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北战争期间，有55；814个战俘，死在双方的战俘营里，有大量战俘曾经生活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这是美国人共同的耻辱。
在博物馆里，我们看到，一百三十多年前的南北战争期间，有《纽约时报》这样的报纸，在整版整版地刊登双方公布的战俘名单。这些报纸要在交通状况极差的条件下，由马车或是步行，长途跋涉送到战俘家属手里。当时双方都有战俘登记和公布名单的制度。一个叫克拉拉·巴彤（Clara Barton）的妇女，在战争中受林肯总统委托，专门收集失踪士兵的情况，以便通知他们的家属。战争刚刚结束两个月，她和联邦军队的摩尔上尉（Capt。 James M。 Moore），以及一名19岁的安德森维尔的前战俘，朵伦斯·安特瓦特（Dorence Atwater），来到安德森维尔。在作为战俘关押期间，安特瓦特曾被战俘营特别指派为登记死亡的书记员。他们带领34名士兵，在原来的战俘营地，在南军做的战俘营记录和安特瓦特原有的登记基础上，展开辨认和标志死亡战俘墓葬的工作。
2个月以后，1万2千多个死亡战俘的墓葬被确认和标志。最后，仅有460个墓葬无法得到确认。他们最后被安葬在一起，这就是“无名联邦士兵之墓”。
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片绵延伸展的墓地。入口是三个相互扶持的战俘的塑像，似乎以他们最后的生命力，在支撑着生的欲望。墓碑都是统一的形式，十分简朴，不过尺把高的白色大理石，整齐地在大片草地上排开。每一块墓碑，都有受难者的姓名，和他来自什么地方。因此，他们的后人，今天依然能够找到他，给他放上一朵鲜红的玫瑰。当我们站在这样一朵靠着墓碑的玫瑰前，感受生与死的触摸，才更深切地理解，受难者的死亡记录对于人类的意义。假如忽略人类历史悲剧中的受难者，我们就是在轻践人类和生命本身。
1970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将安德森维尔划归内务部国家公园局管辖，1999年4月9日，美国国家战俘博物馆正式成立。它是为历史上历次战争中的所有美国战俘而建。它是现今世界上惟一的战俘博物馆。它的建立，旨在伸张“日内瓦战争公约”的人道主义精神。战争不知道浪漫。战俘是战争苦难的最大承受者。当士兵在战场上被迫放下武器成为战俘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说，战斗已经结束，苦难却刚刚开始。他们将要遭受的肉体磨难和屈辱，是人类战争史上最悲惨的一面。他们为自己的军队和国家做出的牺牲最大，头上的光辉却最少。身为战俘，他们是最透彻地看到了战争本质的人。就像安德森维尔的一个战俘说过的：“人生都有其经验。我的一生如果有什么经验的话，那就是，我们再也不要战争了，不管是为了什么理由。”
离开博物馆，我们穿过公路，又穿过铁路，来到不远的地方，森林中安静的安德森维尔村。那是一个小小的村子。村子里也有一个小小的历史博物馆。看管的老太太告诉我们，有很多人来这里参观，她已经习惯听到人们告诉她，他们来自非常遥远的地方。我们说，是啊，不论这里距离他们的家乡有多远，回去以后，他们一定都会记住安德森维尔的，就像我们一样。
第一部分 走路（一）南北战争的最后一个受难者（1）
——美国国家战俘博物馆记之二
刚刚走进美国佐治亚州安德森维尔的国家战俘博物馆展览长廊，一张大照片立即吸引了我们的目光。人们一眼就可以认出，拍摄地点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因为照片的背景，是这里每个人都熟悉的，联邦国会大厦仿古罗马式的巨大白色穹顶。可是，我还是下意识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接着，不由自主地凑上去看照片的说明，想证实自己并没有搞错。是什么在困扰着我们呢？
照片的近景也是一个构筑物，可是，对比于它的背景，那洁白优雅的国会大厦，它们的反差实在太大。这个构筑物是临时的，深色的，简陋的。令人感到惊讶和震慑的不是这样一个外在的对比效果，而是它所包含的内容。这个构筑物虽然正在搭建，但是即将完工，可以确信无疑，那是一个绞刑架。
我们没有看错。那是在135年前，1865年11月10日的早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就在国会大厦附近，搭起了绞刑架。这个绞架将要执行的，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战争罪”被判处死刑的人。他就是亨利·埃·威尔兹上尉（Captain Henry A 。 Wirz） 。
