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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过了一会儿，沈青问说。
“俄国的小说家都挺喜欢。”嘉文说。
沈青点了点头。
“我认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小说家一半都在俄国。”
“为什么？”
“因为气候。”嘉文给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
“气候？”
“只有在寒冷、恶劣的气候中生存的人，才能形成坚定而敏感的气质，也才能更加深刻地思考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所以你看，最好的诗人在不列颠群岛，最好的哲学家在巴伐利亚半岛，最好的小说家都在伏尔加河畔。相反，很少有伟大的诗人、哲学家和小说家是出生于热带的。香港之所以缺乏诗人和哲学家，就是因为这里大部分时间都是一种小布尔乔亚式的温润气候。”
“这倒是种有趣的说法。”沈青微笑着点了点头。
嘉文对沈青的回应有些意外，也有些不好意思地低头笑了一下。在此之前的一周里，他一直都在考虑要不要试着跟沈青聊些什么，方才她主动问了那一句，他也就顺水推舟地将那个话题聊了下去，不过他在谈论文学时其实一直带着一种像是班门弄斧的、不太自信的、有些退却的心理，然而沈青认真聆听的姿态却使他最终确信，她的确是一个可以做进一步交流的对象。
从那以后，每个周六和周日的下午，沈青总会在梁小祯从钢琴课回来之前提前十五分钟来到餐厅，嘉文也总会站在二楼走廊的窗前等她，他们从未就此做过任何的约定，两个人却对这约定心照不宣，不言自明。他们都是寡言冷淡之人，然而在彼此面前却不知为何变得健谈了起来。他们试探着向彼此迈开了羞怯的步子，话题也从文学开始一点点地、慢慢地进入了其他的领域，比如电影、音乐之类的。周末走廊里的一刻钟，是他们一周中最充实和轻松的时刻。二人都未发觉，就在这些交谈和密会中，就连他们脸上的神情也渐渐地变得柔和起来了。
然而，他们的话题又总是有意无意地与彼此的生活保持一段不远不近的距离。有一次，嘉文问沈青是否去看了他上次送她影券的那部电影。沈青说：“看了，虽然平时不怎么看香港电影，不过我倒是一直很喜欢这种描绘都市小人物生活的电影。”
嘉文说：“那你一定也喜欢另一部，风格跟那部很像。最近正在上映，我准备明天晚上去看夜场。”
“哦。”沈青淡淡地应了一声。
话题就这样戛然而止，谁也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下去，那天的闲聊于是就这么结束了。第二天见面时，他们之间的气氛已经有些尴尬。嘉文想不出话题，只好说：“要不要去我的房间看雨？”
沈青对这个提议感到些许诧异，不过还是随嘉文走进了他那间像是仓库一样的卧房。嘉文带沈青绕过房间中央的矮桌和自己的床，一直走到房间尽头，拉开了窗帘。沈青这才发现，这个房间里居然有一个小小的露天阳台。她又上前走了几步，只见一大片绿色的藤蔓植物缠绕在打湿了的阳台栏杆上，翠绿的叶子上正滴滴答答地滴着水，恰好落进栏杆下面养着两条小金鱼的玻璃鱼缸里。远处，公园、河岸、岸边矮屋的红色屋顶尽收眼底，烟雨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混沌而又清新的，这城市像一只静静睡去的巨兽，所有机械化的声音都销声匿迹，耳中只听见大自然的喧哗声。
“这里景致倒是不错。”沈青说。
“嗯，一切都是新的，感觉好像不管今天发生了什么明天都可以重新开始一样。”嘉文倚在门框上，凝神望着阳台外面的雨雾。
两人沉默了片刻。沈青忽然问道：“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什么问题？”
“你之前为什么会讨厌我？”
“我哪有。”嘉文狡辩说。
沈青回过头去看他。他只好说：“那你先告诉我你为什么总是一板一眼地守着那些礼仪？”
“外祖母从前是天主教会女校毕业的，所有的礼仪都是她灌输给我的，后来就成了一种习惯。”
“哦。”嘉文点点头，“那你为什么要用餐巾纸擦店里的碗筷和盘子？”
“因为洁癖。不管我去哪个餐厅吃饭都会下意识地重复这个动作，这并不是我能够控制的事情。”
“看来之前都是误会了。”嘉文若有所思地说。
“你就是因为这些事才讨厌我的？”沈青惊讶说。
嘉文笑了笑，没有回答，只倾身从藤蔓上摘下了一枚半开的粉色花朵：“呶，送你这个，算是赔礼。”
沈青笑笑，接过来将它别在了耳畔的头发上。
嘉文盯着她看了一会儿，转过身去看着外面的雨幕说：“晚上，一起去看那部电影吧。”
