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②
虽然毛断定，进入城市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但他对现代化及其
经济发展重要性的态度却是非常模棱两可的。
即使文化大革命既没有反映城市工人阶级的作用或也没有反映
城市工人阶级的理想，仍然在唯一一种意义上称之为“无产阶级”
的，是它遵循了毛所定义的“无产阶级”思想。我们已提到过毛在
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用以观察阶级的三重构架。在文化大革命期
间，虽然客观的阶级出身从未被人们看作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但作
为衡量阶级属性的主耍标准的主观因素一般来说具有高度的、决定
性的意义。
列宁曾按照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语气写道，区分阶级的根本标准
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1966年11月，毛
的歪才子康生说，列宁的阶级定义已经证明是不充分的，因为阶级
差别也属于政治和思想范畴。1970年康生更加明确地指出：“资产
阶级存在的最明显的特征是经济上的剥削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
尽管各阶级之间仍有经济矛盾，但阶级的存在则只是反映在它的思
想上和政治上。”①
在这一时期的中国，这个意义上的阶级究竟在哪里和以什么方
式“表明其自身存在”？我们暂时撇开这个问题不谈。显然，以思
想标准划分阶级，实际上是把毛在1966年发动的这场运动的“无产
阶级”性质问题引入了文化领域。换言之，这场“革命”只有在它
也是文化的情况下，才是无产阶级的。
一些天真的观察家当时宣传了这样一种观点，即1966年的事件
与“五四”运动一样，在同等意义上构成了一场“文化革命”，并
且真正继承了“五四”运动的传统，这实在是荒谬的。而用毛逝世
后中国流传的一个充满苦涩的笑话：“文化革命”是革文化的命，
以此来描述这场动乱倒是比较恰当的。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这场动乱的发生的确是出于毛对某种文化现象的反应，它始终以强
调文化和心理改造为标志。
可以举出几个表明这种倾向的例子，这些都能明确地反映毛的
长期信念。如通过灌输或思想改造来改变人们的态度，就能改变他
们的客观属性，强调“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伟大革命”。也就是说，
文化大革命是要构成一个造成一种新的政治实体主观改造过程。还
有概括了这些思想和政治全部内容的“斗私、批修”这个口号，其
含义是，即使在那些老革命家和无产阶级战士的思想中（也许毛本
人不属此列），也可以发现“资产阶级”倾向。
最后，无论这场斗争的后果多么激烈，也无论它释放出的狂热
有多么疯狂，这样一些事情能被称之为革命吗？从广义上讲，“革
命”这个词有两种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含义。或者是指不同的阶级、
社会集团或政治派别夺取政权；或者是指运用已经获得的权力去改
造社会。理论上说，按照毛的观点，中国自1949年特别是1955年
以后，已经完成了第二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我曾经指
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经济内容在他最后十年的计划中却没
有得到广泛的表现。思想态度的转变当然是社会转变的一种形式。
但即使是这样，其最终所起的作用相对来说也是有限的。在毛的思
想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仍是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
在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统治了17年之久的国家里，这种事情
之所以可能发生，仅仅是由于把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走资
派”，即那些胆敢在物质刺激到文学和哲学问题上不同意毛泽东的
任何意见的人，重新定义为阶级敌人，并要从他们手中夺回权力。
所以，归根结底，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革命”是由于对其目标所作
出的思想和文化上的规定。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文化大革命以公开宣布赞成巴黎公社式的
群众民主开始，以赞美十恶不赦的中央集权的专制暴君秦始皇而告
终。在这10年中，人们看到林彪的沉浮和解放军影响的兴衰，也看
到支持“皇帝周围（或女皇周围）的法家领导集团”的党在沉浮和
失去她的部分光辉。①
林彪没落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他不愿意接受军队重新服从党的
领导这一事实，除此之外，其他方面的原因在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兴
趣。这一事件，尽管让人弄清了中国政治体制的职能，但它与我们
对毛泽东思想的分析几乎毫无关系。另一方面，“批林批孔运动”
不仅对汉学家是一个迷人的主题，而且在理论上也有重要的意义。
在这一点上，这场运动的一个重要方向是1973至1974年发展
起来的对秦始皇的狂热崇拜。“上海激进派”也在宣扬这样一种由
一个独裁者统治的中央集权的思想，这只是一种表面上的自相矛盾，
