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郭沫若的《争座位帖》
一九三五年，孔另境计划编一本《现代中国作家书信》，向朋友中间征借书信。我捡了几十封作家书信给他，他都编录在那部书里了。抗日战争爆发，我存放在松江的一切书籍、文物，连同家具、衣服、房屋，全毁于炮火和盗窃。所有作家给我的书信，也都片纸不存。最可惜的是还有些鲁迅、茅盾、老舍和郁达夫的信，当时不愿全部交给另境去发表，铸成了大错。倒是交给另境编录的那些信件，再也不会消失的了。
另境去世以后，他的女儿海珠在父亲的遗物中找到许多作家书信，有些是一九三五年没有编录的，有些是另境在三五年以后收集得来的。海珠为了继承父志，计划钞录成帙，编出一本《现代中国作家书信二集》，并且还立志要继续编下去，为文艺界保存这一类重要的史料。我深悔自己当年由于吝啬自私而损失了许多三十年代文艺史料，愿意尽力帮助她做成这个有意义的工作。
去年，有一天，海珠拿来一封旧信，是一月十日郭沫若写给我和社衡的。一看信中所述，才回忆起这个本事。我创办《现代》，得到许多前辈作家的支援，惟有郭沫若远在日本，我没有机会登门求助。当时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大多由上海光华书局或现代书局出版，而以叶灵凤为联系人。我曾几次托灵凤代我向郭约稿，始终未能如愿。一九三三年三月，我就冒昧地自己写信给郭，请他为《现代》写一篇关于创造社的文章，因为我正在计划请各个文学社团的主要人物为他们的社团留一个史料。郭先生的复信还是没有允许。没有办法，只好请张资平写了一篇《曙新期的创造社》。九月初，我和杜衡联名去信，请他为《现代》四卷一期特大号写稿。这一次，他同意了，允许把预备让现代书局印行单行本的《离沪之前》先在《现代》上发表。
我取得《离沪之前》全稿后，就把三分之一篇幅编在四卷一期《现代》中。这一期杂志应当在十一月一日出版，全稿发交印刷所排印是十月一日。《离沪之前》是散文，恰巧这一期的《现代》另有一篇周作人的散文，我就在目录上把郭沫若的名字排在周作人之后。大约是叶灵凤看见了，写信去报告郭沫若。文稿还在排字房，大约是十月中旬，郭沫若有信给灵凤，通知他把《离沪之前》马上就印单行本，不要在《现代》上继续发表。这封信来得非常突兀，使我们很窘。没有办法，只好在已排印的文末加一行小字，申明本文即将出单行本，下期不再续载。同时和灵凤商量，请他写信给郭先生解释。因为同是散文，故目录上排了先周后郭，但书内正文，郭文并未排在周文后面。十一月初，得到郭先生的谅解，《离沪之前》可以继续在《现代》发表。于是我把第二部分文稿编入四卷二期的《现代》，而在编后记中作了一个说明：本刊上期刊登郭沫若先生的《离沪之前》，本拟不再续载，现承好多读者纷纷来函要求继续刊登，因此又在本期上出现了。
这是欺哄读者的话，读者哪里会知道此中曲折呢？四卷二期《现代》出版以后，为了保证下一期发表的《离沪之前》最后一部分不致再有问题，我和杜衡给郭沫若去了一封信。这封信大概写得非案宛转、非常恭敬，使郭先生的不愉快涣然冰释。一月中，收到他的复信，就是孔海珠给我看的那一封，当年另境有顾虑，没有编入他的《中国现代作家书信》。我把它题为《郭沫若的〈争座位帖〉》。
这封信的全文是：
大札奉悉，前致灵凤函，所争非纸面上之地位，仆虽庸鲁，尚不致陋劣至此。我志在破坏偶像，无端得与偶像并列，亦非所安耳。大致如此，请笑笑可也。专复，即颂撰安杜衡施蛰存二先生郭沫若一月十日今天的报刊编辑同志，读了我这段回忆记，一定会感到新奇，或者惊讶。但是在三十年代做报刊编辑工作的人，常常会碰到这种情况。稍一不慎，便遇到麻烦。大作家不容易侍候啊！
八、文章含蓄
三十年代，在上海租界当局的容许范围之内，写无产阶级革命工作的小说，另有一副笔墨。它们必须避免一些说明，故事情节的发展，必须省略一些枢纽。整个故事的前因后果，要读者自己去体会。有些天真的读者，特别是内地的读者，他们不了解革命斗争的形势，更不了解作者的处境，对于这些小说，常常感到“朦胧”。《现代》杂志上有好几篇小说，曾招致读者来信，要求解释。他们提出了许多“为什么”？作为编者，我感到很难答复。我不能为作者作笺注啊！最初，我只是答复一信，略略解释一下，对付过去。