沈青说：“好。”奇怪的是，她这么回答时丝毫都没有觉得这提议是突兀的、或是不合时宜的。
阳台外面的雨水依旧冲刷着城市，某种横亘在二人中间的像是磨砂玻璃一般的东西也被这场大雨冲洗而尽了。时间是两点一刻，沈青走出了那扇门。
作者有话要说：＇1＇ 叶芝：《三个乞丐》。
＇2＇ 《新约。若望一书》。注：文中引用的经句全部出自天主教思高版《圣经》。
、十七（2）
沈青渐渐知道了一些关于嘉文的事情。
比如，一天中他最喜欢的时辰是早上，最讨厌的是深夜。他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重复做着同一个梦，梦的内容只有一片沼泽。他对坚果过敏；曾经患过严重的肠胃炎。他曾有两次濒临死亡的经历，一次因为花生过敏，一次因为急性肠胃炎。他的生日竟然与她是同一天，也难怪两人脾性有些相似。
这少年从前是个基督徒，却笃爱尼采的哲学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坎坷的人生经历使他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一样陷入了一种思想上的虚无主义，这首先表现在对上帝、灵魂不死和至善道德的怀疑，而后逐渐衍变为一种对一切权威和正统事物的条件反射一般的反抗和厌恶。因为“一切皆虚妄，一切皆允许”。＇1＇
他的左耳听力只有右耳的一半——某天，他的父亲在盛怒之下打了他一耳光，从那以后，他的左耳一直嗡嗡鸣响，再也无法清晰地听见周围的声音了。这是最让她觉得诧异的一件事。原来，他并不像自己从前对梁正林所说的那样孤苦无依，他其实还有一个父亲。不过他只将这件事告诉了沈青一人。
某天的英文课后，梁小祯送沈青下楼，刚走下楼梯就惊叫了一声：“啊，今天是父亲节，我忘记准备礼物啦。”服务生们笑说：“等生日时再送也一样吧，没来香港前也没过什么父亲节。”梁小祯顿时像是被揭穿了什么似的羞恼地辩解说自己和父亲没来香港前也过父亲节，然而说到一半时却忽然停住，回过头去看着嘉文，有些愧疚地说了句：“对不起…”
嘉文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她心想嘉文一定是生气了，忙又讷讷地解释，嘉文却兀自说道：“我去电器行买台灯，跟老板说一下，今天阿华替我晚班。”梁小祯只好一脸内疚地目送嘉文走出门外。沈青顿了顿，也过去向她告辞了。
二人同行至6路车站，兴许是依旧沉浸在刚才的尴尬气氛里，嘉文一路无言。沈青也一时不知该怎么跟他交谈。他们就这么沉默地在站牌下等了五分钟，嘉文突然开口说：“其实，我不是什么孤儿，我还有个父亲。”
沈青惊讶地转过身去看他。
“虽然他对我来说就跟死了也没什么两样。”嘉文冷笑了一声，说，“那混蛋没什么正经职业，一年到头靠着综援过活，又是个酒鬼，一喝醉就打我。看见这个伤疤了么？”他挑起自己额前的头发说，“就是当年他抓着我的头发撞到墙上时留下来的。有一次，因为我的综合排名下降了一点，他醉醺醺地抽了我一耳光，现在我的左耳只剩了一半的听力。”
沈青愈加惊惶地看着他。他却用一种仿佛在讲述其他人的故事一般的口吻继续说道：“这次离家出走也是因为他。去年我在学校不小心得罪了几个有钱人家的孩子，他们就把自己的球鞋放在我的衣柜里，然后在体育课上诬陷我偷了他们的鞋。那个体育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骂我品行恶劣、不知廉耻，还用卷起来的书狠狠地敲我的脑袋，逼我承认和道歉。我说我没偷，他就带着全班同学一起骂我‘小偷’。我就这么被他们骂了一个月。后来，那帮人的圈子里有个男生被欺负了，就把他们那时陷害我的事情说了出来。那体育老师向我道歉，我说：‘那你也让我用书在你的脑袋上敲几下吧，不然踹你几脚也可以。’体育老师愣了一下，抬手就甩了我一耳光。我于是也毫不犹豫地扇了回去，因此被停课送回了家。学校的领导说，如果我不好好反省跟老师道歉的话，他们就会将我开除。我回家的那天晚上，那混蛋二话不说就拿着扫把上来抽我，逼我跟老师道歉。我说我没有错为什么要道歉，他顿时抄起一张矮凳朝我扔了过来。那天我被他揍了半个晚上，浑身上下全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可是我还是没有松口说要道歉。他就威胁我说；‘如果不道歉的话就给我滚出家门。’所以我就滚出来了。现在已经过去半年多了，他连失踪人口都没有上报，估计是怕警察知道他在家那点事，影响他领综援吧。”
“所以，我有时宁愿自己是孤身一人，也总比跟那么一个混蛋一起生活强。坦白说，那天从那个家里离开的时候，我心中反倒是觉得轻松了不少。”他莫名地笑了一下，眼睛里没有一丝悲伤或愤怒。
