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衡当时正在“四面楚歌”的形势中，我不理解那个书局为什么想到请杜衡去编文艺刊物。上海有许多书局、书店，淞沪抗战之后，正在逐渐恢复元气，新的文艺刊物正在纷纷出现，为什么张静庐要把杜衡拉进来，不让他去编另外一个刊物。再说，杜衡参加了《现代》编务，也不能扼杀那个书店的创办文艺刊物的计划，他们总会找到一位适当的编辑。这些情况，我当时实在不能理解。张静庐把杜衡去另编刊物看作是他营业上的一大威胁，我把杜衡参加《现代》编务看作是《现代》的一大不利。这样，我们劳资之间相持了半个月，最后是资方胜利，《现代》从第三卷第一期起由我和杜衡共同署名主编。
从此杜衡也成为现代书局编辑部的成员。
去年，有一位研究新文学史的青年来访问，他问我：“《现代》到底是几个人编辑的？”我说：“第一、二卷是我编辑的，第三卷以后是我和杜衡合作编辑的。”
他说：“好像还有一位编辑。”说着，他拿出从《现代》第四卷第四期中抄录的一条“现代杂志社启事”。大意是从“即日起辞卸现代书局编辑部一切职务，集中绵力编辑本刊，使本刊内容能益臻于充实之境。”下面的署名是“现代杂志社同人施蛰存、杜衡、叶灵凤启。”
重温了这一条启事，才想起当时情况。原来当时的现代书局，由于资方拆伙，经济情况非常枯竭。不知什么人起意，请来了一位新的经理。据说这位经理是带了资金来热心做文化事业的，但我们都不知道他投资多少。这位经理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请来一位新的编辑，而这位新编辑显然是和国民党大有关系的人物。现代书局的编辑部本来只有我们三个编辑，其余便是几个校对员。我和杜衡专编《现代》，叶灵凤主持其他出版物编审工作。此外还有一位宋易，主编《现代儿童》月刊，和《现代出版界》月刊。这是出版科的宣传刊物。宋易兼任出版科事宜，不在编辑部工作，因此好像就不属于编辑部。
新编辑来到以后，虽然没有定名义为主任，但此人颐指气使，俨然以主任自居。我们觉得不能与此人合作，便向书局经理室提出辞呈，辞去编辑部工作，专任《现代》杂志的编辑工作。经理室接受辞呈后，我们便退出编辑部，另外找一个房间，作为《现代》杂志社，同时在《现代》上刊出了这个启事。
叶灵凤本来不是《现代》杂志的编辑，但既然大家都退出编辑部，他在现代书局的工作任务就落空了。因此，我们就请他帮助搜集《现代》的图版资料，作为《现代》杂志社“同人”之一。“同人”并不意味着“主编”，或“编辑”。
辞去编辑部工作，是我们第一步退却。半年之后，书局情况愈坏，门市营业清淡，内部经济周转无术，却还有人千方百计想打进来。我们在这种形势下，觉得已毫无希望，便完全退出现代书局，散伙回家。《现代》杂志由新来的编辑主任请汪馥泉接手编辑，出了一期“革新号”，接着又出版了一期，现代书局便宣告破产，关门大吉。新经理、新编辑抢到了一条破船，真是“好梦不长”。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八日写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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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孔令俊
一九七二年九月下旬，我从大丰干校回沪休息，第二天就到四川北路去看老朋友孔令浚登上三楼扶梯，我照例高叫“老孔”，可是没有照例的回应。以为他家里无人，上楼梯一看，房门都静悄悄地开着。我再叫一声“老孔”，房里出来一人，却是他的儿子。我问：“老孔出去啦？”他儿子不做声，严肃的脸好像不认识我，只做个手势让我进去。我踏进房内，陈设已变了样。烂脚多年不愈的老孔并不躺在那藤椅上。我正要问，他儿子指着五斗橱上，我一看，供着老孔的照片，下面有两个小花圈。
我大吃一惊。怎么，老孔没有了！三个月前，我还来过，他虽然烂脚，精神很好。
我们谈了一阵，我告诉他，我要到大丰五七干校去，回来休息时再来看望他，却想不到我再来时，他已下世。原来他的烂脚是糖尿病毒，所以治不好。
英国诗人苔微思有一首诗，大意说：“年轻时，一家一家的去看朋友聊天，现在年老了，朋友一个一个的去世，不再是一家一家的去，而是一个公墓又一个公墓的去访问朋友了。”近几年来，在上海的老朋友，一个一个地少下去，我也很有苔微思的心情。
