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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十分重视“慎重初战”的问题，一定要在有充分把握的情况下才打。打击的目标，最初选的是离红军隐蔽处最近的谭道源师。十二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红一方面军主力接连两次冒着严寒在谭师将要开到的小布地区设伏，准备出其不意地将该师歼灭于运动之中，但因谭道源不敢孤军深入而没有打成。红军立刻撤出阵地，继续忍耐待机。夜里，毛泽东和朱德一起商议作战行动时说：“机会总是要来的，我们还得耐心地等一等。”③
就在二十八日那天，鲁涤平命令所属各师向红军发动总攻击。一向骄横的第一纵队司令兼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得知红军内部发生“富田事变”，以为正是大举进攻的好时机，立即出动，把第五十四旅留守东固后方，亲率师部和第五十二旅、第五十三旅，在第二十八师一个旅的配合下，向龙冈推进。
龙冈接近红军主力集中的地方，群山环抱，中间是狭长的盆地，当地群众又能帮助封锁消息，是红军设伏的好场所。张师出动的当晚，毛泽东、朱德向全军下达命令：“张辉瓒部经善和、藤田到达潭头，现向上固、龙冈推进中。”“方面军决定改换目标，横扫在我左翼当前之敌。”④第二天晚八时，毛泽东、朱德乘张师刚刚进占龙冈、孤军深入、立足未稳的机会，下达攻击命令。
十二月三十日凌晨，细雨浓雾。毛泽东、朱德步上龙冈、君埠之间的黄竹岭临时指挥所。毛泽东对朱德说：“总司令，你看，真是‘天助我也！’三国时，诸葛亮借东风大破敌兵；今天，我们乘晨雾全歼顽敌啊！”⑤
张辉瓒率部由龙冈向五门岭推进，刚进入狭窄山路时，突然遭到预先在这里设伏的红军居高临下的猛烈袭击，退路又被切断。战斗从上午十时开始，激战到下午六时。由于红军集中了兵力，四面包围，以主力从敌军侧后攻击，全歼了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近一万人，活捉张辉瓒。
这是一次巨大的胜利。毛泽东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渔家傲》。它的前半阕是：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红一方面军乘胜挥师向东，抄近路，翻过一座高山，直取谭道源部第五十师。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晨，红军进抵东韶附近，向第五十师发起攻击，经过激烈战斗，共歼该师三千多人。其他各路国民党军队仓皇退走。
在五天内，红一方面军连续打了龙冈、东韶两个大胜仗，共歼“围剿”军一个半师一万五千多人，缴枪一万二千余支，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龙冈战斗结束后，鲁涤平立刻向蒋介石报告战况，其中有“龙冈一役，十八师片甲不还”之语。蒋介石回电说：“十八师失败，是乃事之当然，不足为怪。我兄每闻共党，便张皇失措，何胆小乃尔！使为共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吉安为赣中重镇，望严督固守，只许前进，不许后退。”⑥
毛泽东、朱德在返回小布途中，接见了这次战斗中解放过来的原来国民党军队的无线电台人员王诤、刘寅等人，欢迎他们参加红军，建立了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由王诤任队长、冯文彬任政治委员，为开展无线电侦察，准确掌握敌军动向提供了条件，对以后多次反“围剿”作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取得的胜利，是中国红军建立三年以来对国民党军队取得的最巨大的胜利，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二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中说：“红军一、三集团军与江西劳动群众，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一致行动，得到了出人意外的结果，他们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已经写上了新的光荣的一页。”⑦
毛泽东清醒地估计到，蒋介石遭到这次打击后决不会就此罢手，一定会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因此，立刻抓紧战备，特别是发动根据地广大军民进行迎击新的“围剿”的准备。红一方面军经过两个多月的攻势作战，先后占领广昌、石城、瑞金等县城；在几县交界处摧毁了不少地主豪绅武装的土围子，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健全区、乡苏维埃政权和党团组织；恢复并发展了地方武装；并在根据地各县境内大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集给养和经费。红一方面军还总结第一次反“围剿”的作战经验，开展有针对性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这些部署，为打破新的“围剿”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的失败，使蒋介石感到震惊。二月初，他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南昌行营主任，统一指挥湘、鄂、赣、闽四省“围剿”部队。四月初，调集十八个师另三个旅共二十万人，投入的兵力比第一次增加了一倍。同时，鉴于第一次惨败的教训，在作战方式上也有很大变化，“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为作战方针，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构成东西八百里的弧形战线，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步步推进。“他们在这一大包围的布置之下，行动上是非常稳重的，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特别的防备冒进深入，被我们各个击破，他们每日进展只五里、十里或廿里。并且在大队前进的先一日必用几营或一团去游击一次，侦察详细后才进，并且到达了一个地方，即马上建筑强固的工事，并召回地主豪绅组织善后委员会组织民团，这是敌人对二次战争的策略与布置。”⑧
依据“围剿”军的前进态势，三月下旬，毛泽东、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脱离同敌军接触、南移整训和筹款的命令，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三万多人从根据地北部边缘后撤到广昌、宁都、瑞金一带。毛泽东随方面军总部移驻宁都县的青塘。
这时，苏区的领导机构已有了变化。一月十五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宁都小布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项英任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曾山为委员；并成立以项英为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毛泽东担任副主席（毛兼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撤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项英当时虽然是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但由于他刚从上海来此不久，又不大懂得军事指挥，缺乏对敌作战经验，所以，在当时作战指挥上，毛泽东仍然能够起主要作用。”⑨
三月十八日，项英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有人认为敌军有二十万人，红军只有三万多人，双方力量悬殊，主张红一方面军撤离根据地，另寻出路；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主张，认为凭借根据地内的有利条件，一定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这次讨论没有取得结果，未能就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作出决定。
