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把火柴给我，”我说，“是的，我也愿意回想一下我对于已看过的沈从文先生的作品的印象。但独特的认识恐怕还谈不到。我以为沈从文先生似乎是十年来创作态度最忠实的一位作家了。成为一个好的作家，除了充足的生活经验而外，还只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为创作而创作的忠诚态度。我并不说‘为艺术而艺术’，你可不能误解了。
我说的是一个作家正在从事创作的时候，他对于他的工作不能有一点枝蔓的观念。不要以为我是在拯救劳苦大众，也不要以为我是在间接打倒帝国主义，也不要以为我是在暴露一个烂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丑态，只要认识自己正在写作一个好的作品就尽够了。虽然这所写成的作品不妨产生出以上所说的效果来。沈从文先生，我以为是能始终保持着这种态度的。
“近来有许多人称赞沈先生的《自传》，那的确是一本好书。但我想不把沈先生属之于散文家之列，因为他的作品当然以小说为多。现在让我想一想，我几乎完全忘掉了曾看过多少沈先生的作品了。我以为，《阿丽思漫游中国记》可以算得是一本有趣味的书，但那似乎止于有趣味而已，轻松得很，有许多俏皮的地方，可是算不得好。还看过一些什么呢：《蜜柑》，《石子船》，《从文甲集》，《长夏》，短篇小说集很不少，可是都有一个内容不纯的疵病，我们倘若严格地来衡量一下……喔，我几乎把那本小书忘了，我应该提出这本书来的。在这个集子里的几篇东西，大概是八篇吧，我可记不清楚了，气氛完全和谐，并且可以说是同样的好，我当时看了以后，曾经很喜欢过。我尤其爱那篇《柏子》，现在谁还能写出那样矫健有力的小说来呢？
“沈从文先生是一个有意使自己成为一个文体家的作家，他的这个集子——不错，我抱歉了，我还没有说出那个书名来呢。那是叫做《雨后》，是由一家已闭歇的春潮书局出版的，现在市上不知还有得卖不——这个集子就显然是沈先生的独特的文体的典型了。我以为沈先生的文体，写到《雨后》，正是恰到好处。以后沈先生似乎逐渐地在增重他对于文体的留意，所以在《月下小景》中我们就不免觉得沈先生有点为文体而创作的倾向了。但关于这一点，我可不敢坚持我的意见，也许是我错了，因为从《月下小景》以后，我没有机会更多看过一些沈从文先生的近作。”
主人曰：“听说在文体这方面用功夫的还有一位废名先生，不知你对于他的作品意见怎么样？”
“不错，”我说，“谈到中国新文坛中的文体家，废名先生恐怕应当排列在第一名了。废名先生对于文艺上的低徊趣味似乎向来就很爱好，我们从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中已早看出了这个倾向。在写《竹林的故事》的时候，废名先生的写小说似乎还留心着一点结构，他在写第一句的时候，正如大多数别的作家一样，他多少总知道了在他自己的笔下将写出怎样一篇小说来。但是在写作《枣》的时候，废名先生的写小说的态度，似乎纯然耽于文章之美，因而他笔下的故事也须因文章之便利而为结构了。从《枣》而《桥》而《莫须有先生传》，这种倾向便愈加发挥得透彻，废名先生遂以一个独特的文体家自别于一般作家了。
“看废名先生的文章，好像一个有考古癖者走进了一家骨董店，东也摩挲一下，西也留连一下，迂回曲折，顺着那些骨董橱架巡行过去，而不觉其为时之既久。而他的文章之所以使你发生摩挲留连之趣者，大抵都在于一字一句中的‘俳趣’，——这是日本人的说法，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起来，也就是所谓‘涉笔成趣’。
“涉笔成趣，谈何容易，在作者是要能自然，此趣才显得灵活生动；在读者是要有会心，此趣才能被领受到。对于别人的文章有会心者能有几人？而况此会心尚各有深浅远近之不同。所以废名先生的文章不容易获得大多数的读者。夫文体家岂必责其大众化乎？再说作者自己这方面，我既拈出‘自然’二字，则我对于废名先生的《竹林的故事》以后的三本著作之选择标准，自当以此为归。我以为我应当推举他的《枣》。
