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杀敌少也有二十，
那会刚到干谷，
等实际清点尸体
所得仅只一具。引自陆军H。朱厄戴恩中校，《别动生涯》（牛津，1934），页246。或见T。培根，“侄儿拉尔夫及埃德蒙·科瑞克致叔父查尔斯·巴林坦爵士与内弟培根先生书信集”，拉尔夫·科瑞克信件，1914年12月20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海军少将道格拉斯·布朗里格爵士，《海军战时信件检查员之泄密行为》（伦敦，1920），页188；亨利·科特尼，“书信集”，序号8/147，1916年11月26日，伯明翰大学图书馆科特尼藏书；陆军杰弗里·波勒德上尉，1914年10月19日，收劳伦斯·豪斯曼（编），《阵亡英军书信集》（伦敦，1930），页219—220；陆军E。丹聂尔少校，“致母书”，1914年12月26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詹姆斯·琼斯，《惨淡的红标线》（纽约，1962），页300；陆军罗兰·欧文中尉，“家书集”，致父母书，1914年9月30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
第一部分：战争欢愉战争欢愉 10
当时的虚报人数，已被广为承认。陆军中尉罗兰·H。欧文在1914年10月13日给父母的信中以没有“趣事”相告为憾，实在是因为“谁都不可能所有东西都看到，确实知道的就更少了”。要想知道惨事，他接着说，得去问英国兵。比如有个士兵给他描摹了一桩近事，而事情发生时他是在场的，也就知道那人是在信口开河。陆军罗兰·欧文中尉，“家书集”， 1914年10月13日致父母书，页40，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当时的纪念品交换也很红火，二线士兵都希望换些钢盔、刺刀、步枪之类，好带回去向爱人炫耀，以证明自己并没有信口开河。尤金·斯莱吉，《与老友在珀莱琉和冲绳的日子》（纽约，1990）页120及托拜厄斯·沃尔弗，《军旅险恶：战败记》（伦敦，1994），页15—16。
虚报数字的风气尤以空军为盛，这是因为飞行员的地位与其击落的敌机数直接相关（实际上，敌机被击毁的很少）。一战的王牌飞行员、空军上尉艾伯特·保尔便曾向父母保证，休假回来一定告诉他们很多“奇闻趣事”，当然他也承认，在回来前，那些故事很可能会“变得更充实、丰满些”。R。吉尔南，《空军上尉艾伯特·保尔》（伦敦，1933），页45。二战中，英国皇家空军某基地的夜间飞行员虽从没见过空战，却一直把它挂在嘴边。有名飞行员曾评论说，“在时速400公里时掉头，你根本看不见吊舱，更别提后面还有架德国飞机盯住你的屁股不放了，”可这位夜间飞行员从没打过仗：日间战斗中队（他们倒是常有战斗任务）怎么说他就怎么说，也不管实际情形是怎样。T。帕特森，《战争、作业中的精神面貌：军队管理新法》（伦敦，1955），页88。
如此夸张地描述杀伤，与讲故事无异。之所以有“吹嘘杀人”的冲动，是因为百姓爱听。一个有趣的例证是引言中提到的威廉·威利斯1917年5月4日写给卢特勒尔小姐的一封信。威利斯知道，他的女通信人对打斗有自己的浮想，自己只有投其所好。他承认想把信写得“有趣些”，可也没有人可以指他说谎：“我写的都是实情。”这封信时而咋咋呼呼，时而平淡无奇，言语间的敏感还有悖常情。15000名德国兵冲了过来，他们人多势众，我们只有几百人，却打退了这帮人，他们因此损失惨重。我们杀呀杀，直到腻烦了这满眼的鲜血、尸体才住手。我一路杀来，已经记不得确切的数字了。上面让我们排往上冲，我们与敌人狭路相逢。他们果然和传言中的一样，非跑即降。这么多人没法生擒，只有统统杀光。平日学的拼刺刀，这会儿终于派上用场了。你想，我们就32个人，面对300来号敌人，却如此英勇，并制服了他们，难道不该引以为傲？本书收录的许多战场见闻，有许多相同的地方都可以在这封信中见到：比如逆境中取胜、对手全无斗志、杀人成百上千、引杀戮为豪等。杀了这么多俘虏，威利斯在叙述时丝毫没有顾忌（而且他似乎认为卢特勒尔小姐也不会有什么不安）。但与书中许多其他叙述不一样，他在无意中与所说的事保持了一定距离——在提到刺刀时，他避免提及“我”或“我们”，而是选择了“无主句”。威廉·威利斯，“致卢特勒尔小姐信”，1917年5月4日，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这里指拉尼库尔特一役。
威利斯之急于讲故事和卢特勒尔小姐之乐于听故事，不只是他们个人的冲动。如果见面时就被问到，“你杀了多少德国人？”有些人会反驳，“能保全性命就不错了，哪还敢说什么杀敌？”锡德·肯普，“追念：西肯特皇家第六军团在1914—1916”，页4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可另有些人则乐于编故事，哪怕实有其事，也非得把死里逃生说成威风八面不可。因为要是拒绝作答，别人不免怀疑你的身份和能力。无名士兵访谈，收巴里·布罗德富特，《战时岁月1939—1945：全体加拿大人的回忆》（安大略，1974），页395。很少有父亲、丈夫或小伙可以抵住这种诱惑，不往强悍的战士形象上去靠的。
