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虚假的缓和是危险的。基辛格则认为，越南战争的结束使美国
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而中国除了依靠美国来限制苏联的袭击外则
别无选择。基辛格在给尼克松的私人信件中说，美国可以“既有茅
台，又有伏特加”。他认为，如果由美国来左右这两个共产主义大
国，它们之间的矛盾就得不到解决。
基辛格的过分自信来源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节制和准备公开
承认美国东亚地区的安全部署。②1973年周在与基辛格会谈时，没有
提及危言耸听的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幽灵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双方
早期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相反，这位总理着实称赞了一下日美安
全保障条约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样，毛指出，美国军队在亚洲
的部署“太分散了”。毛与周的意图十分明显：通过承认美国的地
区安全作用和警惕苏联的帝国主义计划，北京希望尼克松政府能够
认清加强与北京的密切关系要比注重与莫斯科的不稳定的、带有危
险性的和解好得多。
另外，基辛格还夸大言辞，说1973年将是“欧洲年”，这就是
说，美国对各地区和各国的政策是有连续性的，不是权宜之计。基
辛格讲话中流露出的一种霸气，视中美关系如草芥。北京对此是不
会无动于衷的。尽管北京仍准备寻找机会与美国进一步改善关系。
但基辛格的话使中国人专就中美分歧展开了争论。
周是表示不同意美国战略思想和决定的第一个人。这位总理又
回到了1972年毛与尼克松会谈时提出的问题：即苏联长期战略的重
心问题。毛虽然自认十分担心苏联在不断加强针对中国的军事力量，
但坚持认为莫斯科的首要战略目标是欧洲而不是亚洲。同样重要的
一点是：尽管苏联针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在不断增加，但到70年代的
增加的速度开始减缓了：这表明莫斯科在中苏边境部署军队的能力
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美国安全保证（与美国发展关系
的动因）的需求就不太急迫了。1973年5月周第一次指出，苏联的
突然袭击已被制止住了。①
苏联军队集结速度的减缓使周得以重申毛的观点，说苏联军事
威胁的主要目标是西方而非中国。毛最担心的事一直是苏美和解可
能使苏联对中国增加其政治、军事压力。由此产生了三种结论：第
一，是否全部解除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北京并不十分
看重；第二，北京强调欧洲不断增大的军事危险，希望华盛顿与莫
斯科把注意力集中在远离中国国土的地区；第三，北京强调其与第
三世界拥有共同的利益，认为第三世界是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独立
的政治、经济力量。
周在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很精辟地阐
明了中国对这三个问题的基本看法。②这位总理试图避开来自敌人和
假定的盟友的双重挑战。谈到莫斯科时，他说，中国尽管“是一块
肥肉，谁都想吃”，但是历史证明，中国“这块肉很硬，多年来谁
也咬不动”，更不用说独“吞”了。70年代初中国官员曾不祥地说
过，“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威胁着中国的安全”（这一声明
使用了不规范的数学表达法，多说两倍以上的数目）。而现在则说
区区百万大军不足以入侵和征服中国。一场苏联侵华战争制止住了，
那是因为没有人会重犯30年代日本人致命的战略错误。谈到两个超
级大国时，周说它们之间的“争夺是绝对的、长期的；勾结是相对
的、暂时的”。因此，任何反对中国的活动都是为了牵制对手，而
不是为了征服中国，因为“它们争夺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周还强
调说，第三世界的“觉醒和壮大”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件大事”，
因此中国主张建立“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统一
战线。
周尽力将中国与争权夺利的大国分开，以便有效地避免对中国
的压力和威胁。在美国与其对手苏联的竞争中，中国不想被美国利
用——正如毛早先所说的那样，“站在中国肩膀上与莫斯科打交道”。
①同时，周抨击了认为超级大国的紧张关系已趋于缓和的观点，认为
苏美之间的斗争是长期持久的——这反映了两国的“争霸野心”；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总有一天会导致世界大战”。
