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量，与文革受益者们对抗。8月，随着毛的生命日近尾声，他们自1967年以
来一直苦心经营的上海民兵开始进入戒备状态。④
将军们也开始动起来了。王震将军劝说身为政治局成员的老帅叶剑英与“四
人帮”作斗争。叶的老友聂荣臻元帅和杨成武将军也经常与他联系。叶还与其他
政治局成员，包括华国锋及其他遭“四人帮”冷遇的文革受益者们一起磋商。叶
又到了他的故乡——广东，在这里他与邓小平会了面，发现邓也作好了战斗准备：
我们要么任人宰割，让党和国家蜕化变质，眼看着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先烈用热血换来的江山被
这四个人毁灭，甘心历史倒退一百年，要么我们就与他们斗争到底，只要一息尚存。如果我们赢了，一切
都迎刃而解；如果我们输了，只要活着，我们就上山打游击，或者我们也可以到国外找一块庇护地，以待
时机。目前，我们可以用来与他们作斗争的力量至少有广州军区、福州军区、南京军区。如果再拖下去，
连这一点本钱我们也会输掉。①
但是叶还要等一等。他对王震说，毛没死就采取行动不恰当，②他以“投鼠
忌器”③这一成语来解释为什么要再拖一段时间，意即他不愿毛还在世时，就把
他的妻子当作反革命抓起来，这样会使毛受辱。毛于9月9日午夜过后10分钟
去世，叶剑英准备行动了。④
逮捕“四人帮”
“四人帮”战略上的错误在于他们未能与文革受益者们建立共同的奋斗目
标；战术上的错误在于他们在毛死后全都留在北京。林彪曾有过在广东另建一个
中央的计划，邓小平下台后躲到盟友的控制区里，实际上，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
都为他们提供了这一教训：面对强于自己的对手时，应另找一个安全据点。他们
没有吸取这一教训。
江青及其同党过于得意忘形了。由于毛的支持，他们扶摇直上，很快地、轻
而易举地攫取了大权；在毛的默许下，他们目空一切，大发淫威。他们每个人都
滥用特权——中共曾发动一场革命来消灭的东西。但是，正如米洛万吉拉斯所
说，特权是官僚独裁制度的派生物，不可避免。①在一个世纪以前，这些人就可
能是宫廷里的一个阴谋集团，利用与皇上的亲密关系，高高在上，却不知圈外的
权力现实。
与宫廷阴谋集团不同的是，“四人帮”在上海有相当大的权力基础，他们本
可到上海暂时退避一段时间的。然而相反，他们显然以为与毛关系密切，是政治
局常委，又控制了新闻媒介，这些加在一起足可以使他们具备夺取首都的权力的
条件。因此，他们倾全力于夺权目标上。毛刚死，江青在黎明前召开的政治局会
议上对毛的丧事安排并不关心，而急于马上将邓小平开除出党。②
“四人帮”的行动计划似乎是三管齐下：坚持他们继承毛思想的权利；控制
党中央；准备武装对抗。在姚文元的指挥下，各主要新闻机构很快就大肆宣扬据
说是毛的临终嘱咐的重要意义：“按既定方针办”。如果不这样做，就是“背叛
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③显
然，他们的目标就是阻止任何逆转反邓运动方向、或（这更可怕了）否定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的努力。
通过新闻界，“四人帮”制造了对他们有利的政治气氛，这可以动摇下层干
部对首都力量平衡的判断，④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已真正接管了权力。毛死后不久，
“四人帮”就想方设法维持他们对省级机构的控制。王洪文在中南海设立了自己
的值班室，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给各省委下达指示，要求凡有重大问题都要与他
商量。①9月12日起，“四人帮”组织人马发表文章，向政治局施加压力，要求
任命江青为毛的接班人。②在毛的追悼会上，拍下了许多别有用心的照片并公开
发行，使人们以为江青就是毛的接班人。③
“四人帮”篡权的步伐更紧了。9月19日，江青要求政治局常委——华国
锋、王洪文、叶剑英和张春桥——召开紧急会议，她和毛远新要参加，但不让叶
剑英参加。会上，江提议授权毛远新整理他伯父的各种文件，目的是要找或者至
少要“发现”毛的最后遗嘱，以利于江青夺权。最后通过表决决定由中央办公厅
封存毛的所有文件。④
9月29日，政治局再次开会，江青和张春桥企图强行讨论江青今后的作用
问题，他们拒绝了叶剑英和李先念的意见（即毛远新应当返回辽宁的本职岗位），
提出反建议——授权毛远新为下一次中央全会准备政治工作报告。⑤然而“四人
帮”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所以毛远新只好返回辽宁，领导权的问题暂被搁置了。
⑥
“四人帮”的第三项措施是准备武力对抗。上海民兵（约10万之众）都发
放了武器，并接到了准备战斗的命令。与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也建立了秘密联系。
王洪文及其同党在与下属们的谈话中都充满了火药味。①
10月2日，毛远新引起一阵恐慌。他命令＇（沈阳部队）——译者＇一个装
甲师开往北京；沈阳军区司令部打电话向叶剑英报告，叶立即命令该师停止前进，
返回原地。②尽管文化大革命变化万端，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军事指挥系统