另有一些人，像越战时的杰克·斯特拉汉，情感日丰，直至作起诗来，赞颂毁灭之“美”，写“夏夜星空写意的色调”，还有“律动的爆炸/在夜空中劲舞”。在斯特拉汉眼中，弧光约翰·凯伦，《有枪有车：炮兵部队随军牧师的一天》（伦敦，1918），页21；劳夫蒂·拉吉，《一个人的朝战》（北汉普顿郡，1988），页52；威廉·梅里特，《河水回流的时候》（雅典，1989），页142。
比地震还要让人振奋，当你
被这可憎的冲击波撞上，只有笑，
方才意识到打仗还能这么有趣。杰克·斯特拉汉，“一道弧光”，收杰克·斯特拉汉、彼得·霍伦贝克、R。巴思，《越南文选：均衡视角》（费城，1985），页16。另见詹姆斯·伊斯曼、沃尔特·哈纳克、劳伦斯·帕泽克（编），《王牌驾驶员与空战大捷：美国空军征战南亚1965—1973》（华盛顿特区，1978），页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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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E。梅里特在《河水回流的时候》（1989）中抱怨，以前没人告诉他战争有如此画意，尤其是爆炸时声光辉映，甚至值得买票去看，“就像电影”。威廉·梅里特，《河水回流的时候》（雅典，1989），页102—103。也常有人以诗的语言谈论海战。1942年时，诺曼·汉普森正在英国皇家海军舰艇“康乃馨号”上服役。他沉迷于船体之“修长、灵巧”，试图以诗来抒发自己的感情：
请原谅如果所有洁净的和美好的
五彩华章和亘古就有的浩瀚
间或会凭妖娆的歌声把我们征服，
使我们全然忘却胸中杀念。
经由平日里反倒拘谨的嘉年华会
死亡的汗液冰凉似露水坠下；
连脚下灰头土脸用于杀戮的器械
也一身端庄驶向未来的希望。诺曼·汉普森，“轻型护卫舰”，收布赖恩·加登纳，《暴雨：二战诗人1939—1945》（伦敦，1966），页117。
搜罗战利品
正如布洛伊勒斯在本章开篇所说，在整套战争程式中不乏狂欢的情绪。幽默可以是语言上的冷嘲热讽：澳大利亚籍轰炸机驾驶员艾尔·平奇兹就记得美军调度员在告诉他轰炸目标并要求他将之“炸到灰飞烟灭”，接着说“此去愉快”时其中包含的讽意。艾尔·平奇兹，其访谈收加里·麦凯，《越南断片：澳大利亚士兵口述战史》（新南威尔士，1992），页169。杀人本身就好比一次狂欢：战斗的装备、脸上的油彩，还有老调重弹的“兽性大发”等，都好似欢宴上的面具：这样才能既颠覆人间的道德秩序，又自视无辜，而且还能在颠覆之余忠于这人心的秩序。拿尸体取乐，历次战争都不乏例子。据随军牧师威廉·爱德华·特鲁里回忆：一战时，士兵们给死尸梳头，和尸骨握手，向断臂敬烟，干什么的都有。威廉·特鲁里教士，《随军记——尼罗河、索姆河和底格里斯河：一个牧师的一战回忆》（都柏林，1968），页101。在布干维尔岛（1944），澳大利亚步兵约翰·亨利·尤恩记起叔父在一战时曾支起具死尸，并把狗吃的饼干塞到那人嘴里。尤恩也学他叔父的模样，让一具日军尸体端坐在路标下，手指着路，抓了簇干草算作头发，头上还扣着个钢盔。那尸体“看上去挺精神”，尤恩看着自己的作品说，甚至懊悔自己没带相机。约翰·尤恩中士，“会战布干维尔岛”，卷一，1944，页68，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类似的，越战中，有的尸体被大卸八块、随意摆弄，还有的被戴上了臂章（或任何可以表明身份的证件）。琼·奥普林格，《一个步枪排长的越南山地回忆》（北卡罗来纳，1993），页169；哈罗德·布赖恩特、小阿瑟·伍德利，其访谈收华莱士·泰里，《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战口述实录》（纽约，1984），页26及251。“一帮地狱客”，有的士兵在给战友拍照时说，手里的傻瓜相机记录下了在尸体前搔首弄姿的胜利者形象。无名越战老兵，受访于马可·贝克，《那片土地：亲历者眼中的越战》（伦敦，1982），页49；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67；丹尼斯·吉钦，《征战宝瓶宫：一美国步兵越战期间柬埔寨边境战记》（北卡罗来纳，1994），页17；华莱士·泰里，《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战口述实录》（纽约，1984），页213；基姆·威伦森，《一场恶战：越南战争口述实录》（纽约，1987），页63。对死尸肆意亵渎，喧闹中尽显拉伯雷式的粗野。