沈青心中感到十分难过。不过她又觉得这少年最痛恨的可能就是其他人那种根本无法与他感同身受的怜悯和同情，于是她只静静地聆听而从不表达悲悯。而正是因为沈青这种不做多余嗟叹和评论的态度，使嘉文也越加没有顾虑地在她面前谈论自己的父亲和从前的生活。当然，每次都是以一种旁观者的口吻。
他说他的父亲从前是个公司职员，因为有利可图，三天两头地去街头参加社会运动，跟着别人一起反对专｜制政权和老大哥。＇2＇后来公司裁员，他失业了，于是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开始像所有的无产者一样憎恨大公司和资本主义，并且跟另一帮人一起在街头举着标语反对他曾经代表的那个阶级。嘉文坚信，如果共产主义不能给父亲的生活带来任何改变的话，他会像抛弃自己以往所有的主义和立场一样抛弃马克思和列宁。说到底，那男人不过是个彻头彻尾的投机主义者。
他也会不经意地说起自己离家出走不久后在街头流浪的那些日子。他说自己最惨的那段时间，身上一分钱都没有，窘迫到需要去公园里挖野菜吃。他也想过要去超市偷一些吃的，可是最终都放弃了——这少年有着自己固执而奇怪的坚持，他认为偷书的人至多算是行为不端，偷面包的人就只剩下可悲和可怜了，这无关信仰，只关乎尊严。后来，就在他以为自己要死在街头的时候，梁正林收留了他，并且给了他一个虽不体面却至少能遮风挡雨的栖身之地。他因此对梁正林怀有一种感激涕零的尊敬，也愈发地因为上次失火的事情感到愧疚。前些日子，他果真像对沈青承诺的那样在轮班时四处去打短工，隔两三天就偷偷地往收银台里放些钱，虽然数目上微不足道，却使他在夜里不至于因为羞愧而无法成眠。
同样地，沈青也开始在嘉文面前说起了自己的事——这在沈青心里首先是一种义务，她隐隐觉得，嘉文每每毫不避讳地与她分享自己的事情，而自己却什么都不肯透露未免有些不妥。同嘉文一样，她在说起自己的家庭和过往经历时，也从不刻意兜售痛苦和悲伤，那些故事往往经由某个自然随意的话题，以一种若无其事的口吻述说，从而省去了许多需要酝酿情绪、措辞或者某种恰当而多余的表情反应的步骤。
有一天下午，他们像往常一样在嘉文的卧房里见面，一开始并没有刻意聊什么，嘉文一直仰躺在地毯上看着一本刚从沈青那里借来的书，沈青则在一旁翻着他从旧书市场上淘回来的那堆书。两个人都沉默着，就好像这沉默也是他们谈话的一部分。过了一会儿，嘉文突然问了句：“你做过最疯狂的事情是什么？”
沈青放下手里的书，想了想说：“坐在32层楼的窗台上面喝酒。”
嘉文坐起身来饶有兴致地看着她。
“那年我爸的公司成立十周年，他想在新年的时候举办一个盛大的庆典，就包下了一个32层楼的商务会所的顶层。他将自己所有的亲戚以及继母那边的亲戚也带了过去，当然，我也被带了过去。那个庆典持续了整整四个小时，所有的人都虚与委蛇地笑着，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我。我端着酒杯站在窗前，脑中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人如果从这个高度摔下去，会被摔成什么样子呢？我这么醉意朦胧地想着的时候，竟然真的打开了窗。我拿了一瓶酒坐在窗口，看着自己脚下迷蒙的夜色，有一瞬间好像真的觉得自己从窗口飞身跃下，经过一段长长的坠落，一声闷响撞在了地面上，一大堆脑浆和血溅的到处都是。”
“是够疯狂的。后来呢？”
“还是没有人注意到我，我终于觉得无聊就一个人离开了。”
嘉文笑了笑，没说什么。
沈青问说：“那你呢？做过最疯狂的事是什么？”
“我曾经在一间网吧里整整待了一个月。”
“一直在那里？”沈青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他。
“嗯，吃饭、睡觉、上厕所都在那里。直到我将从我爸那里拿来的综援金花光了才离开。”
“真是难以置信。你是怎么做到在那种光线阴暗、空气污浊的地方待一整个月的啊？”
“其实我一开始没想在那里待那么久。”嘉文说，“我待到第三天时，网吧里来了一个女孩子，年纪跟我差不多大，腰细腿长，脸也可爱，就是那种青春期的男孩子都会喜欢的类型。可是有几个逃学来网吧的男孩子却告诉我，那女孩其实一直在附近的一条街上做援｜交。我觉得十分诧异，因为那女孩看上去非常乖巧，怎么看都不像是那种人。那之后一连几天，她都会在固定的时间来网吧，那几个男孩子说她那是在网路上找金主呢。他们又嘻嘻哈哈地打赌说，看谁能先睡到她，问我要不要参加比赛。我说：‘她怎么会看上我们这种没钱的穷小子。’男孩子们说：‘昨天我们问过她了，她说如果我们东洋忍者能打到十万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