在第三卷第二期的《现代》上，发表了适夷的一个短篇小说《死》。小说的内容是一个化名“李大姐”的女同志，夜晚在西藏路上被国民党特工绑架逮捕后，受到严刑拷打。特工要威逼她供出同志的地址，李大姐坚持不屈而死。作者在这篇小说中着重描写了李大姐当时的心理状态。在酷刑和侮辱之下，她曾经想屈服。经过思想斗争，认清了革命的意义，生和死的意义，终于坚持下去，为革命而牺牲。但作者在这篇小说中，没有说明李大姐是何等样人。她为什么被绑架？那个“黑大个子老王”为什么要绑架她？
他要逼她说出来的是个什么地址？
两个月之后，反应来了。我收到一封署名“石心照”的读者来信，全录于此：编辑先生：当我看完了三卷二期适夷君作的《死》以后，我的脑子昏昏乱乱，几乎令我不知所看的是什么。于是又反复看了有四次之多，但是始终看不清到底所写的是什么。
一、为什么那个女子走在大街上被黑大个子老王架上汽车？是不是绑票？（但是那女子是穷的。）一、老王是个作什么的？
一、用抽打刑罚逼那女的说些什么？
还有，“上海足足弄掉了二三百个地方……用木壳枪保护你，用不着怕……”这是不是逼亲，或旧小说上的抢亲？但是……（真不明白）还有（多着呢，不说了。）就以上的问题，我费了三周夜的思索，始终还是不明白。现在请问编者对于我的这几句话有什么意见。
最后，我要说的是：文章虽然贵乎含蓄，但是含蓄得太高深了，也只有作者（或《现代》的编者）能懂得。
愚笨的读者（如我）是一点也不懂得。哎，只怨我少念几年书吧Ｊ恼沾诱夥庑诺氖鹈靶恼铡笨蠢矗也孪胝夥庑挪荒艽诱嫖淖秩ダ斫狻Ｋ⒉皇钦娴目床欢端馈罚窃诜泶套髡撸彩窃诜泶谈锩难АＮ已芯恐螅醯貌荒艽哟诵潘硐值奈淖忠酝馊ゴ鸶础Ｍ保蚁肜谜夥庑爬垂鸶匆郧坝行┱媸强床欢亩琳呃葱拧？
我作了这样的答复：
心照先生：
你的来信始而使我们惊诧，终而使我们感叹。你对于适夷君的《死》所发的几点疑问，请原谅，我们也没有可能从事社会革命的女性因政治关系而被捕的情形。
此外，我们没有什么好说，只能请你把那作品看一个第五次。
你说“文章虽然贵乎含蓄……”但我们不得不告诉你，在目前形势下，有些文章是不得不含蓄，倒并不是故意卖弄机关，以图欺骗读者。写文章而不会含蓄，在今日之下所能遭到的运命，想来你也不至于完全不知道吧①……编者①最近看到英译本中国短篇小说选集《草鞋脚》，适夷同志的这篇《死》也已选入，可知它不是看不懂的。
这最后一段复信，我以为可以使这位读者“心照不宣”了。不过，我觉得，大多数读者是真的看不懂。就在第三卷第六期的《现代》上，发表了一篇金丁的小说《两种人》，内容也是描写了一个特工绑架一个革命青年。其中有两句道：一辆汽车从爱多亚路转角处开了过来。
“上去！”
有一位读者来了一信。他说，只有人跳上电车，没有听说可以跳上汽车。况且此人还挟了一个人，怎么能跳上在驰行的汽车呢？这是一个天真的读者，他的语文水平肯定是较低的，至少他不能了解上海人的口语。我不得不向他解释“一辆汽车开了过来”的意义是汽车开到身边停下。而不是“开过”或“开着”。这虽然是一个修辞问题，但作者这样写，其实也是一种“含蓄”。
九、特大号和专号
三十年代的定期刊物，在创刊和每卷开始的时候，通常都增加篇幅，称为“特大号”。
这也许是从日本出版界传来的风气。编刊“特大号”的意义，首先是为了吸收预定户。
因为每本“特大号”的零售价贵些，对预定户则不增价，这样就有人愿意预定了。其次是刺激销路。一本“特大号”刊物，非但篇幅增加，内容也比较充实、丰富些。它给读者以好印象，可以保证以后各期的销路。
我编了三年《现代》，对于“特大号”的作用，和期刊读者的心理，颇有体会。一九三二年五月，《现代》创刊的时候，正当淞沪抗日战争之后，上海还没有一个文学刊物，无论是大型的或小型的，因此，用“生意经”的话说，它是“独家生意”，用不着宣传、刺激。创刊号共一九八页，定价三角，显得还便宜。初版印三千册，五天卖完，又再版了二千册。第二期共一三八页，初版仍印三千册。因为知道刊物总是第一期销路好些，有许多人买了第一期，不很中意，就不买第二期了。但这时候，创刊号在内地，如四川、广东等处，才发生影响。因此，创刊号又添印了一千册，第二期也相应地添印了二千册。从第三期至第六期，每期都有一百三四十页光景，定价都是三角。各期销路，升降于四五千册之间。看情况，有下跌的趋势。
