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8－1中的粮食产量还包括农民自留地和“十边地”产的粮食。例如，1960年的182．34亿斤，实际过秤入库的只有174．97亿斤，其余7．37亿斤是农民自留地和“十边地产的粮食。
1958年是少有的好收成。但由于劳动力都去搞大办钢铁和上水利工地，秋收劳动力很紧，收割、打场都很粗糙，浪费很多，丰产不丰收。由于浮夸，误以为粮食很多，秋收后放开肚皮吃了一阵子。结果，还不到1959年春，粮食就紧张得很。卫生部报告，1959年“入春以来，肿病又有上升趋势，涉及面也比较广。其中山东最为严重，1月至4月10日，发生肿病人77．9万多人。死亡618人，仅4月1日至10日，即发生肿病人17．3万人。”在这期间，山东省委还不承认没有粮食，认为是生产队把粮食藏起了，有的县开始搞瞒产私分运动。1959年3月8日，舒同在发表了《当前人民公社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其中写道：
当前最突出的现象就是，在1958年粮食大丰收以后的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除了灾区以外，全省各地几乎普遍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荒，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往往是那些大丰收的地方闹得反而愈加严重……这是怎么回事呢？原因虽然很多，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毛主席向我们指出的，应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寻找。
舒同在这里不认为没有粮食，他还坚信原来浮夸报上来的产量，认为还是大丰收。粮食哪里去了？他没有说在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但认为由于所有制的原因，生产队、农民不愿意把粮食拿出来。这也是反瞒产私分的理论根据。这不是舒同的创造。2月份，毛泽东对广东雷南县反瞒产私分经验的批示是2月22日，毛泽东批示《经济消息》发表的《是粮食问题还是思想问题》的文章是2月28日。舒同的文章说瞒产私分的根本原因在于所有制的观点都是来自上述毛泽东的批示在。在极权制度下，上面一呼，下面百应。作为封疆大吏，不应是不行的。同全国各地一样，不管是不是所有制造成的，舒同也是大搞反瞒产私分，广大农民受害很深。
惠民县搞得最厉害，召开了全县五级干部会，把瞒产私分提到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省委总结了惠民县反瞒产私分的经验，舒同亲自对这个经验作了批示，从而在全省开展了以反瞒产私分为内容的两条道路斗争与社会主义教育。各社队，村庄，都翻箱倒柜，搜查粮食。
1959年收成也不算坏，还是浮夸，认为有粮食，一段时间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到了1960年春节，就闹起了粮荒。
1960年按220亿斤产量安排：种子30亿斤，饲料20亿斤，农村口粮食130亿斤（包括统购返回15亿斤），征购55亿斤。以上说的种子、饲料是在最低限度上又打了折扣，实际是不够用的。农村口粮130亿斤，全年平均每人只有270斤，每天只有12两（老秤，16两为一斤，12两即0。75斤）加上麦收以后多吃了一点，从9月20日到明年6月中旬，每人每天只有10两多一点粮食。加上地区不平衡，约有1000万人每天只有8两（即半斤）左右粮食，而且主要还是地瓜折粮。征购55亿斤也很紧：农村统销去年20亿斤，今年只能安排15亿斤，城市和非农业人口统销25亿斤，这需要压缩城市和非农业人口，20社办工业人口，加上降低标准（原来已经降了2斤，还有降低2斤）。这里列出的数字都是原粮，而且多数是白薯干、萝卜干、菜叶代替，经过各级干部克扣以后，远不是这个数字。山东省委这里的数字是计划数，表81中粮食部的数字是执行结果数。后者的产量和征购数都比前者小。
1960年7月，山东农村公共食堂不断发生停伙，到7月上旬的不完全统计，六个地区（不包括青岛、烟台、临沂）有5210处食堂停伙。