中国不在此列，因为中国在本质上不是帝国主义的，而且也不是“超
级大国争夺的焦点”，中国将站在一切受压迫的国家一边，置身于
超级大国竞争之外。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这种说法都有其现实
意义。通过不参与（至少是口头上的）超级大国间的争斗，周尽量
不引起左派的批评。左派认为，积极的外交政策会破坏中国的意识
形态准则。
“四人帮”对周与邓的怀疑与仇视越来越重，但是，他们只能
暗地里攻击中美关系的改善。由于毛个人对中美和解的赞同和林彪
不光彩的死亡（更不用说中国在与西方的关系中获得的战略利益
了），使这些激进派很难对中美关系进行正面攻击。然而，周与邓
都极易受到间接的批评。与西方不断加紧的接触使中国卷入了“大
国政治”的漩涡，从而危及了中国对第三世界的立场，破坏了中国
在国家发展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相信了美国在遵守《上海公报》中
确定的一个中国的原则的忠诚和友善。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江青和
她的同伙支持仇视外国人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就潜伏在中国的国内
政治之中。
中美关系的停滞不前并没有妨碍邓小平采取与西方和解的主要
行动。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只是他猛烈地抨击了美国对苏联的政
策。这种批评显示了他的勇气。在与美国公开或私下解决棘手问题
时，邓小平从来没有被指责为“对美国软弱”过，他的国内政策含
有希望西方广泛参与中国现代化的成分；这使他的政治对手得以攻
击他为了迅速发展经济而出卖国家的独立与主权。然而，指责美国
软弱与姑息退让的是邓而不是激进派。苏联断言：国际安全的需要
使中国必须尽快发展经济与技术；邓认为，中国要摆脱衰弱和落后
必须不断把苏联的这一说法放在心上。
由于没有受中美间政治问题的干扰，中美两国的贸易在70年代
初发展很快（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农业歉收）。70年代中期，中国粮
食进口数量减少；这使美国向中国出口的粮食数量骤减；与此同时
工业品的贸易额仍很低。虽然华盛顿在向北京转让西方先进技术方
面迈出了第一步，但是，日本仍是中国工业设备和整座工厂的主要
供应者。迅速增长的石油生产使中国石油出口日本的数量上升，偿
还了这些设备所欠下的债务。但是，这些却使邓小平遭到了左派的
攻击。
尽管有些严厉的批评；但邓仍然继续挑美国外交政策的毛病。
毛使邓接受了他的政治开放方针；他曾直率地对基辛格说：“他认
为美国未能有效地制止住苏联的扩张主义政策。”①这位主席晚年的
思想一直很矛盾；他想反苏，而不愿付出意识形态上的代价。1975
年1月，毛没有参加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周则是最后一次公
开露面；他在会上提出了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各种措施。同时，毛却
私下会见了保守的巴伐利亚领导人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此
人以反苏而闻名。毛在这两方面的表现明显地表明了他的矛盾行为。
毛认为，苏联的扩张与国内修正主义是两个同等重要的问题，没有
必要区分孰轻孰重。
无论是北京还是华盛顿都没有必要的办法和领导能力去巩固、
完善两国的关系。邓指责基辛格和其他美国官员对苏联的不断挑衅
所表现出的软弱，以及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所表现的无能。但
是，他避免提及他自己的不利境况。70年代中期，派系斗争剧烈，
邓没有赢得谈判突破的政治自由。毛极为衰弱、变化无常；周自我
引退，实际上没有参与任何活动，而邓则在全力对付着他的政敌。
由于与美国的关系毫无进展，中国人便无意看好美国的力量了。
1973年石油危机后尼克松总统在政治上的失势；苏联在第三世界发
展了势力；西贡政府的垮台：所有这些使中国人认为美国并非是坚
强、可靠的伙伴。特别是在1975年4月南越政府倒台后，这种倾向
更加明显了。虽然中国领导人一直在期待这一结局，但这件事使他
们更加相信美国是消极被动的，它在战略上是软弱无力的。也就是
说，与美国发展亲密关系对北京来说虽然是重要的，但其价值已大
大降低了。
1976年1月周逝世、4月邓第二次下台后，中美关系突破的前
景黯淡无光了。为了获得本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福特总统不愿意
为同中国和苏联建立密切关系而冒犯、疏远保守势力。任何进一步
削弱美国与台湾关系的行动都会严重损害福特与共和党右翼的关
系。为此，福特总统选择了不改变政策的方针。这种方针却遭到了
北京重新得势的左派的攻击。7月，副总理张春桥在会见来访的美国
