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三分之一以上。群众说：“这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还厉害。”
秋收季节，抽调了160多万劳动力脱离农业办钢铁、挖煤矿、修铁路、搞大型水利工程。加上深翻土地大兵团作战，许多社队几乎没有劳动力，造成秋收粗糙，损失很大。
城武县受灾仍调出粮食4600万斤，发现粮食紧张后，又采取抽富济贫的办法。地县领导仍没有冷静地分析研究，死啃亩产1000斤、800斤不放。群众不承认公社向县里报的帐，地县委则扭住不放（据现在检查，亩产只有400多斤），说下面右倾刮台风。去年12月，各县普遍召开了万人大会，今年3月上旬又召开了四级干部会，都采取了回忆对比、诉苦算帐、反对瞒产私分，反对本位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办法，在四级干部会上报出粮食9亿多斤。地委领导很得意。但散会后干部外逃，很少拿出粮食。曹县四级干部会后几天，外逃四万多人。
有的地方干部提出：“有粮食不报，吃饭犯法”、“私藏四两钢铁和私藏一个美国鬼子同罪”（为收废钢铁化钢交指标）、“亩产不上500斤的豆子一律翻掉”、“深翻不到一尺半的不准下种”等口号，大搞强迫命令。单县反映，干部有三大法宝：一辩论，二戴帽，三拔白旗。对群众进行体罚的花样有10多种，如，顶灯跪砖、穿梭、拔头发、挂玻璃、喝小便、坐飞机、学龟爬、熬鹰、戴高帽子等。群众说：“他们比汉奸、鬼子还厉害。”
1959年春，济宁事件已经很严重，但舒同在济宁会议的总结中，还要求济宁自己解决问题。到了冬季，毛主席不同意再搞反瞒产私分，但舒同还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又搞反瞒产私分。在安排群众生活方面，舒同始终强调“是下面的思想问题，有点实际问题，也不大，是能解决的”。
《关于金乡县防治肿病检查情况简报》记载了随同省委裴孟飞书记下乡的王瑛于1959年4月29日给山东省委的一封信。这封信说，金乡县在元月就在鱼城公社开始发现水肿病人时，经调查全县有5000多人，到3月发展到39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6。2％，其中以鱼城公社为最严重，这个公社的8万人口中，有水肿病人17295人，占总人口的21。6％，4月份又有发展，据4月26日统计，全县累计发病102426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6。5％（其中发病二次以上的有58034人），死亡792人。这个县对水肿病人推行了偏方治疗：芒硝煮鱼，苍术散，丝瓜络煮枣等。
六、全省大饥荒
1958年冬季出了馆陶事件，1959年春季出了济宁事件，还有菏泽事件。从1959年1月到1959年4月，全省累计出现浮肿病人839925人。这些严重的情况虽然引起了山东省委的重视，但左倾狂热的思想路线没有改变。在庐山会议期间，舒同上山开会去了，裴孟飞在家主持了几次会议，对1958年和1959年的粮食产量和征购任务重新作了讨论，比原来要实际一些。舒同从庐山带回来反右倾的最高旨意，不仅推翻了裴孟飞定的指标，还让裴孟飞作检查，各地跟着裴孟飞调整指标的也要作检查。这样，左倾路线继续把农民逼上绝路。到1960年夏季，出现了全省大饥荒。
范县在1958年秋曾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十分欣赏，说范县的报告是一首诗，在干部中广为印发。结果怎么样呢？修水库占了土地，还使大量土地盐碱化，老百姓哭鼻子流泪。县委还大批拆老百姓的房子、扒老百姓的祖坟。用拆房子和扒祖坟得到的砖瓦木料盖礼堂、盖迎宾馆，盖大办公室。到1959年就食堂停伙，水肿病大量流行，饿死了不少人。
临朐县大峪大队，1959年秋收，40多万斤粮食被征购，剩下人均口粮仅一百多斤。从11月起，每人每天只配给4两原粮。此外又宣布瓜菜代口粮：“萝卜4斤顶1斤，菜叶子5斤顶1斤，南瓜2。5斤顶1斤。”玉米秸、剥去了玉米的光棒子、花生壳、豆秸、瓜秧磨碎，也算是农民的口粮。实在凑不出了，又假设每人偷了40斤粮食，强行加到每个人的头上，算起来每人的口粮又多了40 斤。最后向上级报告说每人口粮357斤。但一天4两粮食维持不了生命，农民就这样活活饿死。死的人多了赶不及埋，许多人暴尸路旁。
赵健民在一次发言中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这一年半时间内，全省非正常死亡65万人，外流109万人，人吃人的现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23起，没有文字但有口头汇报的还有十多起。1957年山东人口5400万，1960年只有5200万，从1954年到1957年，山东每年新增人口100万，以1957年为基数，1960年应有人口5700万，而实际只有5200万，少了500万。寿张县一个村庄没有生小孩的。王成怀同志向舒同汇报说淄博地区死了11万人。他还满不在乎，说安徽、江苏也死了许多人，不值得大惊小怪。