詹姆斯·琼斯，《惨淡的红标线》（纽约，1962），页71及埃德·特雷拉托勒，其访谈收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99—100。最昭著者，莫过影片《野战排》（1986），在片中宴会上，请的贵宾却是敌尸。拿死人开这种不经的玩笑，实际把自己也扯了进去，成了嘲弄的对象，让人啼笑皆非。在其《战事无情：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与权力问题》（伦敦，1986），页66中，约翰·道尔只对了一半，他写到“真是不可思议……竟有把德、意士兵的齿、耳、颅骨取来，放到英美国家展出而公众不愤怒的；从中可见“太平洋”战争种族歧视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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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有如此荒唐举动，盖因人在杀人时都喜欢“逞能”。从敌尸上掠点东西作为纪念，即是一端。此种行径无处不有，虽然其可怖程度要因死者的国籍（对日本人，还有朝鲜、越南等亚洲人要比对德国人狠）、下手机会（二战的太平洋战区和越战的巡逻兵要比一战壕堑中的大军有更多的机会）和不同的叙事传统（美国大兵爱谈“剥下敌人的头皮”，“就像印第安人所为”）而异。除此而外，三次大战无甚差别。一战时，人多以纽扣、肩章、短笛、奖牌、头盔和刺刀上的流苏为纪念品。陆军D。安德鲁斯上尉，“日记”，1915年9月25日条，（韦尔肯医史研究所）当代医学文献中心藏、英国皇家陆军军医队2021；托马斯·博文登，“琐忆”，页25，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阿尔弗雷德·邦迪，“战地日记”，1916年10月25日条，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爱德华·查普曼，“法国来信”，致姊希尔达书，1916年10月9日及11月2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乔治·科帕德，《扛着机枪去康布雷》（伦敦，1980），页88—89；杰拉尔德·丹尼斯，“厨子的珍馐（1916—1918）”，页40，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锡德尼·洛克伍德，“一战忆旧1914—1918”，页59，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锡德尼·罗杰森，《十二日》，1930年首版（诺里奇，1988），页57；陆军O。泰勒少校，“曾经迫击炮兵记事”，（年代不确）1月21日条，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在加拿大第一分遣队的日子》（多伦多，1915），页63。连年轻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也以一块血迹斑斑的手帕赠与弟弟，那是从一名德军飞行员的口袋中搜罗到的。威尔弗雷德·欧文致科林·欧文信，1917年4月9日，收哈罗德·欧文、约翰·贝尔（编），《威尔弗雷德·欧文书信集》（伦敦，1961），页451。他要后者把手帕保存好，回来好给他。相比之下，爱德华·格洛弗在无人区游荡，敲下死去的德军牙齿时遇见的专取敌人耳朵和牙齿的推销员，甚至可算无伤大雅。爱德华·格洛弗，《战争，施虐狂及和平主义：随笔三篇》（伦敦，1933），页17。
1939年的战争记事中，有关取人尸块的描写更加惹眼，至少人们更能接受此类叙述了。在太平洋战区，日本女人在被杀害（或俘虏）后，甚至会被割下乳防。比尔·斯蒂文斯、埃迪·罗宾逊访谈录，收玛丽·莫特利（编），《隐身兵：二战黑人士卒体验录》（底特律，1975），页78及113—114及无名黑人穆斯林海军陆战队员，其访谈收马可·贝克，《那片土地：亲历者眼中的越战》（伦敦，1982），页50。时在海军陆战队第一师服役的“大锤”尤金·B。斯莱吉便曾亲见。初上战场的斯莱吉是个坚定的基督徒，战争间隙还时常祷告。可他也有过取人尸块的念头。在80年代初接受访问时，他谈到了自己第一次见人从尸体身上取战利品，那是在太平洋上的珀莱琉岛。第一次见到战友拖着日本伤兵满世界跑要赏金，好像地上的不是人而是“畜生”时，他很震惊，可也承认“没多久就习惯了”。他介绍战友是如何拔金牙的：把刀尖抵在死人的牙齿后面，敲一下刀柄，牙就松了。这种行为他认为还算好开脱，他特别提到，太平洋的战事才称得上“野蛮”：其时毫无怜悯可言，胜者既不给予，败者也就无从得到。死亡、疲惫和压力，彻底消解了“文明的虚饰”。尤金·斯莱吉的访谈，收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