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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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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间新集》序
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是我热中于词学的时期。白天，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工作，在一些日常的本职任务之外，集中余暇，抄录历代词籍的序跋题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词学的评论史料最少。虽然有唐圭璋同志以数十年的精力，编集了一部《词话丛编》，但遗逸而未被注意的资料，还有不少。宋元以来，词集刊本，亡佚者多，现存者少。尤其是清代词集，知有刻本者，在一千种以上，但近年所常见者，不过四五百种。历代藏书家，都不重视词集，把它们与小说、戏曲归在一起，往往不著录于藏书目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仅著录了词籍八十余部。因此，我开始收集词集，逐渐发现其序跋中有许多可供词学研究的资料。于是随得随抄，宋元词集中的序跋有见必录，明清词集中的序跋，则选抄其有词学史料意义的。陆续抄得数十万言，还有许多未见之书，尚待采访。
晚上，在家里，就读词。四五年间，历代词集，不论选本或别集，到手就读，随时写了些札记。对于此道，自以为可以说是入门了。我以为，唐五代的曲子词，是俗文学。
《云谣集》是民间的俗文学，《花间集》是文人间的俗文学。这种文学作品的作用，是为歌女供应唱词，内容是要适应当时的情况，要取悦于听歌的对象。作者在写作这种歌词的过程中，尽管会不自觉地表现了自己的某些思想情绪，这是自然流露，不是意识到创作目的。因此，唐五代词的创作方法，纯是赋体，没有比兴。文人要言志载道，他就去做诗文。词的地位，在民间是高雅的歌曲，在文人间是与诗人分疆域的抒情形式。从苏东坡开始，词变了质，成为诗的新兴形式，因而出现了“诗余”这个名词。又变了量，因而衍为引近、慢词。我们很难说，苏东坡是唐五代词的功臣呢，还是罪人？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在一九六三年，用《花间集》曲子词的规格体制，选了一部宋人小令集，名曰《宋花间集》。一九六四年，又选了一部《清花间集》，使埋没隐晦已久的《花间》传统，在这两个选本中再现它的风格。在历代诸家的词选中，这两个选本，可以说是别开蹊径的了。
这两本选稿，我保存了二十多年，作为自己欣赏词的一份私有财产，仅在少数友好中传阅过，从来不想公开发表，因为怕它不合于当今的文学规格。去年，浙江古籍出版社的赵一生同志和王翼奇同志连袂来访，得知我有此稿，他们表示愿意为我印行，至少可以扩大读者群，让我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我感谢他们的好意，便同意把这部书稿印出来，为古典文学的读者开辟一个视野，为我自己留下一个文学巡礼的踪迹。双方多少有些效益。当此发稿之时，咏唐人诗：“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心里还不免有些顾虑。这两个选本，虽然够不上“风流高格”，确也不是“时世梳妆”，为此，写了这篇总序，向读者说明我选编此书的渊源。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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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婵娟》注释本序
浦汉明寄来她编注的洪昉思《四婵娟》剧曲，打算印行，要我写一篇序文。这可使我为难了。近年来，我虽然为老朋友或年轻人的著作写过几篇序文，但那些著作都是我熟悉的，写序文多少总有话可说。现在这部著作是古典戏曲，这一行的书，我已整整四十年没有涉猎了。虽然在六十年代还在教室里给学生讲过《长生殿》的《骂贼》和《闻铃》，总的说来，我对古典戏曲始终是外行。这篇序文，我踌躇了三个月，不知该如何落笔。
