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一看，我这里有些事情可以告诉你，你可以用手指去感受，这样你就会知道我所告诉你的一切不光是故事。请看这个……不，它不是一块桌布，它是一只枕套，绣着旧时好人家女孩所学到的绣花式样。那是公主……或女伯爵……柳波娃·尼吉提奇娜给我绣的礼物。这里绣的人头，她本人告诉我说，是红衣主教黎塞留的头像侧影。他是谁，那个红衣主教黎塞留，我已经不记得了。也许我从来就不知道，我不像哈娅和范妮娅那么聪明，她们被送去注册入学，后来去了布拉格，在大学读书。我有一点简单。人们总是这样说我：那位索尼奇卡，那么可爱，但是有些简单。我被送到波兰军事医院，学习如何做个合格的护士。但是我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在我离开家之前，公主告诉过我那是红衣主教黎塞留的头像侧影。
也许你知道红衣主教黎塞留是谁？没有关系，下次再告诉我，或者不用劳神。在我这个年龄，临死时未能荣幸地得知红衣主教黎塞留是谁并不重要。有许许多多“卡尔迪纳尔”＇2＇ ，多数不喜欢我们民族。
我在内心深处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像爸爸。你妈妈打心里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当然，在克劳斯纳们当中，她从来也不能表达出来，若是表达出来他们会认为她特别奇怪，尽管他们总是对她彬彬有礼。总体来说，对克劳斯纳家族的人们来说，礼貌是最重要的。你的祖父，亚历山大爷爷，要是我不把手迅速拿开的话，就被吻上了。有个少儿故事讲的是穿靴子的猫，在克劳斯纳家里，你母亲就像关在笼子里的一只鸟儿，挂在穿靴子猫的客厅里。
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原因很简单，红衣主教黎塞留那儿没有发生过什么好事。只有伊凡努奇卡·杜拉考可，你记得，我们女仆故事里说的那个傻村夫，他同情普通人，不吝惜自己的一点点面包，用它堵住大坝的窟窿，正因为如此，他成了国王……只有像他那样的人或许偶尔也同情我们。其他的人，国王和统治者不同情任何人。实际上，我们普通人互相之间也不怎么同情，我们并不真正同情阿拉伯小女孩，她死于送往医院的路上，路封了，因为那里显然有红衣主教黎塞留的某些士兵，没有心肝。一个犹太士兵……可仍然是红衣主教黎塞留！他只想把路封上后回家，于是那个小女孩死了，她那双眼睛应撕裂我们的灵魂，因此我们夜里谁也无法入睡，尽管我连她的眼睛都没有见过，因为在报纸上他们只登我们受害者的照片，不登阿拉伯受害者的照片。
你认为普通人是这么伟大吗？一点也不！他们只像他们的统治者一样愚蠢和残酷。那正是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故事里讲述的皇帝的新衣，普通百姓与国王与弄臣与红衣主教黎塞留一样愚蠢。但是伊凡努奇卡·杜拉考可并不在乎他们是否嘲笑他，他只关心他们应该活下去。他对人抱有怜悯，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地都需要得到怜悯。甚至红衣主教黎塞留。甚至教皇，你一定在电视上见过他病得多么严重，多么虚弱，在这方面我们都缺乏怜悯，我们让他撑着两条病腿在太阳底下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他们对一个年迈多病的老人毫无怜悯，你在电视上甚至看到他只能痛苦地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然而他付出了巨大努力，默默地在大屠杀纪念馆前顶着热浪一站就是半个小时，为的是不给我们带来耻辱。这一幕让我有些不忍。我为他感到难过。