参议院代表团时，全然不顾周和邓先前实施的外交政策，尖刻地指
责了美国对台的政策，甚至警告说中国很可能对台北动武。当两种
政治制度均面临继承人问题时，张春桥的讲话明显地反映了中美关
系的滑坡，同时也反映了政治的不稳定性。
1976年9月9日毛的逝世和10月份“四人帮”的被捕并没有立
即改变上述形势。新近出人意料地上升到党和国家高级职位的华国
锋同时担任了中共党的主席和总理；但他缺乏决定外交政策的威望、
经验和政治权力。这一年中国的政治变化太大了，不可能采取大胆
的战略行动。华当政期间，各派都在起作用；而在排除“四人帮”
的斗争中起重要作用的可能是包括叶剑英在内的高级军事领导人。
这一时期的工作重点在国内而不是国外；而中国刚刚从几个月前的
政治与天灾中恢复过来。推动中美和解的政治与安全形势并没有多
大的变化，但新上台的领导难以作出决断。毛死后苏联断然拒绝中
苏关系正常化的建议；这也表明了当时的形势：世界秩序静止不变。
1976年 11月，北京全然不了解的一位民主党人当选为总统；
这又引起了新的不稳定。虽然70年代中期中国与尼克松、福特政府
的关系愈来愈坏，但中国高级领导层对美国官员（特别是对基辛格）
是非常熟悉的。水门事件已使中国人开始研究美国的宪法程序；总
统选举也已使他们对选举进程的千变万化有了认识。由于两种制度
和解的缔造者们都已退出了舞台，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不稳定、需
要重新调整的时期。
② 有关后一个问题的证据含糊不清。据一位参加了与中国人的讨论的美国人说，邓对基辛
格说 “美国欠中国一笔债”，因为尼克松在1972年时曾承诺在他第二届总统任期期满之前
完成中 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所罗门：《中国人的政治谈判行为》，第11页。
① 亨利基辛格：《动乱年代》，第44—71页。
② 1975年7月10日《纽约时报》。
③ 所罗门：《中国人的政治谈判行为》，第 7页。一位奉命为周写传记的中国人断言，在
尼克松 访华期间，周的癌症就已十分严重了。作者们进一步声称，1966年以后，周就一
直因心脏 不好而被困扰。方钜成和姜桂侬：《周恩来传略》，第115—116页。
①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67、69页。
② 同上，第692页。
③ 同上，第697页。
④ 同上，第68、694页。
①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52页。
①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47—70页。
② 同上，第56、67页。
① 马奎斯蔡尔兹：“同周恩来谈话”，载《华盛顿邮报》，1973年5月26日
② 本章节周的评论出自其“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73年8月24
日），《北京周报》1973年9月7日，第 22页。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 763页。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060页。基辛格并未注明毛的那次谈话是在哪一天，但却暗
示是 在1975年底他几次会见这位主席中的一次。
通往正常化之路（1977—1979年）
新总统的当选既给北京带来了忧虑，也带来了希望。一方面，
吉米卡特总统不必背上最终困扰着尼克松和福特的国内政治负担；
另一方面，这位新总统对中国人还是一个未知数，因而，北京不得
不与基本上不相识的美国高级官员开展培养个人关系的艰苦工作。
与此同时，1976年是中国一个不寻常的年份，周恩来、朱德、毛泽
东相继去世；邓小平第二次下台；华国锋出人意料地出任总理和党
的主席；唐山大地震；“四人帮”的垮台，等等，反映了中国政治
与人事的巨大变化。中国需要喘息的时间。
不过，到这年夏末，万斯国务卿访问北京时，中国的政局已开
始趋于稳定。1977年8月，虽然名义上由华国锋主持了党的代表大
会，但是，邓小平的复出更引人注意，邓是在刚刚举行的十届三中
会全上恢复职务的。华为中美关系加了温，他强调，美国对中国现
存的军事威胁的消除如何使情况变得有利起来，华还引用列宁的话
提醒他的同事：“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利用敌人之间的
一切‘裂痕’，……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
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
有条件的。”①
如果北京领导人曾希望卡特政府迅速行动，那么，他们的期望
很快成为泡影。尽管与中国改善关系是优先考虑的重要政策。但是，
在新总统上任伊始的议事日程中，其他问题更为重要。一位参加过
这一时期有关中国问题政策制定的政府官员说：1977年，卡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