《四婵娟》是洪昉思的一组小品剧作。他摹仿徐文长的《四声猿》，以四个杂剧，统率在一个剧目之下，成为一个组剧。它和《西厢五剧》不同，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戏剧形式。《四声猿》我在年轻时看过，《四婵娟》现在才看到。洪昉思写了四十多本传奇、杂剧，著名而盛行的只有一本《长生殿》。《四婵娟》极少上演，早已成为仅供阅读的曲本，而刻本也流传极少。郑振铎曾得到一部，编印在《古本戏曲丛刊》中，这已是一九五○年代的事。《古本戏曲丛刊》一共出了四集，每集售价一百元。不是一般人能买得起。图书馆收藏此书，都作为善本书处理，因此又不是一般人能借阅。现在，汉明把它抄出来，加以注释，并冠以一万余言的序论，谋求排印，使它成为大众可得的读物，这个工作，已经值得赞扬了。她为洪昉思做了一件好事，为古典戏曲的研究和欣赏者做了一件好事。
翻阅汉明这部文稿，使我想起了她的父亲，清华大学中文系已故教授浦江清。江清是我的松江同乡，我们在中小学阶段均曾为同学，又是最相知的朋友。从小学到中学，我们几乎无日不在一起。中学毕业后，江清考入东南大学，我考入之江大学，从此，我们只有在暑假回家时有一个月的聚会。大学毕业后，江清在清华大学当陈寅恪先生的助教，我在上海当亭子间作家，此后的岁月，我们就比较疏远，连通信也没有过去的勤了。
江清在东南大学原是修英国文学的，进了清华园以后，逐渐放弃英国文学而热中于古典文学。在陈寅恪先生的影响下，他的研究方法也走上了考证的道路，于是他写出了《八仙考》和《花蕊夫人宫词考证》。同时，听说他又对元明戏曲发生了兴趣，这或许是受了王国维、吴梅的影响。不久，又听说他非但深入到戏曲研究，而且还很高兴唱曲子。他和俞平伯、朱自清、陈岱孙等人办了一个谷音曲社。
一九三三年，江清在清华任教已满五年，照例可以休假一年，并以公费出国游学。
他决定到英国去，暑假中到上海来候船，住在八仙桥青年会，于是我和他又有了晤谈几天的机会。有一天，我看见他的旅行包里有一支笛。我心想：你到英国去还要吹笛子吗？
岂知他到了英国，不但在寓所里吹笛，还有一次在公共汽车中忽然唱起昆曲来，惹得同车的英国人以为他是一个中国疯子。
一九三九年，清华、北大都迁到昆明，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江清也来了。当时我和吕叔湘都在云南大学。于是我们在翠湖旁边的承华圃街合租了几间民房作为宿舍。在这一段岁月中，我经常听到江清在屋子里吹笛拍曲。
今天看了汉明的文稿，她父亲的曲迷风度又浮现在我眼前，想不到他有一个女儿，也喜欢研究古典戏曲，能继承她父亲的爱好和工作，这真可以说是“中郎有女”，能传家学，岂非也是一件值得赞扬的事？
给人家的著作写序文，尽管有各种不同的写法，话题总离不了这本著作或其作者。
现在我在这两方面都已谈到，似乎可以说完成了任务。那么，就算它是一篇序文，不知自愧地让它放在卷首吧。
一九八七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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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望舒诗全编》引言
戴望舒生前印过四本诗集。第一本是《我的记忆》，一九二九年四月由上海水沫书店出版。水沫书店是刘呐鸥、戴望舒和我合作经营的一个小出版社。当时我们都是文学青年，年少气盛，想介绍一点外国文学，也想自己创作一点文学作品，每天总得动动笔头。可是积稿甚多，总是很不容易找到肯为我们印行的出版商。一赌气，我们就自己办起一个出版机构。刘呐鸥出钱，我和望舒出力，我们劳资合作，首先印了我们自己和朋友的创作，定名为《水沫丛书》。二年之间，印出的诗集有望舒的《我的记忆》和姚蓬子的《银铃》，小说集有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我的《上元灯》和徐霞村的《古国的人们》。
望舒的诗，虽然已在《小说月报》等文学刊物上发表，开始引起文艺界的注意，但是他的诗集还送不进上海几家新文学书店的大门。第一是因为诗集的销路打不开，第二是因为作者的名声还不够。我们自办书店，印出自己的作品，可以说是硬挤上文坛。望舒的《我的记忆》，也是硬挤上诗坛，书虽印出，还能说是有了客观的需要。
《我的记忆》出版之后，在爱好诗歌的青年读者群中，开始感觉到中国新诗出现了一种新的发展。望舒的诗，过去分散发表在不同的刊物上，读者未必能全都见到，现在结集在一本诗集中，它们的风格呈露了。在当时流行的新月派诗之外，青年诗人忽然发现了一种新风格的诗。从此，《我的记忆》获得新诗读者的认可，标志着中国新诗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
