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当然首先是真实。真实和现实微有不同。社会的实际情况叫做现实，思想、情绪的实际情况叫做真实。诗，特别是抒情诗，并不必须描写、表现或反映社会现实，但诗人所描写、表现或反映的思想感情必须符合于他自己的心灵状态，这就是诗的真实性。
“反对无病呻吟”是五四运动提出的新诗口号，其意义也正是要求真实。解放以来，我们有许多诗人的诗，都是为赶政治任务而作，当然不能说没有好诗，但很多都不像是由衷之言。尽管写得激昂慷慨，赤胆忠心，在读者中却不起作用。新诗的发展，现在正成为讨论的问题，我以为，“首先寻求真实”，应该是今天诗人的口号。
诗的美，固然并不完全是技巧所赋予，但与技巧很有关系。写诗不同于写散文，更不同于记录口语。语言文字的技巧加工，可以使一首诗中美的本质获得更美的形象及效果。近年来，许多诗作之所以“没有味道”，大概可以说：一半是由于没有真实性，一半是由于没有技巧加工。近来诗坛上出现了一种“古怪诗”，或称“朦胧诗”，使许多人哗然。有些是为赞赏而哗然，有些是为反对而哗然。这种诗我看过几首，觉得并不是“异军苍头突起”，也不是“离经叛道”，不过有几位青年诗人在摸索诗的技巧而已。
手头有一篇苏联维诺格拉陀夫所作《苏联文艺学的当前任务》的译本，其中有一段话值得参考：“在文学作品的体系中，可以创造广泛的甚至出乎意料的上下文，使意义本来相距很远的、特别是用来有力地讽刺或表现形象的字句，在意义上接近起来。思想、形象、结构、字句，在艺术作品中的相互作用非常密切……”①所谓“古怪诗”或“朦胧诗”的作者，几位青年诗人，所运用的技巧，一般说来，也正是这一种手法。由于多年以来，人们所读到的都是“开口见喉咙”的直率诗，现在面对一种需要脑子想一想的诗，难怪就摇头了。
①见《斯大林论语言学的著作与苏联文艺学问题》，一九五一年时代出版社版。
在目前新诗坛的论争里，我想参加一点意见：对于青年诗人摸索新的技巧，应该放手一些。他们会有成功，也会有失败。他们的评判人是广大读者。如果新诗坛有掌舵的人，他应当注意的是诗的真实性。
一九八一．一．十六
官僚词汇
我们这个文字古国，几千年来，永远有人在文字上耍花样。改用一个同义字，或增减一二字，或加一个副词、状词，就有意无意地改变了事实，或表示了褒贬、是非。我说“有人”，是些什么人呢？范围可广了。文学家、史学家、道学家、师爷、讼师、律师、商人，总之，凡是用笔杆子的人，都会玩这个花样。“始作俑者”，恐怕是孔仲尼。
事实是杀了一个人，在老孔的大著《春秋》里却要分别用不同的动词来记录：弑、诛、杀……，这叫作“春秋笔法”。从此以后，整部《二十四史》里，尽是玩这样一套文字花样。
相传有一个闺女被污辱后自尽，讼师得了罪犯的贿赂，就在验尸报告上加三个字：“阴有血”。因为《洗冤录》上说：“处女无奸阴有血”。现在既然验得“阴有血”，可见罪人是强奸未遂犯，而闺女之死，又是“羞愤自颈。这个罪人的罪行就轻得多了。
与“春秋笔法”比美的，有官僚词汇。官僚词汇，我们从现存的汉代官文书中已可见到。因为官文书有一定的程式，有一定的用语，这些用语就成为官僚词汇。不过官文书的程式历代不同，故官僚词汇也历代不同。明清两代的公文告示中，最常见的是“照得”、“查”、“该”等语词。这种官腔词汇，一直到民国时代，还为办公牍的人所沿用，真可谓积习难返。抗战时期，我领到一个重庆政府教育部的副教授证书，上面就有“审定该员为副教授”的字样，看到“该员”二字，我就联想起“该犯”了。
解放以来，官僚词汇换了一套，而且与党八股相结合，已普遍地为人们所常用，很少人能感到它们是官僚词汇了。举一些例子：“比较好的”、“有一定的贡献”、“基本上是正确的”、“可能有些问题”、“有相当的影响”、“原则上是可以同意的”。
这不是官僚主义加党八股的常用词汇吗？为什么要使用这些词汇呢？只有一个答案：不作肯定，不负责任。
有一篇文章，说李白、杜甫是唐代“比较伟大的诗人”。我不禁要问：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是谁呢？如果对李白、杜甫舍不得称之为“最伟大的诗人”，那么，就说是“伟大的诗人”也可以，为什么偏要说是“比较”呢？和谁“比较”起来，他们才是“伟大”呢？