甘肃省委工业交通部部长张北华是山东人。1960年，在通渭县大批饿死人后，他被派到通渭县去处理。就在这时，他的侄儿从山东老家去甘肃找他，告诉他山东家乡的情况与通渭县差不多，他的父亲也是饿死的。连这位高级干部的父亲都饿死了，山东死了多少普通农民就可想而知了。
当时，到处可以看到饿死人的惨状。在青岛市第三钢铁厂门口，有一个要饭的老太婆，拿着一个破瓢要饭。饿得倒在厂门口，工厂里没有一个人给她饭吃，也没人看她，最后饿死在厂门口。为什么这样？因为给她饭吃就会被说成右倾，不敢管她。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在1960年12月23日下午的省委扩大会议上发言说：由于饥饿，民兵训练工作不得不停止，1960年征兵工作也不得不推迟。有些连排干部家属，在部队驻地乞讨，有一位军官家属对丈夫说：“这种年头你顾不了我，我顾不了你，把孩子送给人家，咱们各奔前程吧！”一个战士全家讨饭去东北，父亲临走时去部队，父子见面后抱头痛哭了一场。有一个排长全家死得只剩下一个小弟弟。一个连队一个时期接到15份电报，其中13份报告家里饿死了人。
饥荒严肃重破坏了生产力。1960年劳动力只剩1790万人，比1957年的2173万人减少了384万人；1960年耕畜比1957年减少了237万头，而且剩下的瘦弱不堪；土地荒芜，耕地面积比1957年减少了1900万亩。盐碱地由1500万亩增加到2000万亩。粮食产量退回到1949年的水平，总产量只有160亿斤。
在大饥荒期间，山东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我们只能用官方资料进行计算。根据《中国人口·山东分册》中的历年死亡率资料，可以计算出山东从1958年到1962年非正常死亡184。43万人，少出生225。66万人。薄一波告诉赵健民山东饿死了300万人。从当年山东省饥饿的严重程度来看，300万人可能是一个最低数字。
七、舒同丢官
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是舒同，是一位很名气的书法家。他出身贫寒，师范学校毕业，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了。谭启龙是第二书记，赵健民是第三书记。1955年5月，中共中央曾打算调舒同到《人民日报》任社长，后来没有成行。在这期间，山东的新闻报道曾说谭启龙是第一书记。有一次，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到山东访问，在接待时，谭介绍舒同时称他为“原政委”（省委第一书记是军区的政委）。有档案资料称，舒同对谭启龙因此对谭猜忌，怕他取而代之。
舒同怕失去封疆大吏的显赫地位，最终还是失去了。
由于山东情况比较严重，靠山东省委难以挽回局面。中共中央华东局到山东揭盖子。当时山东属华东局。1960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免去舒同职务，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兼任山东省委书记。
曾希圣走马上任，10月29日，他作了一个大报告：《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为战胜灾荒、克服困难而斗争！》。这个报告，用大量事实指出山东问题的严重性：1，农业严重减产，粮食总产量只有160亿斤，回到1949年的水平；2，口粮严重不足；3，病情严重，420万人水肿；4，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5，耕地减少；6，群众生产积极性低落。他批评说，庐山会议上中央提出解决“一个指头”的问题，舒同没有照办；上海会议中央进一步强调解决“一个指头”的问题，舒同仍然没有办；北戴河会议，毛主席指示要抓紧时机，集中劳动力争取秋季多打粮、多种菜、大抓秋种，争取明年收成比哪一年都好，舒同没有认真传达贯彻，青岛会议开了40多天，误了季节。曾希圣指出：
要承认今天其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主要是人为灾害所造成的。而人为灾害，又主要是因为原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同志和原省委农村工作部长张新村同志没有执行和违背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毛主席的历次指示所造成的。
党中央和毛主席知道我们山东的情况严重以后，就当机立断地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不仅立即撤销了他们两人的职务，而且抽调了一批干部并在调拨大批粮食、医药、种子以及其它物资来支援山东。
曾希圣承认死人是人为造成的，这是对的，但他把中央和毛泽东的责任完全归罪于山东省委的两个人，是不符合事实的。