1960年12月20日，在粮食部召开的北方15省生活安排座谈会上，山东省粮食厅副厅长张春生发言说：粮食入库和分配全省已结束。到12月20日，已经过秤入库的粮食为164。6亿斤，估计今年粮食产量180亿斤左右，比去年总产量274亿斤减少了94亿斤。征购任务到12月20日已完成42。8亿斤（原粮，粮食年度），比去年征购实绩70亿斤少27亿斤。种子留了23。8亿斤，饲料留了4。3亿斤，口粮留了93。39亿斤，全省农业人口4640万人，平均每人一年201斤。从粮食厅的角度看，粮食总收入为54。82亿斤（其中：中央调给军粮5亿斤，调给种子1亿斤；华东支援2亿斤；征购42。6亿斤；1960年6月底库存4。22亿斤）。粮食总支出为54。70亿斤（其中：统销50。20亿斤；军粮1亿斤；种子1亿斤；损耗2。5亿斤）。收支相抵后山东粮食库存仅有1168万斤。他说，这个盘子安排问题很大。统销50。20亿斤与各县要求销售的粮食差2。5亿斤。今年三四季度已销售出19。1亿斤，明年一、二季度吸剩31。10亿斤，比过去三年同期少8。14－14。18亿斤。
1961年春，山东农村粮食情况：到1961年4月20日，全省农村口粮尚有22。2亿斤（其中农村留下的口粮还有15。78亿斤，国家返销6。41亿斤）。从4月21日到麦收的几十天内每人平均口粮6两多一点（16进位，6两相当于10进位的3。75两）。其中5两（相当于10进位的3。125两）和不足5两的占农村人口的30。9％。口粮不足5两的县有：即墨，胶县，平原，枣庄等。要知道，这不足5两粮食还包括地瓜干在内。扣除各级干部多吃多占，到农民手中已经不多了。而这点粮食是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农民每天热量的唯一来源（那时没有油，没有副食）。这已经挨饿的第三个年头了。
四、馆陶事件
馆陶属聊城地区，后合并于冠县。“五风”对农村的摧残，由粮食问题上的浮夸而引起的高征购，把农民推向了饥饿的困境。从1959年春天开始，各地就有饿死人的情况。但地方官员怕担责任，不让向上反映。最早传出饿死人的情况是馆陶县。馆陶事件是怎么揭开的？1958年12月，在党代会的时候，一位转业军人向中央写信，中央转到省委，省委转到地委，地委转到县委，县委不认账，地委也不认账。这位转业军人一告再告，最后他直接去北京找到门路告了状。中央知道了情况，有关部门打电话，指令认真处理。省委、省人委才派邓辰西、王斋去调查。调查组成员看到食堂停了伙，到处都有饿死的人，老百姓围着调查组的汽车哭。
从山东省委、省人委1959年1月16日的检查报告中可见一斑。这个报告说，自1月份以来，馆陶县食堂停伙、半停伙的状态正在发展。截至1月10日，虽然还没有来得及全面调查，很难举出准确数字，但这种情况已经遍及全县。全县7个公社已有6个公社有停伙、半停伙的村庄。其中以房寨、柴卜、魏塔寨三个公社最多。潘庄、北馆陶、八岔路三个公社次之。南馆陶公社虽然现在还没有发生问题，但现存粮食（包括地瓜干、萝卜干）也只能吃一个月。据各公社自报，全县1195个食堂，完全停伙的有82个（据群众反映，绝不止此数），半停伙的更多。很多食堂从中秋节后就没有见粮食，吃地瓜和罗卜干已经四五十天了。房寨公社芦里大队有4个食堂在去年中秋节后全部吃地瓜，11月全吃萝卜，12月29日停伙，直到中央转来人民来信后，才于1月9 日、10日两天开伙。
食堂停伙、半停伙以后，社员四处觅食，不能远出者就近拾冻地瓜、冻萝卜度日；能远出者到河北邯郸、曲周、大名等地投亲靠友，逃荒要饭。有的卖儿卖女，有不少姑娘、老太婆出门求嫁，不正常婚姻大量发生。有人偷盗、自杀。因饿和饿加病者死亡二三十人（这是大大缩小了的数字）。有的村劳动力全部逃光，生产停顿。
全县据不完全统计，自1958年10月以来，仅到邯郸一地逃荒的就有13000多人。检查组访问了5个公社的20多个村庄，所到之处，男女老幼哭诉饥饿，惨不忍睹。
县委按照自己估计错误的高产安排征购任务和社员生活，征购任务在先，社员口粮有名无实，或名多实少。食堂绝粮后有的叫社员自筹，有的干脆宣布：“愿拾，愿偷自己办。”本来没有粮食反而加紧“核实”产量，不报高产不散会，发动群众反瞒产私分、挖“老鼠洞”（即小仓库），挨家挨户搜粮食，搞得群众十分恐慌。
报告说，群众有三个不满意：
第一，对干部虚报产量不满意。这次检查组下去前，几乎各公社都开了会，不让群众向检查组反映情况，只许说产量高，吃得好，不准说吃不饱，没饭吃。“谁乱反映，谁就是反革命。”
第二，对干部不关心社员生活不满意。
第三，对干部强迫命令不满意。不少干部打人、骂人，强迫社员脱光衣服干活。不脱光就是没干劲。强迫社员彻夜劳动，冒雨劳动。有村庄强迫青年妇女脱光衣服劳动。群众反映，秋收烂在地里不收，却强迫群众翻地三尺种小麦。
一个星期以后，中共中央批转了山东省委、省人委的这个检查报告。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写道：“1958年全国受水旱灾面积是4亿亩，成灾面积1亿亩，其中80％是旱灾。经过几年水利工程，旱灾规律已经发生了变化，老规律是成灾成片，易于发现；新规律是旱灾插花，容易忽视。在丰收地区往往有一些减产、或平产或增产不多的地方。如不注意，就容易在这些地方发生严重问题。”
