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后果是，60年代后期的事件在中国的年轻人中产生了严
重的信任危机。由于400多万高中和大学学生——他们中有许多人
原是红卫兵——在1968和1969年被重新安置到农村，正常形式的
学校教育中止了，这意味着他们的前途发生急剧而常常是破坏性的
变化。尽管到70年代末，几乎所有人都回到他们的家中，但是，大
多数人无法完成教育这一事实意味着他们的职业道路和生活机遇变
得更糟了。如此灾难深重的事件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发动的，这
个事实损害了他们对意识形态的信仰；文化大革命削弱了他们对现
存政治制度的信心，而党对此又无能为力。
幻想破灭的过程在不同的时间里发生在不同的青年身上。对有
些人来说，转折点是“一月风暴”后限制和解散红卫兵，这是一个
明显的信号，那些一度被告知自己是领导这场运动的人，现在成了
这场运动的替罪羊。对其他人来说，关键事件是在 1966—1967年
“大串联”期间或在随后几个月的上山下乡期间对中国农村贫穷的
发现。有一名原红卫兵经历过这些后觉醒，1967年他逃到香港后，
在与美国学者的交谈中，发泄他的愤怒和失望，他是代表整整一代
人说下述这番话的。
我无法描述对（1967年） 3月以来事态发展方向的愤怒。那些兔崽子们（解放军及
他所在中学里的军训排）把我们全都仍出窗外……在进行一场真正的革命时，我们确实成
功地夺取了权力。现在，这些杂种们把权力全部抛弃了。
＇我在农村的生活时期＇是另一次扩大眼界的经历。＇农民们＇无休止地抱怨他们的艰苦
生活。他们说，即使在好年成也只有极少的粮食可吃……他们感到，甚至在国民党统治下
的时代也比这好些，那时人们能劳动，节省些钱，用于投资，并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
也喜欢刘少奇胜过喜欢毛，因为他们把刘少奇和小块私有地联系在一起，小块私有地给了
他们节俭的机会，并走上成功发迹的阶梯……我以为只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和反革命分
子才会有这种想法。但我恰恰是从一位革命的贫苦农民口中听到这些话的，他为党工作了
20多年。……在短短的10天中，我的世界观受到农民生活和态度的现实的挑战。①
人与人之间幻想破灭的后果也不相同。对一些年轻人来说，他
们是中国所谓“失落的一代”，其后果是政治上的愤世嫉俗、工作
中的消极被动和缺乏创造性以及不断增加的物质主义和对财富的渴
望。人们普遍认为，70年代后期犯罪和反社会活动的增多要归因于
年轻人中间的这种信任危机以及与之相结合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法制
的松弛。对其他人，尤其是那些1966年前受过一些大学教育的人来
说，在农村的时光提供了读书、思考和讨论国家前途的机会。以后，
这些原红卫兵中有许多人构成一群较年青的知识分子，在70年代后
期和80年代初期，他们帮助制订毛泽东以后时代经济改革的总体纲
领和具体政策。
到了80年代后期，事实看来是（说来矛盾），文化大革命的混
乱却是毛泽东以后时代改革的一个重要条件。事实是，在文化大革
命期间那么多老干部遭受如此沉重的折磨而仍然活下来，一旦这场
运动结束，这有助于形成进行经济和政治解放的领导阶层。红卫兵
运动期间成千上万知识青年和知识分子幻想的破灭，促进许多激进
的主张日后转变成具体的改革。而以防止修正主义名义发动的文化
大革命使中国共产党遭到严重破坏，党想抵制政治和经济秩序的重
建也力不从心了。这种秩序远比毛在苏联看到的、他本人坚决反对
的那种秩序更甚。总之，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以后时期的
改革不可能走得这么远或进行得这么快。
但是，文化大革命的长远影响仍不明确。我们还不清楚文化大
革命是否作为防止将来发生类似事件的先例抑或对这类事件的免
疫。当然，从80年代的获益来看，当然文化大革命所灌输的影响似
乎比较大。红卫兵造成的损失（没有任何可弥补此损失的成就）警
告人们不能很快再发动类似“开门”整风的事件。然而，随着时间
的推移，记忆有可能变得模糊，回顾文化大革命时会觉得它比现在
更崇高和更受人尊敬。如果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仍可能作为中国
另一场政治权力斗争的范例，或者通过发动群众清除国家的不平等、
腐败和精英统治的另一个尝试。问题是毛泽东以后的改革是否能充
分使政治制度化、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文化现代化，如果能做到
这一点，即使文化大革命灌输的影响逐渐减弱后，文化大革命也没
有什么吸引力。
① 这些引言源自林彪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北京周报》，第12卷第18期
（1969 年4月30日）第21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 51—52页。
① 《北京周报》，1979年10月5日，第15、18、19页。
②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1年7