今年是令俊逝世十年祭，可是连一片墓地都无可祭扫，我只能写一点回忆记来怀念他，真是“秀才人情纸半张”。
一九二三年秋，我和戴望舒同入上海大学中文系肄业。孔令俊是我们第一个认识的同级同学。我和望舒在校外里弄人家租了一间厢房住宿，课余时间，令俊经常来我们住所闲谈休息。当时，沈雁冰（茅盾）先生也在上海大学任教，给我级讲欧洲文学史，用的教本就是周作人编的《欧洲文学史》（北京大学丛书）。有一天，沈先生在下课后和令俊讲话，好像很熟识的样子。我们觉得很奇怪。事后就问令俊：“你怎么认识沈先生的？”这时，令俊才说明沈先生是他的姊夫。
此后，由于令俊的介绍，我和望舒几乎每星期都上沈先生家去。沈先生白天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星期日有别的事，因此我们总是夜晚去的。开头，沈先生还把我们作为客人，在楼下客座招待；后来，相熟了，就索性让我们到楼上去。沈先生做他自己的文字工作，让我们随便翻看他书架上的外国文学书，或者和沈师母，令俊的姊姊孔德沚，谈谈家常和文艺琐事。那时令俊住在亭子间里，我们有时就到亭子间里去坐，不打扰沈先生的工作。沈师母常常说：“沈先生要创作，我们还是到亭子间里去。”“创作”这个名词是当时新行的，《小说月报》开始标明了“创作”一个专栏，本意是指小说、散文、剧本等作者自写的文艺作品，用来区别于“译作”。沈师母却以为“创作”就是写文章，所以，沈先生明明是正在伏案译书，沈师母却说是“他在创作”。这一事，可见当时有许多人还不清楚什么叫“创作”，甚至连沈师母也没弄清楚。
一九二四年暑假，上海大学迁入租界，校舍在西摩路（今陕西北路北京西路口）。
我和望舒就迁居哈同路（今铜仁路）民厚北里，租住了一个后厢房。搬进去之后，才知道房主人是左舜生，前厢房就是《醒狮周报》社，于是，我们在这里认识了国家主义派的一群人。左舜生的太太脾气很不好，我们在她家里住不到半年，就迁居民厚南里。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倪贻德都住在这个里内，一座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子，就是“创造社”了。
张闻天也住在这个里内，他那时是中华书局编辑。令俊和张闻天的弟弟健尔很熟，因此，我们由令俊的介绍，认识了健尔，又因此认识了张闻天，那时他正在译俄罗斯作家科洛连珂的《盲音乐师》。
不久，令俊随沈先生去广州参加革命，到了武汉，国共分裂，他亡命回来，才重又会见。这时，令俊没有工作，想编一部《五卅运动史》，来和我商量。我把家里所有的报刊资料都找出来给他，他自己也搜访到不少资料，编成一本初稿，请蔡元培题了书签。
但这部书始终没有出版。一九二八年，令俊到杭州去做党的地下工作，住在戴望舒家里。
望舒有一个姊姊，青年居孀，住在娘家。令俊和望舒的姊姊发生了恋爱，以后二人就双飞到天津同居。令俊在天津女子师范任教，可能还做党的工作。因为不久即被捕入狱。
令俊在被拘押期间，曾托一位王某，也是党员，照料戴氏。岂知王某与戴氏也有了恋爱关系，二人就双飞南下，到了上海。令俊出狱后，人去楼空，也回到上海。此事望舒极为恼怒，拒不与他们三人相见。于是我和令俊也形迹疏远了好久。直到一九三五年，令俊想编一本《现代作家书简》，来向我要资料。我乐助其成，供给他一批文友信札。此后，我离开上海，接着就是八年抗战，到胜利复员回来，才重又会晤。
解放后，春明出版社资方去了台湾，请令俊去担任经理之职。令俊最初不想去做这个资方代理人，我劝他答应下来，因为我看出解放后出版事业大有可为，令俊手头有一个出版社，可以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上多做一些工作。于是令俊去当上了这个出版社的经理，拉我去担任总编辑。从此，我和令俊每天见面，正如在上海大学读书时。但这一段时间，不过三个月，我觉得这个总编辑不易做，就辞卸了。一二年后，出版机构大改组，春明出版社不复存在，在几次政治运动的大波荡中，我和令俊的关系愈疏，每年不过见面两三次，如是者十多年，从一九七一年开始，才比较的常见，可想不到他很快就过去了。