尼娜和你母亲范妮娅是很好的朋友，她们同年出生，我和那个年龄小的塔西亚交朋友。她们和公主一起在我们家里住了几十年，她们叫她玛曼。玛曼在法语里是妈妈的意思，但天晓得她是不是她们的生身之母！或许只是她们的保姆？她们非常贫穷，我想她们连一个戈比的租金也没给我们。允许她们进家时不通过仆人入口朝尔尼克胡得，而是通过主要入口，我们管它叫帕勒得尼克胡得。她们如此贫穷，玛曼公主常常坐在灯下给有钱人家学跳芭蕾的女孩缝制纸裙，往纸裙上粘贴许许多多亮晶晶的星星，星星是用金纸做的。
直到一个晴朗的日子，公主，或女伯爵，柳波娃·尼吉提奇娜丢下两个女儿，突然去了突尼斯，在那里四处寻找一位失散多年的亲戚耶利扎维塔·弗兰佐夫娜。现在就请看看我的记性，就像个白痴！我刚才把手表放在哪里了？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但是与我素昧平生的某位耶利扎维塔·弗兰佐夫娜的名字，大概在八十年前我们柳波娃·尼吉提奇娜去突尼斯到处寻找的某位耶利扎维塔·弗兰佐夫娜，我记得清清楚楚，如同天上的太阳！也许我把手表也丢在突尼斯了？
我们房间里挂着一幅镶在镀金框中的绘画，出自某位身价不菲的艺术家之手。我记得你可以在照片里看到一个漂亮的金发男孩，衣冠不整，样子更像被宠坏的女孩儿，不像一个男孩，有点分不出男女。我不记得他的脸，但是我清清楚楚记得，他身穿一件袖子宽大的绣花衬衫，一顶系带的黄帽子垂在肩膀……也许那毕竟是个小姑娘……你可以看见她的三条裙子，一条压着一条，因为一边有点微微翘起，网眼花边从下面露了出来，先是一条黄色衬裙，像凡高绘画中的黄那么强烈，再里面是一条洁白的网眼花边衬裙，最底下她的双腿显然由第三条天蓝色的衬裙遮住。那样一幅绘画，看似谦逊，实则不然。那是幅真人大小的绘画。那个颇有男孩子气的女孩正站在田野中央，牧草和白羊环绕着她，空中飘着几朵薄云，远方可见带状森林。
我记得，一次哈娅说像她那样的美人不应去牧羊，而是应该待在宫殿的院墙内；我说最下面的衬裙涂成天空一样的颜色，仿佛裙子直接裁自蓝天。范妮娅突然对我们勃然大怒说，闭嘴，你们两个人都给我闭嘴，你们怎么能这么胡说八道，那是一幅不真实的画，包含了极为道德沦丧的东西。她多多少少用了这样的话，但是并不确定，我不能重复你母亲是怎么说的了，无人能够重复……你有点记得范妮娅是怎么说话的了吗？
我忘不了她是怎样爆发的，或是那一刻她的脸是什么样子。她那时大概有十五六岁。我之所以牢牢记得，是因为那不太像她的方式。范妮娅从来不大声嚷嚷，甚至连她受到伤害时也不抬高声音，她只会自我逃避。不管怎么说，和她在一起时，你总得猜度她的感受，她不喜欢什么。这里突然……我记得那是星期六夜晚，或者是某个节日结束之际，大概是住棚节吧？要么就是七七节……她突然勃然大怒，冲我们大喊大叫。不关我的事，我这一辈子只是个小傻瓜，她朝哈娅大叫。那是我们的大姐！青年组织的领袖！具有领袖气质！整个学校都羡慕的哈娅。
但是你母亲，仿佛突然之间正在反叛，突然之间开始向那些年一直挂在我们饭厅的那幅艺术作品报以蔑视。她嘲笑它粉饰现实！不真实！在现实生活里，牧羊女身着破敝的衣衫，不是绫罗绸缎，她们的脸因挨饿受冻而恐惧，而不是有张天使般的脸，肮脏的头发上长着虱子和跳蚤，而不是那样的一头金发。忽略痛苦与遭受痛苦几乎一样糟糕，那幅画把现实生活变成了某种瑞士巧克力盒子上的风光。