月1 日，第14页。
③ 这些引言源自哈里哈丁：“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载《威尔逊季刊》，第4卷第4页
（1980 年秋季号），第132—141页。
④ 这些引言源自哈里哈丁：“来自中国的蔑视：中国研究的新趋势”，《亚洲概览》，第
22卷 第10期（1982年10月），第934—958页。
① 邵华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间题”，见全国党史资料工作会议和纪念中国共产
党60 周年学术讨论会秘书处编：《党史会议报告集》，第353页。
② 邵华泽，前引文，第356页。
① 毛的话引自斯诺：《漫长的革命》，第221—222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修订版），第370页。
③ 斯诺：《漫长的革命》，第223页。
① 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中国的领导人、合法性和冲突：从有超凡魅力的毛到继承政
治》，第3章。
② 梁恒、朱迪思夏皮罗：《文革之子》，第47页。
① 《人民日报》，1984年8月29日，见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4年8月31日，
第 1—4页。
① 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见《邓小平文选》第 329—330页。
② 利伯撒尔：《研究指南》，第243、249页。
③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的《学习历史决议专辑》，第
159— 160页；邵华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问题”，第378页。
① 邓力群：“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问题和回答”。
① 尤其见于1967年6月6日指示，禁止“打、砸、抢、抄、抓”，见《中国共产党无产阶
级文 化大革命文件集》第463—464页。近来中国的解释把这个指示归功于毛本人，见金
春明：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第164页。
② 威特克：《江青同志》，第363页。
① 理查德鲍姆：“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剖析一种有限的造反”，见鲁宾逊：《文化大革命》，
第 367—476页。
② 1980年6月21日，见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0年6月23日，西方有些解
释错 误地把这些1亿受害者的责任只归于文化大革命；见《华盛顿邮报》，1980年6月8
日。
① 关于工农业产量的统计数字引自（小）阿瑟G。阿什布鲁克：“中国：经济现代化和长
期 成绩”，见（第97届）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四个现代化下的中国》第1卷，第
104 页。关于国家收、支出和投资的统计数据来自1984年3月19日《北京周报》，第27
—28页。
② 罗伯特迈克尔菲尔德、凯思林M。麦克格林、威廉B。阿布尼特“中国的政治斗争
与工业增长（1965—1977）”，见（第95届）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毛以后的中国经 济》
第1卷，第239—283页。
③ 关于文化大革命对教育制度的影响的讨论，引自玛丽安巴斯蒂：“文化大革命期间的
经济 困难和教育改革中的政治理想”，载《中国季刊》第42期（1970年4—6月），第16
—45页。
① 《一场大审判》第182、183页。
① 关于清洗率，见贝内特：《中共第八、九和第十届党代表大会、党章和中央委员会》；唐
纳德 W。克莱因、洛伊斯B。黑格：“第九届中央委员会”，载《中国季刊》第45期（1971
年 1—3月），第37—56页；斯卡拉皮诺：“中共领导层的变化”；泰维斯：《中国的省级领
导 层》。
② 理查德K。迪奥：“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经济界杰出人物的影响”，载《中国季刊》第42
期 （1970年4—6月），第65—87页。
① 戴维邦纳维亚的《北京裁决：审判“四人帮”》一书中此类材料随处可见。
② 《一场大审判》，第21页。
③ 福克斯巴特菲尔德：《中国：在苦海中生存》，第348页。
① 贝内特、蒙塔珀图：《红卫兵》，第214—217页、222—224页。
第三章 中苏对抗：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的战争与外交
在文化大革命的“活跃期”（直到1969年），中国由于被内部
动乱耗尽了国力，在外交政策方面有意采取了低姿态。文化大革命
的外交政策是尽可能减少外事。中国故意在外交上孤立自己，把外
国人挡在国门之外，降低与其它国家贸易往来的规模，避开一切国