一般月刊，都以一年十二期为一卷。我把《现代》改作以半年六期为一卷。故十一月份出版的第七期成为第二卷第一期。这一期是“创作增大号”，共二一八页，较创刊号多二十页。零售每本五角，预定户不加价。这一期内容编得相当整齐，选稿标准也较高。出版后，颇得读者好评。添印二版，一共卖了一万册。从此，我体会到“特大号”的刺激力。第二卷第二期至第六期，每期都仍是一百三四十页。第一卷每期的平均页数是一百四十五页，第二卷的平均页数是一百四十八页，对出版商来说，成本并没有提高，但销数激增，利润就厚了。
第三卷第一期是“五月特大号”，文字只有一七六页，并无“特大”之处。于是我选印了一册《现代中国木刻逊，收夏朋、陈烟桥、何一川等木刻八版，作为别册附赠品，这也是从日本刊物学来的办法。这一本木刻选，当时也颇受欢迎，因为木刻正是一种新兴艺术。由于它是夹在本期《现代》中的单行本，读者买去后就另外收藏，近年来我看到几套全份的《现代》，都不见有这一本附赠品，可知它极容易散失。
第三卷的《现代》已不能保持每期一万册的销路。一则由于本身内容不免低落，二则生活书店的《文学》已异军突起，分减了一部分销路。我在第四卷第一期编刊了一个“十一月狂大号”，共二七八页，挺厚的一本。这个“狂”字虽然很有效果，但也仅仅使《现代》的销数维持在七千册左右，不致一落千丈。这一卷《现代》各期的平均页数是一九○页，对出版商是没有什么利润了。
从“特大号”而“增大号”，而“狂大号”，我觉得这条路子已经走尽，翻不出什么新的花样了。第五卷第一期的《现代》是个二一八页的普通号，不作任何宣传。在第五卷第六期，我编刊了一个《现代美国文学专号》，全书四百多页，是郑振铎为《小说月报》编的《中国文学专号》以后的最大专号。这个专号我经营了三个月，自己觉得编得还相当整齐，读者的反应也不坏。
接着，第六卷第一期的《现代》又是一个三一六页的特大号。连续二期《现代》，总计有七百多页，应当是一个有效的刺激，然而这两期的销路却不到四千册。这是因为现代书局资方内哄，吵着要拆股。流动资金抽竭，放在外面的帐款收不回来。因此，管出版的人不敢多印，只印三四千册应付门市，而大大地减少了对内地的供应。
第六卷第一期的《现代》是我和杜衡编的最后一期。当时现代书局已换了主人，编辑部也来了新的负责人，我们便辞职退出。我原先计划从第五卷起，每卷第六期编一个外国文学专号。第五卷第六期的《现代美国文学专号》是预备为第六卷第六期的《苏联文学专号》打掩护的。哪知道“天有不测风云”，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今天翻阅旧刊，真有点西楚霸王的感慨：“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十、《现代》的编者
《现代》创刊时，虽然由我署名主编，但参加这个刊物的设计和筹备工作的，还有戴望舒和杜衡。在《现代》以前，我们办过《璎珞》旬刊、《无轨列车》半月刊、《新文艺》月刊，还有一个流产了的《文学工撤。对于编文艺刊物，我们已有一些经验。
从《无轨列车》开始，冯雪峰一向和我们的文艺活动有密切的关系。我请戴望舒选编新诗来稿，并主持法国和南欧文学的编辑事务。刊物出版后，创作小说的来稿肯定是最多的，我请杜衡担任一部分创作小说的审稿工作。冯雪峰答应向鲁迅联系，经常为《现代》写稿。他自己也答应为《现代》写或译一些新兴文艺理论。由于这几位老朋友的支助，《现代》创刊才得实现。
不久，戴望舒出国，杜衡的论文引起了“第三种人”的轩然大波。以后各期的编务，才由我独力承担。编到第二卷第六期，当时上海有一家书店，在计划创刊一个大型文艺月刊，托人请杜衡去主编。现代书局老板张静庐为了营业竞争，不愿意让杜衡去另辟天地，就找我商量，他竭力主张请杜衡加入《现代》编务。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
杜衡当时正在“四面楚歌”的形势中，我不理解那个书局为什么想到请杜衡去编文艺刊物。上海有许多书局、书店，淞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