的忠诚丝毫未变，“四人帮”及其追随者根本打不进去。
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历史学家们对“四人帮”搞军事政变也许有些夸大其辞。
无论怎样异想天开，他们也应该想到以上海的民兵是无法与占绝对优势的人民解
放军相抗衡的。上海可能成为他们最后的堡垒，但绝对成不了延安式的走向胜利
的跳板。实际上，江青及其同党们一直呆在北京，这就给人们一个印象：他们是
在自欺欺人，以为即使毛死后，政治也不会有反常现象，斗争仍将按文化大革命
制订的规则继续进行下去，他们就是靠文化大革命规则爬到顶峰的。但是，他们
的庇护者死了，而与他们作斗争的是一批为建立新中国身经百战的老战士——这
些人革命时就没有尊重过任何规则，需要时能迅速无情地采取行动。
或迟或早，这样的行动都将发生，原因就如邓小平在他南方藏身之地所说的。
叶剑英明显地感觉到，由于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职
务，他必须担当一关键角色。叶发现华有些犹豫不决，华原打算通过召开中央全
会来解决与“四人帮”的争端，但是看到9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对抗，
又得到叶的承诺——如果他勇敢地站出来斗争，叶和其他老同志将支持他——之
后，华认识到，通过正常程序来解决问题已不合时宜。③
紧随着江青与王洪文的挑衅性的讲话之后，《光明日报》10月4日发表了
一篇意识形态上要坚决斗争到底的文章，根据一种说法，正是这篇文章最终导致
了对“四人帮”采取行动。①由于“四人帮”要其追随者们 10月 9日听好消
息，人们普遍担心他们正在策划某种行动。颇为吃惊的叶剑英急忙隐蔽了起来。
10月5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在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所在地西山召开了
政治局会议（未叫“四人帮”参加）。会上一致同意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
姚文元、毛远新及其主要支持者抓起来。汪东兴和人民解放军8341部队负责具
体执行。10月6日逮捕了“四人帮”，当江青在住处被捕时，她身边的服务员
朝她吐口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②
① 关于毛泽东和邓小平接班人问题的比较充分的讨论，参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北京的交接班”，《纽
约书评》第35卷第2期（1988年2月18日），第21—22页。
①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4页。毛在最后一刻决定参加1972年1月10日陈毅的追悼会，并
在追悼会上对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说，陈毅一直支持他，而林彪却反对他。有关的描写，请参见张玉凤写
的11篇文章：“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载1988年12月26日至1989年1月6的《光明日报》。这是
毛泽东最后一次参加此类活动。
② 参见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528—530页；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4页。有
关邓小平居留江西期间更详细的描述，参见裘之倬：。“邓小平在1969—1972年”，载《新华文摘》1988年
第4期，第133—155页。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的信的复印件现藏在哈佛费正清中心图书馆。在这封信
中，他表达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指出，没有这个“无比巨大的照妖镜”，就无法使林彪和陈伯达这
样的人暴露原形，由迈克尔舍恩哈尔斯推荐给我的这封信，是吹捧和自谦的结合，也反映对林、陈事件
的个人看法。
① 有关纪在清洗林彪余党过程中的作用，参见1998年6月18日《华侨日报》。有关纪在毛的 庇护下逐
渐上升的描写，参见王灵书：“纪登奎谈毛泽东”，载《瞭望》（海外版），1989年 2月第6—13页。
② 有关在5月发现癌症的描述，参见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494页。《不尽的 思念》，第
583页，提供了早期癌症的有关信息，描述了毛命令成立一个专家小组，专门负 责周的治疗。《周总理生
平大事记》第494页，却仅仅提供了发现癌症的年份。
① 有关王洪文的生平，参见丁望：《王洪文张春桥评传》，第49—134页。也可参见高和严： 《“文化大
革命”十年史》，第442—448页。尼尔亨特：《上海日记：文化大革命目击记》 和安德鲁G。沃尔特：
《张春桥和上海“一月风暴”》，描述了王洪文崛起时期的有关事件， 但对王本人描述较少。