“我虽然不说《桥》与《莫须有先生传》的文章技巧有多大的不自然处。但你既限定我每人选择一本书，则我以为《枣》这一集中的文章似乎更自然一点。在《桥》与《莫须有先生传》中间，废名先生似乎倾注其全力在发挥他的文趣。希望过高，常常不免有太刻画的地方，或者是迂气，或者是饤饾气。在《枣》这一集中，幸而他还有一点写小说的欲望，在有意无意间来几句洒脱隽永的文章，遂有点睛之妙。但是在《枣》这一集中，也未尝没有使人憎厌的地方，其他的我可记不起了，现在只仿佛记得有篇题名为《四火》的，最后一段文章，是复述了一个民间的笑话，以鸡谐音为×（从尸从穴），在作者或许以为很有谐趣——或说幽默，但我们看了之后，总不免横眉，以为恶札也。
总之，大醇小疵，人人都有一些，我这个意见，或者竟是太过分了些亦未可知。”
“哦，领教了。你似乎……”
“丁零零……”门铃响了。
仆人去开了门，进来的是一位女客，主人忙着站起来招待客人了。我喝了一口茶，拿了帽子，趁机会告辞了。
“怎么，你走啦？我们还得讲下去。”
“不成，一则时间迟了，二则我已经上了你的当，雌黄了不少的人，我不能再胡说八道下去了。叫人家听见了说不定要不痛快。虽然我早就说明这是我一个人的意见。”
“那没有关系，你自己也说过的，聊资谈助而已。明天下午你非来继续下去不可，我给你预备着上好的烟和茶。”
“好吧，明天下午上完了课再来。可是我不爱喝清茶，你费心给预备普洱罢。”
我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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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书（下）
星期三下半天，没有课，可是下着雨，怕出门，就躺在床上抽烟。一会儿，听差来说：“有电话。”
电话是星期日在他家吃饭的朋友打来的。
“今天下午没有课吗？”
“没有。”
“没有课，到我这儿来谈谈。红茶和烟都预备着啦。”
“可是天下雨，今天怕出门。”
“怕雨！没的事。天晴也是雇洋车，下雨也是雇洋车。来吧！”
“对不起，今天实在不想出门啦。”
“噢噢，还有一个消息得告诉你，昨天买了几块绍兴新出土的晋砖，你来时可以看看。”
“什么？你又买了几块晋砖？来来，马上就来赏鉴！”
于是我又到了“惜梦轩”——我那朋友的书斋，分宾主坐下。我抽了他一支红马牌的纸烟，刚想说话，主人却抢着开口“那天来了一个女客，把你的话打断了，可惜得很，今天不妨再继续发挥一点高论。”他说。
“女客不来，我的话也已经完了。您叫我怎么样继续？况且……”“你别‘况且’……我想你那天讲不了几个人。文坛上的作家多着呢，还有许多人，你一定对他们有一些特殊的意见的。反正彼此闲着，何不说说？”
“不成，文坛上的作家果真多，可是我却看不了那么多的书。”
“哎，你老兄太呆气了，你就姑妄言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反正没有人根据你的话给诺贝尔文学奖金。”
“好好！我讲我讲……可是该从什么地方讲起呢？”
“就从女作家讲起吧，冰心，丁玲，还有谁？冰莹，凌叔华，都行。她们的代表作该是哪一本书呢？”
“冰莹我不能说，我实在只看了她一本《麓山集》和一本自传。恐怕不能代表她的全豹。其余三位倒可以并起来谈谈。这三位女作家，论她们在文坛上著声望的先后，该是冰心第一，凌叔华第二，丁玲第三。她们都写小说，也都以小说成名。可是对于冰心和丁玲两位，我却不想举出她们各人的一本小说来作为她们的代表。冰心的小说不多，我不记得一共出版了几本。我自己只读过了《超人》和《往事》两本。我以为冰心毕竟是五四时代的作家，她的小说也只是开风气的作品。现在我们看《超人》一集中几篇作品，多少总觉得幼稚了。至于她以后的作品，题材总还是那么狭隘，感情总还是那么纤弱，若不是她那纯熟干净的笔致足以救济，或说遮掩了这种弊病，真是很危险的。冰心又以诗名家，可惜她的小诗又是‘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作品。《繁星》、《春水》以及后来的诗作都是一贯的绝句风的诗，仅有玲珑透剔的佳句，但不可能成为诗坛的奎宿。
这种情形，我相信，或许正是女流作家的优点，但我既然不主张把男女作家的作品分两种标准来衡量，那么也只好委屈她们了。现在我宁愿推举《寄小读者》为冰心的代表作，这意思是表示我宁愿认她为一个散文家，因为一个好的散文家，可以奄有诗人和小说家的长技。虽然在《寄小读者》一书中有许多吟味中国旧诗的辞句，我还嫌她太迂气了一点。