舒同从封疆大吏变成了批判对象。中共中央华东局于1960年12月中旬，在山东主持省委扩大会议和五级干部会议，集中揭发批判舒同的错误。山东省档案馆保存有这次会议的全部材料。省委扩大会议由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主持，12月16日，曾希圣作了长篇发言，他在发言中首先揭露了山东“五风”的严重性。接着他批评了几种错误的看法：第一是夸大困难，抹杀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第二是怀疑“三面红旗”；第三是怀疑中央领导人。他批评说：“有人说，中央是领路人，舒同是带队人，带队人带得不好，领路人也应负责，这种说法是极其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舒同的错误应由他自己负责，与党中央领导毫无关系。”曾希圣把中央领导人的责任开脱得一干二净，把山东问题仅看作一个省的特殊问题，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根据曾希圣定的调子，参加会议的山东干部向舒同猛烈开火。
会上揭发舒同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系列的纠偏政策贯彻不力。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伸出自己的两个手掌，把近两年的工作比做十个指头，“三面红旗”的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错误只不过是一个小指头。在强调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保卫“三面红旗”的同时，他也指出要解决好“一个指头”的问题。由于毛泽东的重点放在反右倾上，各省在传达贯彻庐山会议时，对“一个指头”的问题没有引起重视。舒同在传达庐山会议的讲话中，甚至没的传达毛泽东关于“一个指头”这一段话。为什么没有传达？舒同在检查中说，“怕给群众泼冷水”，出于同样的考虑，裴孟飞建议他在传达时把毛泽东关于也要注意左倾冒险主义的说法在一定的范围内提一下，舒同没有同意，反而批评了裴孟飞。
会上揭发舒同在粮食问题上的错误，在1960年四五月份粮食分配会议上，没有听取一些实事求是的意见，把指标压下来，把1959年粮食产量落实为320亿斤，而偏听偏信了农工作部长张新村的意见，把产量落实为400亿斤，征购任务为70亿斤。这是山东省粮食紧张的重要原因。在粮食紧张出现以后，还不面对现实，为农民解决问题，还在全省搞反瞒产私分运动。给农民造成更大的灾难。
1960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了北戴河会议，除了讨论国际形势外，国内工作提出保粮、保钢、保外贸出口三个任务。毛泽东要求各省要集中劳动力，争取秋季多打粮食多种菜，大抓秋种，争取明年夏收成比哪一年都好。舒同回来后，8月初召开青岛会议传达贯彻。但是，青岛会议开了40多天，一直开到10月份，农时已经耽误了。为什么青岛会议开这么长时间？在批判舒同的省委扩大会上，省委秘书长吴建揭发，原来舒同和一个女护士有非同一般的关系。到了青岛以后，舒同根本不和其他书记往来，除了参加他非参加不可的会议以外，不是和护士在房间里打扑克，就是带着护士游山玩水，跳舞。要给女护士打胎，打完胎以后，又要休养恢复健康。这样，就有意将会议时间拖延。直到青岛会议结束以后，舒同还不打算回济南抓工作。后来陈云要来济南，吴建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催他提前回来。青岛会议没有开好，救灾措施没有落实下来，山东的饥荒发展到更严重的地步。有人说，中国不是议会政治，而是会议政治。会议怎么开，开多长时间，全由第一把手的意志决定。中央如此，各省也如此。
舒同12月10日的检查，讲了由于他的工作失误给山东带来的损失，与会者不满意，没有过关。12月13日的检查时，他一开始就说：“我现在向大会检查我的错误，不但检查错误，而且向大会请罪，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他列举了中共中央自郑州会议以来等一系列的纠偏政策，检查自己执行不力。他说他之所以犯错误，是因为从左的方面来接受庐山会议的精神（庐山会议的精神本来就是左的嘛，他这么执行了，还要检查，舒同好不冤枉！），他还扣上了自己个人主义、沽名钓誉、好大喜功、好出风头，急躁冒进等帽子，因此，在做计划、定指标、提工作任务的时候，往往从压倒外省出发（争先恐后），从主观愿望出发，而不是从本省实际情况出发。
曾希圣身挂两省帅印。其实，安徽的问题比山东还要严重，曾希圣到山东来揭舒同的盖子，却紧紧捂住自己的盖子。相比之下，舒同比曾希圣要老实得多。
舒同丢官以后，山东的情况并没有好转。1961年夏，山东省的聊城、德州、惠民三专区，6月份饿死人16700人，9月份上升到35600人，到10月，仅聊城一地外流讨饭人数高达10万，卖儿卖女者985人，有夫改嫁者869人，个别基层组织已完全瘫痪。
第九章 浙江之折
有一条江横穿浙江省，上游称为新安江，中游称为富春江，下游称为钱塘江。这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