② 据在场的作者所见，在北京王洪文与要人们如年老的和身体健康的周恩来、李先念、外交部 长姬鹏飞
等一起握手时，官方并未能说明王洪文担负什么职务。有趣的是，在为西哈努克亲 王举行的一次宴会的同
样使人惊奇的场合（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也是初次露面，回 到公开的生活中，见约翰加德纳《中
国政治和对毛的继承》，第62页。
③ 参见丁望：《华主席：中国共产党人的领袖》，第77—80页。
④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8页。
⑤ 中国人对王洪文直线上升的惊愕，不禁使人想起，当1988年美国总统竞选中，副总统布什 挑选41岁
的普通参议员丹奎尔做自己的副总统候选人时美国政治家和报刊舆论所表现 的难以置信。而且，丹奎
尔一旦当选副总统，并不像王洪文那样仅仅拥有潜在的权力。
①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6页；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 本》第414
—416页；这些年钢产量数字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233页载， 1969年是1330万吨，
1970年是1770万吨，1971年是2130万吨，1972年是2330万吨，1973 年是2520万吨，在这几年（包括
林彪的垮台）比以前大幅度增长。又见阎方鸣和王亚平： 《70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建设的冒进与调整》（1985）
第55—60页；对于1967—1968年后文 化大革命对工业的轻微影响的分析，见本书第6章。
② 1981年决议《注释本》，第416页。
① 参见戴维茨威格：《中国农业的激进主义（1968—1981）》，第57—60页和第5章；还可参 见他的“政
策执行策略：中国农村的政策‘风’和大队核算（1966—1978）”一文，载《世 界政治》 1985年1月，
第37卷第2期，第267—293页。
② 戴维茨威格：《中国农业的激进主义》，第57—60页和第6章。
③ 1969—1973年粮食产量统计数字：1969—210。9万吨；1970—239。9万吨；1971—250。1 万吨；1972—240。4
万吨；1973—264。9万吨。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83），第158页。
④ 1972年是周恩来年这一估价，出自拉斯兹洛莱德尼：《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1921－ 1985）：自
画像》，第355—356页。该书讨论了本章涉及的有关问题。周试图利用这个机会， 彻底驳斥他在1932年
曾经叛党的说法，这种说法看来是在康生和江青唆使下精心罗织的。 虽然他四处散发毛对他表示信任的简
短讲话，几乎直到他逝世为止，“四人帮”仍继续利用 这项罪名攻击他。参见《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
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文件》，《党史 研究》1980年第1期第8页；伍豪是周恩来当时的化名。参见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 年》，第626—627页，该书讨论了周培源论教育改革的文章；默尔戈德曼：
《中国的知识 分子：建议和异议》，第162—166页，讨论恢复科学研究的尝试。有关周无力控制《人民日
报》的情况，参见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第203—204页。
⑤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5—626页。
① 有关这项在政治上必要、在理论上却站不住脚的重新评价，参见王若水的10篇系列文章： “从批‘左’
倒向反右的一次个人经历”，载《华侨日报》1989年3月12日—21日。
②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8页。
③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42页。周恩来在报告中实际上使用了同样的 语言；
同上，第9—10页。
④ 同上，第45页。
⑤ 威廉A。约瑟夫认为，周的报告中含有微妙的暗示，林彪实际上是极左而非极右；参见他 的《评1958
—1981年中国的极左思潮》第138—139页。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可以设想，周 在王和张向他呈送报告草
案之后，他曾修改过。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47、48、50、52、55页。
② “林彪与孔孟之道”，参见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