你母亲对饭厅这幅画大光其火，也许因为这幅画的作者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仿佛世界上不再有苦难。我想这是她生气的原因。这次发作，她一定比任何人所想象的还要可怜。原谅我流眼泪了。她是我姐姐，她非常爱我，她横遭毒蝎的蹂躏。够了，我不哭了。对不起。每当我想起那幅美化了的画，每当我看见一幅画有三条衬裙和轻柔的天空，我就看见蝎子在蹂躏我姐姐，我就开始痛哭。
【注释】
＇1＇ 语出《圣经·箴言》第15章第20节，略有变动。
＇2＇ “卡尔迪纳尔”是“红衣主教”的谐音。
25
十八岁的范妮娅追随大姐哈娅的脚步，1931年被送往布拉格的大学读书，因为在波兰，大学实际上是对犹太人关闭的。妈妈学习历史和哲学。当时在波兰邻居、乌克兰人和德国人、天主教和东正教派基督徒当中，反犹主义情绪逐渐高涨，她的父母，赫尔茨和伊塔像罗夫诺的所有犹太人一样，见证了反犹主义、乌克兰街头恶棍的暴力行为，以及波兰当局不断增加的不公平标准，并深受其害。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大肆煽动对犹太人施行暴力与迫害，其回响如远方一阵隆隆的雷声抵达罗夫诺。
外公的生意也发生了危机，30年代早期的通货膨胀，委实在一夜之间使他失去所有的积蓄。索妮娅姨妈告诉我说：“爸爸给我的许多面值百万、万亿的波兰银行钞票，被我用来糊墙。他为我们三姐妹积攒十年的嫁妆在两个月之间顺阴沟流走了。”哈娅和范妮娅不久不得不因为钱而抛弃她们在布拉格的学业，她们父亲的钱几乎光了。
于是磨坊、都宾斯卡的住宅和果园、马车、马匹和雪橇，都在仓促中廉价卖掉。伊塔和赫尔茨·穆斯曼在1933年抵达巴勒斯坦时，几乎身无分文。他们租了一间可怜的小棚屋，顶上盖着沥青纸。爸爸一直喜欢待在面粉附近，设法在帕特面包店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后来，索妮娅姨妈对我回忆说，快五十岁时，他购买了一匹马，一辆马车，在海法港口附近运输面包，再后来运输建筑材料，聊以度日。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他，晒得黑黑的，一个沉思的男人，身穿工作服，一件洒满汗水的灰背心，他目光羞怯，但蓝眼睛里闪烁着笑意，缰绳在手中悠闲自在，仿佛坐在垫在马车上的木板上，他发现海法湾风光、卡麦尔山脉、炼油厂、远方港口的起重机高杆以及工厂烟囱，具有某种迷人而有趣之处。
既然他不再是个富人，回到了无产者的行列中，他似乎恢复了青春活力。某种长期遏制着的快感似乎降临到了他身上，其中闪烁着某种无政府主义的火花。正像立陶宛乌里金尼基的耶胡达·莱夫·克劳斯纳，我祖父亚历山大的父亲一样，我的外公纳弗塔里·赫尔茨·穆斯曼喜欢车夫生活，喜欢漫长缓慢旅程中那孤独平静的节奏，喜欢触摸着马，闻嗅它身上刺鼻的气味，喜欢马厩、马草、挽具、辕杆、燕麦袋、鞭绳和马嚼子。
在父母移民到巴勒斯坦、姐姐们在布拉格读书时，索妮娅还是个十六岁的小姑娘，在罗夫诺住了五年，直至她在隶属于波兰军事医院的护士学院取得了护士资格。她来到特拉维夫港口，而她的父母，她的姐姐和茨维·沙皮洛，哈娅“富有活力”的丈夫，正在那里等她，那是在1938年结束前两天。几年后，她在特拉维夫嫁给了她在罗夫诺参加青年运动时的一位领导人，一个严格、迂腐、武断的男人，名叫亚伯拉罕·金德尔伯格。布玛。