从全国来看，馆陶事件是发现得较早的大批饿死人的事件，如果从这个事件中吸取教训、采取措施，可以减少其它地方的灾难。遗憾的是，中共中央并没有从这里看到全国性的大饥荒已经来临。从中共中央这个批示中可以看出，他们把馆陶事件当作个别事件来处理，并没有看到全局的问题，还强调自然灾害，根本没有从政策上检讨，这是酿成全局大祸的原因之一。
五、济宁事件
在馆陶盖子揭开以后，济宁的盖了也揭开了。根据上面批来的群众来信，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到济宁调查处理。
谭启龙于3月21日到达济宁，在济宁停留了22天。到了钜野、曹县、金乡、单县、菏泽、郓城等6个县，找了郓城、济宁第一书记谈了话，开了十几个座谈会，访问了一些农民，他的考察还是很深入、很全面的。3月23日，他从钜野给给第一书记舒同的信中写道：
近三个月来，很多地方没有人干活，有的虽然下了地也是应付应付，效率很低，巨野一个队24个人一天只浇一亩麦子。全县72万亩耕地现在只了耕了22万亩……，牲畜死亡仍未停止，原有23000头，死了5000头，还有瘦弱的，现在能使用的仅有2100头。……巨野、曾县、曹县挖麦苗吃的现象相当普遍，有些丰产田的麦苗也被挖掉吃了。
郓城县发生抢粮库事件130多起，有一万多人参加，抢去粮食19万多斤。昨天早晨宋江公社又有50多人集合准备抢粮。
金乡县共62万人，据他们汇报，有42万人需要救济。前天往单县运的29000斤粮食，行至金乡被抢走了13000多斤，有100多人伪装成挖野菜的，见运粮车来了就一涌而上。
单县曹马公社前次四级干部会上报出瞒产粮食650万斤，会后只搞出200斤。大庄区一个生产队长报告瞒产8斤，回家后他就逃跑了。
这样的情况不是个别的。由于措施失当，生产没有安排好，现在除了挖麦苗剥树皮吃以外，巨野把枕头里的糠也扒出来吃了。田桥公社榆树皮四角钱一斤，饼干一角钱一片。有些人饿得脸已经变了颜色，有的摔倒了爬不起来，全县水肿病人原来4000人，现在12000人。人口外流现象也没有停止，单县枣庄管理区最近每天逃走12人，有一个生产队弃婴6人。有的已经把棉衣卖掉了，现在只穿单裤。巨野县已经发现饿死的。现在群众情绪很不正常，有些人整天愁眉哭脸，有的连脸也不洗了，大小便随地拉，根本无心过日子。
干部不愿来参加会，仲山公社一位干部说：“我一见仲山头就头皮发麻，一进仲山城街就浑身发抖。”
谭启龙1959年4月11日从济宁给舒同的信：
……很多妇女、小孩提篮子挖麦苗，有的树皮也剥光了。牲畜毛猪大量死亡，农具破坏非常严重，单县原有牲畜44532头，死亡10669头，占24％，原有农具58784件，破坏36446件，占62％。
据地委初步统计，最近三个月非正常死亡1200多人（我看不止此数），已发现弃子卖婴58起，单县仅三个月非正常死亡253人，蔡堂一个公社死亡153人，有一个生产队弃婴6人。曹县一个县外逃4万多人（全地区外逃跑34万人），他们在外面流浪，有的半途饿死，有的自杀，有的晕倒在河里淹死，有的躺在大街上叫喊救命。据了解，仅在河南开封就死亡62人，情景之惨，令人难忍；影响之坏，无法估计。全区水肿病发病人数曾达67万多人，单县4月上旬水肿病达53000多人，黄后楼一、二排32户260人，患病的达227人，占81％，很多人卧床不起，有的大小便不通，有的肚皮肿裂了口。巨野县刘官屯村共3000多人，有一半以上水肿病，干部还扣着粮食不发。
……造成这种严重紧张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所有制问题上不仅是“一平二调三收款”，违反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原则，而且还大量侵犯了个人生活资料所有制。例如，“猪羊大集中，粮食一脚蹬（即全部入国库）”，“苦战两昼夜，完成三脚踢”（即粮食、钢铁、猪羊都大集中）。单县实行穷拉平，全县统一分配。巨野、郓城去年秋收时，只准留三天口粮，其余全部入库，实行“三库合一”（国库、社库、队库），全部变成国库。他们全县较好的大车和大牲畜无代价地划归县运输公司。有的调社员的自行车归干部所有。很多地方将粮、草、菜、砖瓦、大材、锅，全都归了公。各县都有一部分地方实行移村并村，全县几天之内移村714个，36140户，占全县总户的三分之一以上。群众说：“这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还厉害。”
秋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