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更为极端的教育政策。他在1964年2月说，“书不能读得太多，
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也不能读得太多，读十几本就行。读多了会
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②
毛之所以向艺术、文学、哲学和教育所有这些不同的领域中间
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发动进攻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剥削群众的特权分
子（尽管他可以编造一个很好的例子，证明他们是剥削群众的），
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他斗争的乌托邦，没能全心全意地执行他的
指示。
1964年夏，毛尖刻地指责了全党在物质生活方面的腐败现象，
他说，“现在几包烟就能买一个支部书记，嫁个女儿就更不必说了。”
③
这里提到基层干部表明，在刘少奇制定“修改了的后十条”前
不久，毛并非完全不同意刘的观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针对基
层，也要针对较高的领导层。无论如何，毛更担心的是享有特权的
城市精英的态度和行为。1964年6月，在一次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
的谈话中，毛说道：
不要老是挣钱，挣来了钱，就乱花钱……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政策，必要时可以
收买，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收买？钱多了一定要腐化自己，腐化一家人和周围
的人……苏联的高薪阶层，先出在文艺界。①
正如我们在《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7章中所讨论的，毛泽东
与刘少奇的最后冲突是在1964年12月发生的。当时，毛对那些他
认为歪曲并篡改了他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原定战略的东西感到
不满，因而提出了新的二十三条指示。毛后来声称，刘拒绝接受这
一指示。在这段时期，他发表了大量关于“新资产阶级”的讲话，
这些讲话反映了这样一个观点：在新资产阶级中，权力而不是金钱
成为决定性因素。
也许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阶级成分与工资差别问题显然是毛特
别关心的问题，但即使在这时，他对此仍表现出一种宽松和幽默的
态度，而这在“四人帮”那些沉闷和狂热的理论家的文章中是很少
见的。毛说：“吃多和占多是件相当复杂的事。”“像我们这样的
大人物，有汽车，有带暖气的房子，有司机。我只挣430元，我雇
不起秘书，但我必须雇。”②
在理解这段话时，我们不能不参考毛在1964年早些时候所说的
这样一句话：“宣统的薪水一百多元太少了，人家是个皇帝。”③人
们有这样一种印象，对毛来说，除了“工人”、“贫农”、“革命
烈士后代”等等外，还有另一种成分，那就是统治者。至于那些与
他的地位，与这位以前的皇帝地位不同的人，是不能允许他们继续
迷恋其特权的。
因而，在1964年12月20日的一次讨论中，他再一次谴责了干
部中那些主要关心自己拿更大的工资额的“当权派”，并同意给其
中的“极端恶劣分子”戴上“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但他警告
不要过多地估计他们的人数。并且说，对他们不要提“阶层”，叫
分子或集团就行了——很明显，他们的人数还很少，不能构成一个
完全的阶级。①一星期以后，也就是1964年12月27日，毛宣称，
中国共产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和一个资本主义派。
这两派就这样体现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②
这些论述以及毛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当权派”的决心，当然直接导致了他与刘少奇及党内其他人
的冲突，并导致文化大革命。
① S。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419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91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415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01页。
① 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72页。在官方出版的文件中对这一点并未作出如
此的 强调，以致于外国同志更难了解中国革命。（参见《北京周报》1978年第27卷14期。）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40—141页。
② 同上，第126—127页。
① 《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第185、291页。对本章第一部分里所阐述的理由，
毛 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官方文本比红卫兵翻印本对苏联的批评更加坦率。这个文本已在
施拉 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中。
② 《历史的经验》，第18—19页。
③ 《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第304页。
① 同上，第341—342页。
② 《学习文选》，第197—198页。官方修定的版本的相应部分中甚至没有提及苏联（《毛
泽东 选集》第5卷第396—399页）——不必奇怪，因为这份文献首次公开发表是在1957
年6月， 那时任何这样的否定性注释都不会有问题。
① 《学习文选》，第194页。毛泽东关于非对抗性矛盾的思想与列宁、斯大林的比较，参
见施拉 姆：《有关中国“永远革命”理论文件集》，第32—38页。在1957年2月27日讲
话的官方 文件中，毛对他前辈的评价转而相反。他说，“这个规律，列宁讲得很清楚。”（《毛
泽东选 集》第5卷，第392—393页）
② 同上，第211—221页。
③ 同上，第212—213页。
④ 同上，第223—224页。（这个文集中收录的原文实际上印成了“我们的大国沙文主义”。
但 是，我认为“我们”是“他们”的印刷错误。否则，毛可能是指，在他批评赫鲁晓夫对
斯大 林问题的处理时，苏联斥责中国的大国沙文主义。那就是她坚持要在这类问题上发表
意见。
① 1957年11月14日的讲话，见迈克尔舍恩霍斯的译文，载于《共产主义研究杂志》
1986 年6月第2卷第2期。
② 见毛1957年11月18日的讲话，在同一本杂志中有舍恩霍斯的译文。这些情况在胡惠
强的 文章“大炼钢铁运动简况”中也有介绍，此文载《党史研究资料》第4辑第726页。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2—63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99页，又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
183 页。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14—155页。
② “致王稼祥的信”，见《毛主席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批判》，第14页。
① 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90—191页。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316—318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81页。
① 《毛主席关于国内民族问题的论述选编》， 1978年10月，第40—41页。
② 斯特朗：《同毛主席的三次会见》，第504页。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226—227页；《杂录》第296页。
② 斯特朗：《同毛主席的三次会见》，第504页。
① 《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第475页。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12—113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80—181页；《杂录》，第85—86页。
① 《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第337页。
