是邓的国内
政治力量加强的源泉，还不如说是一种反映。卡特政府的建议及让
步对促进关系正常化的过程是至关重要的。但是，邓在国内地位的
巩固使他拥有这种权力，没有这种权力，双方就不能达成共识，也
就不能发生1979年1月邓那次极为成功的美国之行。
中国对越战争
邓试图立即考验这种新的关系。在邓1月份访问华盛顿和东京
期间，他非常关注中越边境日益升级的紧张关系。1978年12月初，
《苏越和平友好条约》签署。随后，河内于12月底侵占了柬埔寨。
这证实了中国关于“大小霸权主义者”的侵略意图的断言。由于中
美建交协议的缔结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邓更无顾忌地
表示中国决心“给越南一次教训”。在没有获得华盛顿或东京认可
和同意的情况下，中国开始准备对越南发动一次进攻。
这次战争始于1979年2月17日，到3月15日结束。时间不长，
但伤亡惨重。它使中美开始和解以来长期潜伏着的中越关系的恶化
达到了极点。自从基辛格秘密访华，特别是尼克松访华以后，河内
的领导人意识到中国与越南的利益开始发生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