四月上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随后转到宁都青塘，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十七日，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继续在青塘举行。会议听取了中央代表团传达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在所作的决议中基本肯定了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的工作，认为：在汀州会议以前，四军前委“路线是一般正确的，是执行中国党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的”，“坚决的执行土地革命来争取群众”，“贡献了土地问题许多宝贵的经验”；对红军建设有了正确的了解，“建立了红军的整个制度，如建立党的领导，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建立军需制度和筹款路线，特别是建立做群众工作的路线等”。同时又认为，前委“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等。⑩
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压境的情况下，最紧迫的问题还是要确定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会上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苏区中央局代书记项英等许多人仍认为，敌我力量悬殊，敌军的严密包围难以打破，并抓住中央三月二日指示信中“为着保全红军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那句话，主张将红军主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去。还有些人主张“分兵退敌”，认为这样做“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一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毛泽东反对这两种主张，继续坚持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就地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内的军民来击破敌军的“围剿”，并力主集中兵力，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敌，反而会给红军带来更大的困难。他的意见只得到朱德、谭震林等人支持，在会上处于少数地位。因此，他便提议扩大会议范围，来讨论这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方针问题。这个提议被接受了。第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走出会场时担心地说：“大敌当前，中央局这样不统一，可不是件好事啊。”⑾
扩大会议的参加者，除中央局成员外，包括各军的军长、政委，有时还有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红军打破国民党军队这次“围剿”的条件比第一次反“围剿”还要好，胜利的可能性更大。会上，许多红军高级干部发言，坚决主张在根据地内打破敌军的第二次“围剿”。周以栗依据创建苏区的实际经验，批判了“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看法，提出毛泽东等从实际出发，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创立革命根据地，指挥红军打胜仗，就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赣西南和闽西特委负责人也坚决不同意主力红军退出根据地。这样，毛泽东等的意见由少数变成了多数。
打不打的问题解决后，紧接着就是反攻从哪里开始的问题，会上又发生了争论。有些人主张先打在兴国的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认为打垮十九路军便于红军的发展，可以伸开两手到湘南到赣南。苏区中央局秘书欧阳钦不久后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这时泽东同志意见认为在进攻我们的人中，蒋蔡比较是强有力的，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曾经在湘南把张发奎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现在主要的是择敌人弱点打破，打蒋蔡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我们应打王金钰这路，因为这路敌人既弱且地势群众都好。”⑿他还指出，从富田地区的王金钰部打起，向东横扫，可以在闽赣交界的建宁一带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如果由东向西打去，则限于赣江，战局结束后没有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会议经过讨论，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关于先打弱敌还是先打强敌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会后闲谈时曾说：他们不懂得在战略上也先打弱敌的道理，是古已有之的。《管子》中说：‘故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管子·制分》）。不是古人早已讲过了的吗？”“但他在争论中不用这些，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说服了大家。”⒀这个正确决策，对整个战役的胜利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会议一结束，毛泽东、朱德立刻在四月十九日签发命令：“目前敌军的行动似以宁都为目标，步步为营地向我军前进”；本方面军“决心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围攻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务期各个消灭敌军，完成本军任务”。⒁部队在龙冈一带集中完毕后，又向西推进二十公里，在群众条件和地形都十分良好的东固地区逼敌而居，沉着地埋伏了二十五天，隐蔽待机。
毛泽东在龙冈时，同中央代表团的王稼祥进行深谈，详细叙述了红一方面军的斗争历史和当时争论的问题，并向他提供了便于了解这些历史状况的许多文件。王稼祥理解了毛泽东的主张，并在不少问题上给予支持。四月三十日，苏区中央局在东固又一次讨论反“围剿”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欧阳钦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对策略的问题又提出来讨论，由泽东同志先报告。这一次讨论的精神则完全转变了，认为目前全国革命是高涨的，我们应取积极进攻策略。敌人包围我们的军事力量虽多，但有许多弱点，如在包围的军阀与军阀不一致，指挥不统一；他们军官与兵士中间不一致，兵士不愿打红军；没有群众条件，地势不熟，给养运输非常困难。我们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虽然很小，但我们有几个优点：第一红军好，此时士兵群众斗争情绪非常之高，干部非常热烈，红军上下一致的团结力非常坚强，大家都是磨拳擦掌的要打。第二群众好，群众得到了土地革命的利益，又被敌人的摧残，斗争情绪当然好，对红军是极端拥护。第三是地势好，我们对于这带地势都非常熟悉，我们可以占领优越的地势以进攻敌人。现在敌人有这多弱点，我们有这多优点，我们是可以以少胜众的。在历史上以少胜众的事实很多，革命的军队要能以少胜众。所以当时最后决定的策略是：‘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并且承认过去的‘分兵’的策略是机会主义。”⒂
这一策略决定后，根据地军民一齐动员。红军中各军都召开誓师大会，并利用五一节的群众大会进行宣传鼓动。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按照毛泽东几次讲话的精神，向全体军民印发了《第二次大战的八大胜利的条件》的文件。
三万多红军在二十多天内隐蔽在东固这个山区，毕竟会带来一些困难。一些指战员求战心切。有些人还认为：要进攻从富田出动的王金钰部必须先穿过蔡廷锴、郭华宗两师之间二十五公里的空隙，说这是钻“牛角尖”，过于冒险。毛泽东又耐心地做了工作，说明诱敌就我、待敌脱离阵地后将它歼灭于运动中的作战方法并不是钻“牛角尖”，即便真是“牛角尖”，也要钻通它，而且能够钻通它。在隐蔽待机过程中，传来过几次不确实的情况，很影响人心。毛泽东始终岿然不动，拒绝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坚持预定计划，不受干扰。
等了二十多天，王金钰部公秉藩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