1934年，比父母和大姐哈娅来到阿里茨土地大约晚一年，比小妹妹索妮娅早来四年，范妮娅也来到了这里。认识她的人说，她在布拉格经历了一场痛苦的恋爱，但他们无法告诉我详细情况。当我访问布拉格，连续几个夜晚漫步在大学附近拥挤不堪的古老石板路街道时，我任思绪驰骋，编织着意象和故事。
妈妈到耶路撒冷一年左右，在守望山上的希伯来大学注册，继续学习历史和哲学。四十八年后，显然没有外祖母年轻时学习什么的概念，我女儿范妮娅决定在特拉维夫大学学习历史和哲学。
我不知道母亲在查尔斯大学中断学业是否只因为父母的钱已经用光。30年代中期，充斥欧洲大街小巷、遍布大学校园的激烈仇视犹太人的情绪究竟怎样迫使她去巴勒斯坦，抑或究竟何种情况使之在塔勒布特学校接受教育并成为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运动成员后来到这里？她希望在这里找到什么，她找到了什么，没有找到什么？对于一个在罗夫诺宅邸里长大，从布拉格哥特式的美丽中直接来到此地的人来说，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是什么样子？一个听觉敏感的年轻女士，操一口从塔勒布特学校书本上学来的高雅希伯来语，对于语言学上的纤细韵律拥有敏锐的感受力，在她听来，希伯来口语会是什么样子？我年轻的母亲，对沙丘，对橘园中的电动抽水机，对岩石嶙峋的山坡，对现场考古旅行，对《圣经》遗迹和第二圣殿时期的遗迹，对报纸标题，对合作社的每日产品，对干涸的河床，对热浪，对高墙环绕的女修道院的圆顶，对陶罐里倒出的冰凉的清水，对响起手风琴和口琴音乐的文化之夜，对身穿卡其布短裤的合作社司机、说英语的声音、国家统治者的语言、漆黑一片的果园、宣礼塔、运输建筑沙子的骆驼身上的驼铃、希伯来警卫、基布兹里被太阳晒得黝黑的拓荒者、头戴破帽子的建筑工人，是什么反应？对于展开暴风雨般争论的夜晚、意识形态冲突以及求爱、星期六下午的远足、党派政治的热情、各种地下组织及其同情人士的秘密阴谋、不时被胡狼嚎叫和远方战火打破宁静的湛蓝色夜晚，她是反感，还是被深深吸引？
等到我到了母亲能够为我讲述她的童年、讲述她早期到达这片土地上经历的年龄，她的脑子已想着别处，对别的事情感兴趣。她在床上给我讲的故事里，主人公尽是巨人、精灵、巫婆、农夫的妻子和磨坊主的女儿、森林深处的演员棚屋。她若是讲述过去，讲述她父母的住宅或是磨坊或者是泼妇普利马，某种苦涩与绝望就会悄悄进入她的声音中，那是某种充满矛盾或含混不清的讽刺，某种压抑着的嘲讽，某种对我来说太复杂或说太朦胧而无法捕捉的东西，某种挑衅和窘迫。
或者正因为如此，我不喜欢她讲述这些事情，乞求她给我讲些简单的和我接近的故事，如马特维水泵和他六个着魔的妻子，或者死去的骑马人，但他的骨骼穿盔甲戴耀眼马刺继续穿越大陆和城市。
关于我妈妈抵达海法，她在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最初的日子，我几乎一无所知。于是，我还是把你交给索妮娅姨妈，让她讲述她为何到此，怎样到此，她希望找到什么，又真正找到了什么。
在塔勒布特学校，我们不仅学习读写和说一口漂亮的希伯来语——我后来的生活已经把它给毁了——而且学习《圣经》与《密西拿》和中世纪希伯来语诗歌，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