一九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光明日报》有一篇综合报道，题为《对“古怪诗”的不同评价》，第一句就说：“近两年来由少数青年作家写出了一些为数不多的‘古怪诗’。”这一句话是记者煞费苦心构造出来的。这些“古怪诗”的出现是“两年来”的事，是“少数”、“青年”作家的事，他们写的只有“一些”、“为数不多”的诗。总之，是为了要向读者说明这些“古怪诗”的出现是像微生物那样小的事。但是，既然是这样一件小事，为什么有《诗刊》社特地为它们召开座谈会来讨论呢？为什么有人赞成，甚至预言“他们必将掀起诗歌发展的大潮”呢？为什么又有人反对，甚至害怕赞成者会“助长”这寥寥几个青年诗人的“轻狂和骄傲”呢？我读了这一段报道，只觉得双方都是“小题大做”。
今天，新华社报道了四川道孚县发生强烈地震的消息，说“县城房屋已基本倒塌”。
我相信，每个读报者都不了解“基本倒塌”算是什么程度的倒塌。全部倒塌了吗？还是大部分倒塌？还是每一座房屋都有些倒塌？再要研究，唐山大地震时，那里的房屋是“基本倒塌”呢？还是“倒塌”？
在每天见到的报刊上，这种文句多到不胜枚举，我把它们称为“官僚词汇”，因为它的根子在官僚主义。我并不对这些文句的写者有恶意的讥讽，我不过是举一些典型的例要求我们今天的写家（这是老舍创造的名词）注意，为了说话负责，思想明确，赶快肃清这些官僚词汇。对我自己，也同样有这一要求。因为我过去写的文章里，由于沾染时尚，也是用过这些词汇。今天忽然觉察到，更想到“春秋笔法”，才恍然大悟，感到我们语文发展史上存在着这一种严重的积弊。
神仙故事
解放以来，人们看一篇文章，都要研究它的主题思想，分析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他的创作动机和目的是什么。这种阅读经验，我们老一代的人可以说是都没有的。当然，对于点明宗旨的议论文章，我也能了解它的主题思想，但对于某些记叙文字，无论是记名山大川，或奇人异事，一般都是看过算数，决不追究作者意图。
六朝小说记下了一个故事：汉代有两个青年——刘晨和阮肇，走到天台山深处，杳无人迹。但看见溪水中流出一碗胡麻饭，于是再往山谷里走去，到达一个茅舍，住着两个美丽的农民姑娘，她们是种胡麻的。刘晨、阮肇就和这两个姑娘结为夫妇，住在那里。
后来，这两个青年感到住在深山里已经厌腻，就丢下了姑娘出山回家。岂知到了家里，一个人也不认识了。一问，才知道住在家里的已是他们的七世孙。
这是一个著名的故事。刘晨、阮肇入天台，常常为后世文人用作典故，还编成剧本。
一般都用以比喻遇到美女，缔结神仙眷属。或者用以比喻“仙家日月长”，所谓“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这就是我们老一代的人所了解的这个故事的主题。最近，有一个青年读了这段小说，他问我：“胡麻是什么？”我说：“胡麻就是脂麻，通常误写作芝麻。这是汉代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因为我们中国原来有一种大麻，所以称为胡麻，以表示区别。”青年又问：“那么，刘晨、阮肇在山里吃了一个时期胡麻饭，就成为仙人么？”
这一问，对我大有启发。对呀，为什么故事里特别提到胡麻饭呢？显然是暗示这两个青年在山里天天吃的是胡麻饭。翻开《本草纲目》，在“胡麻”条下注云：“久食能轻身不老，白发还黑。”意思是说，青年人久食胡麻，可以不老，老年人常吃胡麻，可以返老还童。于是，这个故事的主题思想被发现了。这是道家中的卫生派在为胡麻做广告。道家所说仙人，原有两种：一种是白日飞升，生活在天上的神仙；一种是长生不老，生活在人间的地仙。刘晨、阮肇天天吃胡麻饭，成为地仙了。两个美丽的姑娘，在这个故事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胡麻饭。不过，如果这两个姑娘并不美，刘晨、阮肇也不会留在山里天天吃胡麻饭，成不了仙。