因为无政府状态和专制统治是国家的两种弊端，二者相互影响、相
互作用。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大跃进期间，毛毫无顾忌地颂扬秦始皇，
并将他看成一位先驱。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毛在当时和后来，对秦
帝国统一的历史意义持有与1973至1975年间的思想家们相同的看
法。那时，据说毛在前面引用过的1958年的演说中，详细阐明了“革
命暴力的进步作用，揭露了攻击秦始皇就是攻击革命暴力，攻击无
产阶级专政的反动实质”。①70年代中期的材料对此从未直接做过结
论，但它们所暗含的意义却很清楚，即就是像秦始皇这样的历史人
物，如有可能的话，应当被翻出来重新使用。林彪批评毛是个暴君。
与此相反，正直的人应当把秦始皇看作一位革命领袖，把秦的独裁
看作一种原始的无产阶级专政。
很明显，按照这一推论，随着秦王朝的建立，不仅仅要变革国
家组织，而且也应变革“生产方式”，即改变统治阶级。因此，从
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应是在公元前5世纪乃至公元前3世纪。
毛本人在早些时候（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第一版中）
曾认为这个转变是在公元前11世纪。可以设想，自1939年以来，
毛或许已经改变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无论如何，1972至1974年间
提出的这一观点是某些中国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持有的观点。然而，
即使在公元前3世纪末统治阶级发生了变化，即“新兴的地主阶级”
以法家思想为指导，自觉地改造中国社会，而在同样意义上，用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今天也在那样
做，但它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一观点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从
历史上看它是荒谬的，而认为毛一贯信奉这一观点也是没有根据的。
为这一系列论点所作的唯一辩解，似乎是为向其他人表明中国
早在其他国家之前就具有革命政权和革命思想。换言之，在提出秦
始皇的类比方面，姚文元和“四人帮”的其他理论家们实际上都是
林彪的信徒。他们把“阶级斗争”奉为一种像搞一连串的宫廷政变
那样的极端老式的中国政治观点。尽管毛对中国的文化遗产感到自
豪，但他的态度比较微妙，很少有狭隘的民族主义。
然而，正如我们所强调的，60年代中期，在当时产生的紧张冲
突中，相反的见解出现了全面的分离倾向，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
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这两种截然对立的倾向进一步发生
了分裂。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可以认为，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在毛思想
中的复活，尤其是由于受到一种类似道家根据潮水的涨落来理解对
立物之间关系的倾向的影响，毛的哲学观点此时发生了变化，他不
再把历史变革的方向纳入辩证法过程的结构中。但毛对革命前途的
悲观主义也是由于他担心中国和苏联会出现“复辟”而产生的。毛
因为实行了他本人和周恩来仅在一两年前制定的较为温和的路线，
他的头脑中再次想象出“修正主义”的幽灵。1973年，毛倡导了“批
林批孔”运动，周恩来成了运动的真正目标。正是这同一幽灵的作
用，又使他全心全意地支持由张春桥和姚文元在1975年春发起的“学
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运动。①
约瑟夫埃谢里克把列宁和毛作了区别。列宁“总是认为资本
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是‘小生产经济’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
而毛则认为复辟的主要危险是党和国家机构里出现一个新的阶级。②
这种方法使埃谢里克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在一个走修正主义和
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新的资产阶级可能成为
世袭的统治阶级。他提请人们注意毛在1960年读苏联教科书笔记中
有关批评干部子弟的缺点的那段引人注目的谈话：
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
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革命先烈，要完全靠自己。①
在回顾毛在60年代对斯诺和其他人就中国青年的缺点所作的评
论时，埃谢里克认为，在毛看来，这些干部的子女可能继承他们父
母的地位和特权，因而就会构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由于集团
本身的存在数代不变，它最终将使自己转变为一个阶级。②
这个论点存在的问题是，它没有对官僚阶层和社会上其他人之
间的关系作认真的分析，或者对称它为一个阶级这一论点提出任何
论据。我并不是说某个论点的形式宁愿不能以阶级的统治为中心，
也不能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中心；不能把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看作