我和令俊有五十年的交谊，虽然时亲时疏，却也非常了解他的为人。他对文艺是有热忱的，可惜才分不足，写过几个剧本，几本杂文，都不能出色当行。但他编的《小说史料》、《现代作家书简》，却是至今还有用的书。《五卅运动史料》所收资料，在今天看来，可以说是很丰富的，可惜这部稿子没有出版。他的文艺工作，大概在抗战时期最为活跃。他办过戏剧学校，编过剧本丛刊。沈先生在香港编《文艺阵地》，由他在上海负责排英校对、出版工作。这些都是我所知道的他的文艺业绩。
令俊的为人，心直口快，喜怒即形于色，所以常常容易和人冲突，但本质却是忠厚的，初到上海时的生活，天津回来后的一段时期，大概经济方面非常狼狈，不得不依靠他姊姊的支援。近年间，沈先生在他的回忆记中，曾有好几处提到令俊，语气之间，似乎很有不满，我觉得有点意外。我看过沈先生给令俊的许多信札，一向都是信任他，鼓励他和热心帮助他，不知道为什么晚年来，在沈师母故世之后，忽然态度一变，对令俊深致不惬，不惜形之笔墨，这一情况，我觉得不可思议，莫不是令俊在晚年时对沈先生有过什么大不敬吗？这就不是我所能了解的了。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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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
一九二七年三月，国民革命军推进到上海、南京，蒋介石立即篡夺国共合作的革命成果，悍然反共。四月十二日，在广州、武汉、南京、上海各地，利用国民党右翼分子和流氓，对国民党左翼党部及中共地下党部来一个突然袭击，干了大规模打砸抢的暴行，枪杀或逮捕共产党、团员和革命群众。当时，我和戴望舒、杜衡，都在震旦大学肄业，都是共青团员。在白色恐怖的威胁之下，撤离校舍，暂时隐避。一星期后，我回到松江家里，望舒和杜衡，也回杭州老家。由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扩大反共，杭州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形势，望舒和杜衡感到家居非安全之计，就到我松江来暂祝我家里有一间小厢楼，从此成为我们三人的政治避难所，同时也是我们的文学工常我们闭门不出，甚至很少下楼，每天除了读书闲谈之外，大部分时间用于翻译外国文学。
记得最初的几个月里，望舒译出了法国沙多布易昂的《少女之誓》，杜衡译出了德国诗人海涅的《还乡集》，我译了爱尔兰诗人夏芝的诗和奥地利作家显尼志勒的《倍尔达·迦兰夫人》。
大约在七八月间，望舒对这样孤寂的隐居生活感到有些厌烦，决计到北京去玩一趟。
他要我和杜衡同去。我因为正在参加松江联合中学的筹备工作，走不掉；杜衡只想等形势缓和一些，回杭州去，因此也无意北游。于是，望舒独自到了北京。
望舒并没有亲戚朋友在北京，一个人住在一家小公寓里，玩了几天，就感到寂寞。
他原先想进北京大学或中法大学，但是看看北京的情况也不好，便打消了这个企图。这时，他认识了一群正在开始写作的文学青年，他每次来信，都提到几个新交朋友的名字，其中就有姚蓬子、冯至、魏金枝、沈从文、冯雪峰等；莽原、沉钟两社的人，差不多都认识了。丁冰之（丁玲）是上海大学同学，本来认识的，这一回又在北京遇到，由丁冰之而认识了胡也频。
望舒在北京大约耽了两个月，就回来了。先在杭州家里住了几天，觉得生活无味，又到松江来祝跟着，冯雪峰寄给望舒的信，经常寄到我家里。因此，我感到，在那些新朋友中，大约雪峰和他交情最亲密了。我和杜衡虽然还没有见到雪峰，但《春的歌集》早已读过，知道雪峰是杭州第一师范的湖畔诗社中人，他的名字是和漠华、修人、旦如、汪静之连在一起的。我们又读过《新俄文学的曙光期》，这是雪峰译的，但署名却是“画室”。我们本来不知道画室就是雪峰，从望舒的北京来信中才知道。我们的情况，望舒在北京时一定也曾向雪峰介绍过。因此，雪峰的来信中，有时就用“你们”，可知那时我们和雪峰已有神交了。
一九二七年腊月，或者已经是一九二八年了，雪峰来了一封信，说打算回南方。但是有许多事纠缠着，一时还走不成。他还问，如果上海没有地方住，可否到松江来歇脚。
我就让望舒复信，欢迎他来，我们的小楼上还可以安一张床。这封信去后，过了几个星期，雪峰忽然寄来了一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