这一次的启发，使我懂得用另外一种眼光去看道家的神仙故事，从而发现它们在玄虚的故事中，埋伏着现实意义。我首先联想到烂柯山的故事。据说，从前有过一个广西人，是个放牛的农民。有一天，他一手牵着牛，一手执着一把砍柴的板斧，到深山密林里砍取柴火。忽然看见有两个老人在林子里下棋。这个农民也喜欢下棋，就把牛拴在树上，把斧头横在地上，权充凳子，坐着静静地看二老下棋。等到一局棋下完，二老收拾起棋子棋枰走了，这农民才站起身打算回家。正要捡起斧头，却见斧柯（柯就是斧柄）已变成一段烂木。回头看他的牛，只看见一堆牛骨。农民大惊，赶忙回家。家里人都是他的玄孙辈了。后人就把他遇到仙人的那座山叫做烂柯山。这也成为古典文学中一个常用的典故。
对于这个故事，我从前讲不出它的意义，反正总是六朝志怪小说中的神仙故事而已。
现却恍然大悟，发现它的主题思想是教人以寂静养生。看人家下棋，最是心无旁骛，持静守默，这正是李耳以来的道家所主张的养生延年方法。一部五千字的《道德经》，讲的也无非是这些道理，不过那是道家的理论，一般人不会去读，读了也不容易接受，编成烂柯山的故事，就是用形象思维来宣扬这个理论。
现在我发现道家的神仙故事，都寓有这样的意义，不过它们不像佛家的报应故事那样明显地教人为善，因而千余年以来的读者好像都没有深入了解。我以为我是首先了解神仙故事的读者。
一九八二．十．七
题目
去年我写过一段随笔，对于专凭画题来评价一幅画的主题思想的人，讥讽了一下。
今天，却在文学批评上也找到了一个例子。
周邦彦有一首著名的词，调名兰陵王，题曰《咏柳》。清初人贺黄公在他的《皱水轩词筌》中对这首词评论道：“酷尽别离之惨，而题作咏柳，不书其事，则意趣索然，不见其妙矣。”不错，周邦彦这首词是描写自己在作客他乡时送客远行的情绪。从柳到别离，中间有一个折柳赠别的风俗习惯在作为联系。唐宋人诗词中讲到柳，很多是联系到别离的。刘禹锡诗云：“城外看风满酒旗，行人挥袂日西时，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李商隐有诗云：“暂凭尊酒送无聊，莫损愁眉与细腰，人世死前唯有别，春风争拟惜长条。”它们的题目都是《杨柳枝》。咏别离，常常提到柳枝；咏杨柳，常常联系到别离。这是稍稍熟悉一点诗词比兴手法的人都能了解的。周邦彦这首词先是描写柳，接着就转到折柳送别，以下就描写了离别时主客双方的情绪。
贺黄公不是一个没有文学修养的人，但他这一段评论却使人吃惊。他怪周邦彦写错了题目，或是没有在《咏柳》之下再加几句说明。因此，他以为词题与内容不符合，使读者“意趣索然，不见其妙”。既然如此，贺黄公自己怎么能知道这首词写得“酷尽别离之惨”呢？他怎么能体会到这首词的“意趣”而“见其妙”呢？
问题是“题目”观念在作怪。贺黄公是做八股文出身的文人，而八股文都是先有题目，然后对准题目做文章。文章尽在题目周围绕圈子，可一步也离开不得。一篇八股文，涂掉了题目，就不知它在说些什么。贺黄公用读八股文的心眼来读宋词，读来读去，尽管他已掌握到词的意趣，可是总觉题目与词不对口径，于是写出了这一段谬论。可惜他没有想一想，古诗十九首都是没有题目来说明内容的，可是从来没有人感到“意趣索然”而“不见其妙”。
百花齐放
三年来，文学艺术界的现象，大家都承认已展开了百花齐放的美景。在目迷五色的视野中，确实令人感到像是百花齐放了。但是，你如果仔细研究研究这些花，可能会发现花的品种还不够“百”。打一个比喻，有人种菊花，培植出新奇的品种，轰动一时。
许多人受其影响，大家去种菊花，各自造出了新品种。开一个盛大的菊花展览会，能说是百花齐放吗？我说不能，这只是百菊齐放，还不是百花齐放，因为花还只有一种：菊花而已。
唐代诗人有一千多，我们所看到的唐诗研究论文，涉及的总不过李白、杜甫、刘禹锡、李贺等十来家。宋元以来词家也不算少，我们所看到的词学论文，总不过辛弃疾、陈龙川、李清照、纳兰成德等十来家。前几年论词注意爱国主义的思想性，几乎人人都研究辛稼轩；近来又转而注意艺术性了，好像又是人人都研究周邦彦了。姚雪垠在写《李自成》，李自成的专家立刻多起来。有人提出了《红楼梦》作者的问题，向来不研究《红楼梦》的人忽然都考证起曹雪芹来了。等等。
有人写了一篇反映十年浩劫的小说，一下子“伤痕”文学排山倒海而来。有人编了一个讽刺老干部的剧本，一年之间，不少老干部被隐隐约约地挖苦得够受了。最近又在话剧、电影题材中出现了“反右”风，看来这种作品正在“方兴未艾”。自从大门敞开，西风吹进以后，科幻、惊险文学顿时席卷文坛，于是我们立刻产生了不少SF作家，连科技出版社也以SF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