亨利·威尔兹上尉是怎么会走向绞刑架的？在美国，这是一百多年来，历史学家们一直有人探讨的课题。
威尔兹上尉原来的生活轨迹是非常典型的“美国故事”。亨利·威尔兹出生在欧洲，他是瑞士人。在巴黎和柏林接受了多年教育以后，成为一名医生。在27岁的时候，移民来到美国，成了这个移民国家的公民。他在这里照样行医为生。一开始，在肯塔基州的大城市路易维尔，和一个从德国移民来的医生合作开业。然后，他搬到同是肯塔基州的一个小城，靠自己的医术获得了当地人的敬重。1854年，娶了一个31岁的寡妇，生活渐渐稳定下来。
大凡当时的欧洲移民，假如不是穷极潦倒而来，总是有一点冒险精神。威尔兹医生在自己的一个庄园主病人的鼓动下，除了行医，也试图在南方深腹地买下自己的庄园。他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医生，也成了一个投资成功的庄园主。本来，这就是又一个移民实现“美国梦”的例子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美国惟一的一次国内战争——南北战争，爆发了。无数平民的正常生活被拦腰切断。当然，这场战争有它复杂的起因，双方有各自的政治诉求。可是对于参战的民众来说，并不一定就是自觉地在追随这样的诉求。尤其在南方，由于战争的基本战场是在南方，所以许多南方民众投入战争，只是为了一个“保护家园”的简单目标。南方当时奴隶主的比例其实相当低，威尔兹医生虽然拥有一个庄园，可是他并不蓄奴。当时美国南方的人口普查，奴隶人口都计入主人家庭。在战前的最后一次人口普查中，威尔兹医生家里，除了他们夫妇，只有医生夫人和前夫所生的两个女儿，还有他们自己的两个孩子，一个5岁，另一个还是11个月的婴孩。
很显然，这样和平生活着的平民，不会想打仗。可是，打不打仗却由不得他们。一旦战争发生，就像一台恐怖地呜呜作响着的绞肉机，一切都会被绞进去。开战时，北方的美国联邦军队，严重兵员不足，南方则根本没有军队。双方都依靠着临时招募的志愿兵。这样，威尔兹医生，就和千千万万个美国普通平民一样，被卷入了这场战争。威尔兹医生渐渐变成了威尔兹上尉。
威尔兹参战不久，1861年8月，他就被南军派到一个特殊的战争部门任职。那就是战俘营。
假如借用现代语言来说，战争就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人们总是把注意力投向前线轰轰烈烈的胜负，却很少把目光转向它“输出”的另一头，也就是战争的牺牲品：那些肢体不全、被草率掩埋的战死者，那些在缺医少药的、尘土飞扬的战地医院呻吟的伤兵，那些被愤怒的敌手俘获的战争俘虏。我们可以想象，在战争史上，人类文明进程越靠前端，这一个部分的状况就越差。
威尔兹被派往战俘营，是十分自然的。一方面，他是个医生，另一方面，他又会说几个欧洲国家的语言。美国从一开始就遍地是移民，所以，战俘营里也有不少只会几句英语的欧洲移民。威尔兹两方面的知识背景，在这里都非常适用。在此后的几年中，他辗转在几个战俘营工作过，1862年的春天，在被称之为“七棵松战役”的战斗中，他肩臂受伤，而且始终没有痊愈。
1864年2月，已经成为上尉的威尔兹，被派往南北战争中最著名的南方战俘营，也就是今天的美国国家战俘博物馆所在地——安德森维尔，担任战俘营总管，直至1年2个月以后战争结束。从此，威尔兹上尉和安德森维尔，就成了紧密相连的两个历史名词。
安德森维尔，今天这里是一片风景如画的峡谷，可是，当年这里预定为容纳1万名战俘的场地，却被圈入了4万5千名战俘。说“圈入”，是因为这里只有“营地”，没有“营房”，没有任何起码的生存设施。食物医药都严重匮乏，惟一的生命源泉，只是一条小小的溪流。
4万5千名北军战俘，拥挤、肮脏，在南方的烈日下暴晒着，生存条件极其严酷。他们中的许多人，本来就是从恶劣的战场环境中，带着伤痛和疾病下来的。当战争结束，人们发现，这里的死亡率高达29％。有1万3千名北军战俘再也没有离开这个安德森维尔战俘营。
随着罗伯特·李将军代表南军投降，这个战俘营也随隶属的部队向北军投降。南北战争正式结束了。李将军和北军的格兰特将军，有过投降协议，作为降军的南方官兵都将回到日常生活，不受骚扰。所以，一场历时4年，阵亡62万人的惨烈战争，结束的过程显得十分宁静。没有一方追捕，另一方隐姓埋名四处躲藏逃亡的情况。战俘营随部队投降解散之后，威尔兹上尉还是住在战俘营所在地自己的居所，开始计划如何回到原来的正常生活中去。
可是，投降协议的执行，出现了惟一的一个例外。1865年5月7日，一名联邦军官出现在安德森维尔的威尔兹上尉家中，逮捕了他，并且把他带往首都华盛顿。他的罪名是，与南方邦联的首领一起阴谋杀害和虐待北军战俘。