本文所说的“新阶级”或“新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资本主义”
的形式。在过去的30年里，从德热拉斯到巴罗，许多人正是这样做
的。此外，根据一切可得知的事实，似乎表明毛本人在晚年也有这
个倾向。他不仅接受了康生的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表
现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而不是根据人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来划
分，但他实际上的确赞成在1975年和1976年间提出的观点，认为
在中国，应当主要地或果断地到党内去找资产阶级。此外，毛接受
了这个逻辑推论。这个推论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的，即这些“新
资产阶级分子”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国家机器的途径来剥
削工人和农民的。③
然而，即使我们断定毛在70年代初持有这一观点，但他也没有
提出系统的观点来论证它的正确性——的确，那时他也许不能这样
做。在我看来，写过有关这些问题的那些西方学者，也没有替他那
样做过。①
关于新旧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张春桥和姚文元根据毛的
说法，用相当篇幅论述领导干部中特权阶层的自私和腐朽行为时，
将这些“极端孤立的人”看作那些实际上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被
推翻的反动阶级”残余分子的工具。姚文元写道：
如果不限制“资产阶级权利”和物质刺激的作用，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
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
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至党内生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
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而当资产阶级
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
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
度。……②
这段分析同样没有解决问题，与新的官僚主义精英控制着生产
资料这一说法相比，它更难以符合实际。难道在革命后长达1/4世
纪之久的中国，1949年以前的资产阶级真的如此强大吗？首先，党
内的“新阶级分子”——他们醉心于现存秩序下他们手中掌握的权
力和利益，——怎么能心甘情愿地参与包括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内的
真正的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肯定会认识到，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他
们将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与往日的“真正”的资本家进行竞争，并
且很快就会失去他们的特权地位。在明确根据50年代末期以来毛本
人著作里出现的思想倾向而建立起来的社会里，这两种前景都提出
了“新阶级”的作用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毛主要关心的是，革命以后的中国，“资产阶
级”态度如贪恋金钱、享受和特权等等是否会复活的问题。在他看
来，物质报酬上的不平等会助长这种偏向——因而无论适当与否，
他支持1975年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运动。但归根结底，他更关
心的是改造“内心”或“灵魂”的斗争。毛之所以将他的注意力集
中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上，其部分原因是由于这种人享有更
多的、很可能腐化他们的特权，和更多的、会使他们去腐化其他人
的权势。
同时应当强调的是，毛认为腐化的根源不仅仅是指权力的报酬，
而且还有权力本身。1976年5月，人们引用了毛一生中发出的最后
几条指示之一。这条指示指出，革命将来还会发生，因为“小官、
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①没有什么办法能证实这
条语录的真实性，但听起来它却十分像是无拘无束的毛所说的。尽
管毛由于需要继续担任领导职务，致力于国家的强大，他显然对任
何人——除了他这个皇帝本人——被委以权力表示怀疑。
我已反复强调过，在毛的晚年，他的思想和行为中显著的极端
倾向，在相当程度上是从他关于保证完全彻底地、系统地实现马克
思主义的理想和原则，例如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缩小城乡差别和
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等一系列必要措施所作出的结论为基础
的。但是，这一源于西方的思想虽然被曲解，并被作为毛思想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保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