② 关于柯庆施所起作用的材料，见1986年4月23日我同胡华的谈话。1986年4月24日
我与 龚育之的谈话又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③ 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见《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
① 中国最近对毛泽东思想的这一倾向的最有权威的分析，见石仲泉的“马克思所说的‘资
产阶 级权利’和毛泽东对它的误解”一文，载《文献和研究》1983年，第405—417页。
该文修 改后又在《红旗》1985年第11期（第12—22页）上公开发表。像最近发表的其
他许多文 章一样，这篇文章明确断言，从大跃进开始，毛在把“资产阶级权利”的概念引
入中国政治 言论中起着主要的作用。通常被译为英文“bourgeois right”，即“资产阶级权
利”这一术语 出自马克思最有权威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在这本书中，马克思运用它
批判了“不折不 扣的劳动所得”这一概念（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17—321页）。在
德语中，法权是指 权利和法律秩序，权利指的是有权取得某个人的劳动（或人身权利的）
报酬这一层意思。马 克思在此提到这个法权问题时，实际上是指这两方面的意思，在他明
确指出“平等的权利按 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以后，他接着指出：“权利，就他
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 同一的尺度……”换句话，使某人有权利这种意义上的权（或权
利）是由法制或类似法律的 准则所规定的。中国人由于不接受为毛所使用的“资产阶级法
权”（按字面意义讲，指“资 产阶级的法律权利”）这一译名，进一步混淆了其中的意思。
1979年以来，它往往被译成 “资产阶级权利”，那就更有个人主观权利的意味。总之，毛
最担心的就是他所注意到的这样 一个事实，即“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的严格运用，
并没有考虑个人的社会需要，因而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像资本主义的劳动工资制一样，
是很残忍的。
② 1969年9月11日对军事委员会的讲话。见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47
— 148页。
③ “机关枪和追击炮的来源”，1959年8月15日，《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73页。
④ 邓力群在1981年8月11日和12日举行的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学术讨论会上回答关于1981
年6月27日决议问题时的发言。见《党史会议报告集》第145页。
① 陶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见《学习历史决议专辑》第121页。
② 《学习文选》，第305页。（1958年8月21日上午的讲话）
③ 同上，第311页。（1958年8月21日下午的讲话）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 192页。早先提到的“像地主一样装腔作势”，见毛
在1958 年11月就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所作的讲话。载《毛泽东思想万岁》
（1969 年），第117—118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68页。
③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424页。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06、210页。（现在，人们知道他在讨论苏联教材
的会议上的论说是根据他在1960年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笔记编辑而成。）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69—170页。
③ 《1981年决议注释本》，第359页。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426页。
② 《资料选编》（北京，1967年1月），第277页。该指示的全部译文载于理查德鲍姆
和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的《四清：1962—1966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58－71页，（毛
的这段话是在第70—71页），该文是中国致苏联的第9封公开信中首次公开发表的。见S。
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367页。
③ 《杂录》第351页，《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494—495页。
① 同上，第351页；另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02—603页。（关于这一论
述的日期，另参见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于1981年出版的“1949年以后毛的论著索引”第2
卷中的讨论，第47页。）
① 《北京周报》，1964年第1期，第10—27页。参见《红旗》1963年第24期，第1—30
页（“一分为二”这一词出现在第4—5页）。关于毛与这一报告的关系，见S。施拉姆：《三
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策（1978—1984）》，第44—45页。
② 《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中文版），第498页。
③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与毛泽东的三次会见》，第499—500页。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95页。毛在其当时尚未公开发表的1960年关
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笔记中，对宣传工具的影响力以及政治斗争的决定性领域
——上层建筑，已经表示了同样的关心。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342—343
页；杂录》，第266页。
① 这些是1967年5月出版的关于艺术和文学的“五个战斗性文件”中的两个。1963年12
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指示的译文（这里稍有修改）见《北京周报》1967年第23期
第8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10页。
③ 同上，第217页。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498—499页。
② 同上，第587页。
③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98页。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582—588页。
② 同上，第597—598页。
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
在讨论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思想实质以前，向我们自己明确
提出如下问题是十分必要的：毛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他的这
一决定同上文所阐述的大跃进及大跃进以后所出现的综合症之间有
什么关系？他采取这种极端的行动路线是否因为他的思想受到了歪
曲或曲解，或者像他自己认为的那样是因为某些现实问题在困扰着
他——这首先是要惩罚并最终消灭批评他的那些人的愿望？
尤其在讨论毛关于辩证法、阶级斗争的那些正在变化的观点时，
我已指出，在我看来，这两个过程的因素均在起作用，但主导因素
是第二个。换言之，其思想的政治根源和心理根源显然要比理性方
面的东西更为重要。正如一位中国作者所说的，人们使毛完全相信，
只有他本人的观点才是对马列主义唯一正确的解释。在毛看来，任
何不同意其观点的人自然是修正主义者。结果，“事实愈证明他的
思想不能付诸实践，他愈把这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视为党内
出现‘反革命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