第一部分 走路（一）南北战争的最后一个受难者（2）
审判几经推迟，1865年8月21日终于开庭，威尔兹上尉被带往军事法庭。9名联邦军官，分别担任了这个案子的审判法官和陪审员。威尔兹本人则由于战争中旧伤未愈，身体虚弱，只能躺在一张沙发上受审。
经历3个半月的听证之后，1865年11月4日，军事法庭给出“罪名成立”的判决。同一天，由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给出死刑判决，定于11月10日执行。当时的绞架就搭在监禁威尔兹上尉的首都老监狱，位置在国会大厦附近。这就是我们在战俘博物馆看到的那张触目惊心的历史照片的来由。
1865年11月10日清晨，两名牧师和威尔兹上尉的律师去看望了他。他们后来说，威尔兹上尉只担心伤病体弱，不能自己走上绞刑台，会让别人误解他为怯弱恐惧所致。结果，围观的人们看到，威尔兹上尉不用人搀扶，自己走上了绞刑架。临刑前，他说：“我就要到我的上帝面前去，他会在我们之间作出判定。我是无罪的，我将死得像个男子汉。”
威尔兹上尉就这样死了。可是，一场异乎寻常的军事审判造成的震动，和“我是无罪的”的声音，却并没有在美国消散。历史学家们在不断地对这个案子进行分析。他们在问，整个事件究竟意味着什么？从威尔兹上尉个人来说，他是否应该承担责任，究竟有多少责任，刑责是否公正？
为威尔兹上尉辩解的一方指出，当时的审理过程并不是公正的。其理由是，当时在军事法庭作证的证人有明显的撒谎。最具有杀伤力的证词，是指控威尔兹上尉枪杀俘虏，但是，证人却提不出确切的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同时，几名对被告有利的证人，却没有得到法庭的传讯。
同时，也有许多威尔兹上尉的同事熟人，提供了有关他的个人人品和管理行为的描述。他们眼中的威尔兹上尉，绝不是一个凶恶残暴的人。相反，似乎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威尔兹上尉是个人品行良好和忠于职守的人。他们辩称，在当时的条件下，他只是没有可能做得更好。
为威尔兹上尉辩解的一方，甚至指责说，威尔兹上尉是联邦一方的战争罪责的替罪羊。这种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如此残酷的一场战争过去，普遍弥漫着一种情绪，人们总想寻找一个承担战争罪责的人，而这种罪责往往总是由胜利的一方指向失败的一方。人们指出，在威尔兹上尉的审理过程中，无法找到南方邦联首领在安德森维尔战俘营案件中的任何罪责证据，于是，在威尔兹上尉的死刑执行之前，他曾被要求，假如他能提供这样的南方邦联首领的罪证，他将可以被赦免。可是遭到了他的拒绝。
最为有力的一个辩解是，在威尔兹上尉被处死一年不到的时候，战后的秩序已经基本恢复正常，美国的立法、行政、司法三大分支也恢复正常运作，这时，联邦最高法院在一次裁决中作出声明：类似审判威尔兹上尉这样的军事法庭，都是违反宪法的。一个悲剧性的事实是，今天的联邦最高法院大厦，恰好建立在当年的首都老监狱的旧址上。也就是威尔兹上尉被处死的地方。
但是，对这个案子持肯定意见的一方，却似乎有着更为沉重的证据，那就是1万3千名埋在安德森维尔战俘营的死亡者的灵魂。假如威尔兹上尉无罪，那么，还有谁能够为这些惨死在恶劣生存条件下的俘虏承担责任？
辩解的一方提出，发生在140年前的这场战争，事实上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士兵们都常常像乞丐一样缺吃少穿，战俘营的状况恶劣更是当时的普遍现象。而安德森维尔战俘营本身的客观条件，是被公认为最差的一个，这并不是一个总管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的。根据战后的统计，各个战俘营死亡率都很高，例如在纽约州的一个北军关押南军战俘的战俘营，死亡率也高达24％。
辩解的一方甚至提出，应该承担罪责的，是北方的格兰特将军——后来的美国总统。因为他单方面停止了战争初期双方缔结的战俘在捕获后10天即必须交换的协议，而假如这个协议照常执行，安德森维尔战俘营不仅不会超员，而且将是一座空营！然而，格兰特将军停止这个协议，又源于南方事实上没有遵守协议“释放战俘不得重回战场”的规定。但是，再反过来说，战场是在南方的土地上，南方被释放的战俘们，回家几乎就是回战场，他们也没有别的选择。
从事件发生的第一天起，人们就公开地在媒体表明自己的态度，开始争论，争论延续了一百多年，至今仍然没有停止。就在这样的争论中，引伸出了美国人认为值得深入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