水沫书店因淞沪抗日战争发生而歇业，《我的记忆》和其他的书都绝版了。一九三二年，我在现代书局编《现代》文学月刊，为望舒发表了新的诗作和《诗论零札》，在青年诗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各地都有人向书店中访求《我的记忆》，可是已无书供应了。于是我请望舒再编一本诗集，列入我编的《现代创作丛刊》，由现代书局出版。
我的原意是重佣我的记忆》，再加入几篇新作诗就行了。岂知望舒交给我的题名《望舒草》的第二本诗集，却是一个大幅度的改编本。他把《我的记忆》中的《旧锦囊》和《雨巷》两辑共十八首，全部删汰，仅保留了《我的记忆》一辑中的八首诗，加入了集外新诗，共四十一首，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印出，杜衡为撰序文。
《望舒草》的编集，表现了望舒对新诗创作倾向的最后选择和定型。在《我的记忆》时期，望舒作诗还很重视文字的音韵美，但后来他自我否定了。他的《诗论零札》第一条就是“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为了符合他的理论，他编《望舒草》的时候，才完全删汰了以音韵美见长的旧作，甚至连那首脍炙人口的《雨巷》也不愿保留下来。这样，《望舒草》就成为一本很纯粹、很统一的诗集。无论在语言辞藻、情绪形式、表现方法等各方面，这一集中的诗，都是和谐一致的，符合于他当时的理论的。这本诗集，代表了戴望舒前期诗的风格。
现代书局于一九三五年歇业，《望舒草》也绝版了。上海杂志公司老板张静庐，曾经是现代书局的经理，知道望舒的诗能有销路，他就请望舒再编一本诗集应市。这时候，望舒从法国回来不久，住在上海，未有工作，没有固定收入，可是已结婚成家，又碰上父亲故世，有老母要养，因而生活相当窘迫。幸而承胡适之为他介绍给中英文化教育基金会，请望舒从西班牙文译《堂·吉诃德》①，迷。每月交译稿三万字，基金会每月付他预支稿费二百元。依赖这一笔收入，望舒的生活才得安定下来。可是每天一千字的译文加详注，要占了大半天时间，此外，他还在很高兴地办《新诗》月刊，计划印行《新诗丛书》，自己就反而没有诗了。
①望舒译作《吉诃德爷》。此书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没有译完。
编第三本诗集，不得不把《我的记忆》中被删汰的十八首又全部收进去，加上《望舒草》和五六首新作，一共六十三首，题名《望舒诗稿》，于一九三七年一月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这本诗集出版的时候，我不在上海。当年八月，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我到昆明去了，直到八年以后，胜利复员回上海，才得到一本。这本《诗稿》的“目次”页上，第一篇是《自序》，但书中并无序文。我查了四五个印本，都无序文。可知是急于出版，来不及等作者的序文，而目录上却没有删掉。
《望舒诗稿》不是一本理想的结集。在作者，它是为微薄的生活补贴而编的；在出版商，它是为“生意眼”而印的。因此，要求内容多些，印刷快些。全书的排字、校对，都很草率，误字、夺字不少。也有一些文字似乎是作者自己改的，我觉得有几处改得反而不及原作。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七年，望舒旅居香港，他的诗都发表在香港报刊上，我很少见到。一九四八年，他回上海，把战时所作诗二十五首，编为《灾难的岁月》，由上海星群出版社印行。这是他的第四本诗集。望舒在香港，在一个文化人的岗位上，做了不少反帝、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文化工作。他翻译了西班牙诗人的抗战谣曲，法国诗人的抵抗运动诗歌。他自己的创作，虽然艺术手法还是他的本色，但在题材内容方面，却不再歌咏个人的悲欢离合，而唱出了民族的觉醒，群众的感情，尤其是当他被敌人逮捕，投入牢狱之后，他的诗所表现的已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了。
望舒作诗三十年，只写了九十余首，论数量是很少的。但是这九十余首所反映的创作历程，正可说明“五四”运动以后第二代诗人是怎样孜孜矻矻地探索着前进的道路。
在望舒的五本诗集中，我以为《望舒草》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