“至于丁玲女士呢！我本该举她的《在黑暗中》为代表作的。平心而论——我为什么要说一句‘平心而论’呢？你知道，我对于文艺作品实在没有政治上的偏见，丁玲女士的作品，从《在黑暗中》起一直到《母亲》止，我统统都看过，而不幸我以为还是《在黑暗中》写得顶好。写了《在黑暗中》以后的丁玲，她一定能够写得更好些。可惜不久她就转变了。我也不说一个作家转变了之后，作品就一定会坏下去，但大多数的作家却是如此。这是事实，或许是中国的特殊情形亦未可知。从技巧上说起来，丁玲的小说无论如何总以《在黑暗中》为最好。但是这个选举一定有许多人不能原谅我，好吧，这里我就让步了，我改讯母亲》吧。《母亲》确是一部经过了长时期的考虑而写出来的文章，有作者所要表现的思想，有所谓准确的意识，但是这些都依靠了一个真实的内容。她要写她自己的母亲的一生，这不是凭空虚构的作品。然而这并不是小说，这是一种新形式的传记。
“现在我们要谈到凌叔华了。她是一个稀有的短篇小说家。我看过她三本书，《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也许这是她已出版的全部短篇小说了。手头没有书，而且我看书又向来只是留一个印象就算数，我不能仔细地说出她哪几篇特别好，或是什么地方好。但总之我以为凌叔华是一个懂得短篇小说作法的人。她的小说，给予人的第一个好感就是篇幅剪裁的适度。使读者，或是毋宁说使我，不感觉到她写得太拖沓了，或太急促了。在最恰当的时候展开故事，更在最恰当的时候安放了小说中的顶点。有几篇小说似乎根本没有什么结构（Plot），但也决不使人以为是一首散文诗，如冰心的《超人》中那篇《笑》和《最后的使者》一样。这种小说恐怕是间接地受了柴霍甫之影响，而直接地受了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儿及蕙儿荪（RomerWilson）之影响的，我猜想。”
“那么你以为凌叔华的三本小说中，该以哪一本为当选代表作呢？”主人说。
“不错，我忘记了投票。现在，你写着吧，我投一票《花之寺》。”
“奇怪！”主人很怀疑似地望着我，“对于你所曾论到过的作家，你差不多完全举他们的早期作品或甚至处女作为代表，难道你以为这许多作家都只有退步而没有进步吗？”
“不错，这句难怪你要提出来。我似乎确实犯了这样的嫌疑。近代的小说家，不单是中国的，就是外国的也如是，才气似乎总不能愈写愈旺。可以说有许多大名鼎鼎的作家，其成功只在于早期的一本书，而以后却无以为继了。而这情形以中国作家为尤甚。
中国作家之所以后不如前者，大约可以有两个原因。第一，使一个作家成名的处女作或早期作品，一定是他或她最最努力的作品，及至既成名以后，需要他的文章的地方多，或是他或她需要以文章来换钱了，而自己的生活却从这时起脱离了十字街头而高踞于象牙之塔中，这样，写出来的作品就反而没有从前那么好了。第二，中国现代作家适当生在一个动乱的时代中，思想每每会发生剧变，一个持恋爱至上说的浪漫主义者会一变而为极严肃的社会的写实主义者。然而，不幸得很，人的根性似乎总是不容易动摇的，尽管你意志坚强地把自己的意识形态转变了过来，但这一支笔下所写出来的文章总免不了雕琢镂刻矫揉造作的痕迹。再加上一个刻板公式的限制，写作时尤其要念兹在兹，因而总不能超过了从前做一个自由思想的作家时的业绩。”
“这样说来，让我们把第一个理由影响之下的作家按下不题，而就你的第二个理由说起来，那么你以为中国的作家的转变都是他们的损失么？你以为中国左翼文学都是要不得的么？”
“是的，我以为可以这样说：中国的一些从前曾经是属于自由思想者之群的作家，他们的转变，在别方面也许是一种利益，但在他们的文学事业上，却实在是一种损失。
但是我们只能痛惜这种损失，而不必希望他们不转变，因为他们的生命也许从此而伟大了。我们只能招怪自己的不能随之改变，而死抱住文学不放。至于说中国左翼文学都是要不得的，我记得我并不曾表示过这样抹杀一切的意见。但是我始终相信，一个半路出家的和尚多少总会随时流露出一点在家人的行径，所以准确的左翼文学必须由那些小沙弥来建设起来的。”
“那么，我们就谈谈小沙弥吧。你以为，在小沙弥之群中，谁可以值得我们首先提到呢？”
“这方面，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