际性组织，用毛主义的华丽词藻代替切合实际的政策手段。一时之
间，中国不再是全球政治甚至不是亚洲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一员了。
然而，对这一简短时期的研究，可以清楚说明中国外交政策的
几个事实真相。其中之一是，中国的内部发展与国际环境的互相依
赖和互相渗透。①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人几乎把全部注意力都
集中在内部事务上，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也有部分国际因素，它的
发起时间因中国之外的事态发展而被推迟，其影响不但被中国的邻
国直接感受到了，而且被离北京非常遥远的国家和外交部门强烈地
感受到了，它的方向因1969年及1969年以后的战争威胁而突然发
生了转变。
另一个事实是，中国的内政和国际活动深受美苏两国的政策和
行动的影响。美国对越南的干涉，在1965年曾引起中国领导层战略
性的争论。这场争论促使领导层分裂成支持和反对文化大革命路线
的两派；1968年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干涉引起了中国领导人对苏
联沿中国边界集结军事力量的恐慌，并促成了次年初中国军队乘苏
联人不备对珍宝岛的袭击。俄国人出人意料的强烈反应导致了文化
大革命“活跃期”的结束。
第三个事实是，文化大革命影响了中国高级官员的命运。他们
中的许多人自愿或被迫地对外交政策问题发表意见，仅仅是为了有
效地参加各派之间紧张激烈的斗争——这是整个60年代中国政治的
特点。因此，一旦清洗阶段来临，他们就使自己易受毛主义者和红
卫兵的攻击。
同样重要的一点是，文化大革命外交政策和中国领导人在外交
方面面临的困境，从反面对随后十多年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更为
重大影响。不但北京向世界的全面开放——除外交外，还有经济和
体制方面——是从文化大革命的极端政策中向后退的结果，而且中
国与美国的和解（这是7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也是文化大革
命中的一系列决策所促成的。因此，尽管这个时期对过去和未来外
交政策的连续性而言是个例外，但对随后发生的事情来说，它又是
一个新的起点。①
最后一点，我们对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现可重新做
出评价。研究表明，北京的外交政策比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的要更积
极，参与得更多。中国不但在中苏边界采取了许多行动（这些行动
是在中国首都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决定的），并一直与美国保持接触
（讨论越南和大三角战略政治等问题），而且还继续进行着进出口
贸易、对外援助及接待高层次来访者的工作，虽然其规模已大为减
小。中国自我孤立的时期很短。此外，还有文化大革命时期暴力活
动和狂热的思想意识向外蔓延，对世界的影响。香港爆发大规模骚
乱，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缅甸和柬埔寨在红卫兵于两国首都引发
暴力活动后改变了对华政策。对苏联驻北京使馆的围攻，直接针对
撤离使馆的俄国外交人员家属的民众暴力活动，以及中国红卫兵在
莫斯科和其他地方反对苏联的滑稽举动，都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强
烈反感。苏联虽然暂时保持了克制态度，但从1969年以后，这些事
件造成了其在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激烈反应——使此类事件“不再重
演”。
不过，总的说来，文化大革命“活跃期”的外交政策似乎并不
像开始时表现得那样异常。事实上，它与1965年以前及1969年以
后北京奉行的外交政策总体上是一致的，是由同样复杂的各种决定
性因素造成的。其基本准则和“能动变量”是相同的。本章认为，
虽然在国际社会中几乎消失，但实际上中国对其国内和国际的双重
压力仍一一作出反应。
就国内而言，这些压力有三种形式：①政治、人的个性及二者背
后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中国古往今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中国共产
党在1949年以前的形成和发展时期的“教训”；以及意识形态（包
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中国人的世界观）的影响。
国际压力也有三种形式：美国和苏联——唯有这两个国家对北
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的政策；全球国际体系（政治、经济和安
全）的总格局、亚洲地区体系的状况及二者各自正在使用的“控制
规则”；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