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某一天。那时，廉先生还远远不是上海的成功人士，那天，他穿着一身灰色的涤卡中山装，和他的朋友，一个印尼华侨来到了侨汇商店。
在那里，他看见了许多在外面看不到的东西：精致的电动胡子刀，做工细腻的皮鞋和造型奇特的咖啡壶。一边无限羡慕地看着这些东西，一边他有些沮丧地知道，获得这里的任何一样东西都需要FEC，问题在于他没有一张FEC，更不要说一把FEC了。因此，二十多年之后回忆那天的感受他这样说道：“我胸口很闷，看着印尼朋友用十多块FEC买了一个电吹风，用三十多块FEC买了一双高跟凉鞋，当时，她那种得意洋洋的神情至今让我难忘。”
那种得意洋洋的神情其实只是一种消费特权，一种唯有八十年代方会产生的消费特权。对廉先生来说，使用FEC消费时的那份美好感觉，并不是由于这种消费会产生多少与众不同的质量，而是在消费时的一种气氛，它让你产生了你是一个高等华人的幻觉。这就好比十年以后，你在上海顶级的“美美百货”购买一双“巴利”皮鞋时会产生的那份幻觉，好比二十年以后，你在上海外滩3号中周游并最终选定了一件阿马尼衬衫时的那份幻觉。
廉先生终于在FEC上找到自己感觉的时候是在他首次进入侨汇商店之后的十年。那时，我们的廉先生已经在日本捞到了他的第一桶金，在上海最具怀旧气息的和平饭店的和平厅，他请自己的韩国朋友吃饭，随后，又在底楼的爵士吧倾听老年爵士乐队对一个如梦如幻的上海的深情回忆。那天，他一共用去了4000多FEC，这与十年前他在侨汇商店看着一把电动胡子刀而拿不出一张FEC的情景已是天壤之别。当然，这些已是后话。
说到FEC，上海市民黄仲达先生也深有体会。
早在八十年代，他工作的上海工艺品商店中，当时市民社会中最时髦的是24K的黄金项链。他记得商店中一条“马鞭链”人民币标价为4000元，而FEC标价则只有3500元。整整500元的差价，让当年商店门口的“打桩模子”神经高度兴奋，黄仲达清晰地记得那些家伙是怎样唾沫横飞地游说前来购买“马鞭链”的男女，挖空心思地共享500元的差价。
黄仲达当然还记得自己当年如何小小地使用了一把消费特权：以500块FEC加上850元人民币，购买了16寸组装夏普彩电。黄仲达说：“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手中没有FEC。”
更不用说，当上海人普遍地还在为一台14寸黑白电视机奋发图强时，黄仲达先生已经超前拥有了相当于今天的“背投”彩电。
1989年，在传统上海最繁华地区之一的南京西路与陕西北路相交处，四星级宾馆锦沧文华大酒店进入城市的“欲望史”，该年12月15日，在酒店地下室的“阅婷迪斯科”也正式开张。这是当年度上海最完美的迪斯科，不过，它的票价也是“完美”的：星期日至星期四，每位60元FEC；星期五、星期六，每位72FEC，在这个价位里面包含了一杯软饮料以及10％的附加费。
寻常的上海男女是无法消受这样一份奢侈的，黄仲达先生肯定消受不了，廉晓博恐怕也难以消受，至少在1989年这个年份，FEC象征的特权不是普通的上海男女能够望其项背的。
一直到九十年代中期FEC这只城市的奢侈故事才告结束。当共和国宣布中止FEC的使用时，这说明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也说明上海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只有很少一些人，他们将FEC保存在了自己的本子中，仿佛将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深藏于内心，只有在一个偶然的时际，他们才会将这些尘封的往事一一抖落而出，当然，伴随着抖落而出的一定是他们当年的心情和当年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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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阿里巴巴”张行横穿了上海（1）
西装包裹了上海人的身体，雀巢咖啡滋润了上海人的嘴唇，而一种特别的舞蹈：迪斯科，则通过四肢解放了上海人的身心。
1984年某个春天的早晨，上海广播器材厂五车间防空洞中，一个男性青年怀抱着一把吉它正在放声歌唱，和着他的节奏，另外一个男性青年则摆动着他的胯部跳着舞蹈，这种舞蹈在其时的上海也可以称为“抽筋迪斯科”。
甚至这个舞蹈着的男性青年自己也不知道“抽筋迪斯科”源于何方，今天我们可以大致想像它溯源自一个叫迈克·杰克逊的家伙，一个刚好在二十年之后遭受美国法庭审判的家伙。
1984年，迈克在美国以他的《颤栗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轰动，其中的“比利珍”更是让上海眩晕不已，轰动的原因并不只是他的那种抽噎式的唱法，还有他那仿佛完全不在乎地球引力的阿姆斯特朗般的太空舞蹈。
一身黑服、有着绝对褴褛美感的迈克，在白烟缭绕的空间中，在“比利珍”强劲的音乐节奏中，作着穿透空气的舞蹈，他的四肢在这样的氛围里变得如此松弛和自由，仿佛，他是一个来自外太空的怪物，是的，一个摆脱了牛顿先生在15世纪对地球重力伟大预言的怪物。
迈克的舞蹈到了上海先是变成了迪斯科，随后这种迪斯科又转换成了上海的土产：“抽筋迪斯科”。上海青年勉为其难地做着“抽筋迪斯科”中的种种动作，那一刻，他们的精神世界也许还没有做好迎接西方文化的充分准备，但他们的四肢已以舞蹈的方式获得了解放，是冲出樊笼的身心解放。
“狩猎者”个人就是这样一个渴望身心解放的上海青年。
“狩猎者”在1984年时节“猫”在工厂的防空洞中，面对一个疯狂热爱吉它的冯姓同事，渴望向世界证明他就是那个用“抽筋迪斯科”寻找自由的上海青年，“狩猎者”还清晰地记得在1984年那些让生命感到格外的希望、格外的愉悦的日子里，他曾长久地站在中华路这条被时光淘洗甚久的大街旁，在煤球炉子冒出的袅袅烟气中，看着老上海的物件在他眼前一一呈现，而耳朵旁缭绕着迈克富有个性的声音，内心中一阵又一阵地强烈渴望着象迈克那样地脱离地球引力。
1984年的上海还没有作好充分准备，还没有准备好令后来的上海青年如痴如醉的空间，1984年的上海还没有JJ、阳阳、通通、真爱、罗杰姆、玛雅等等等等的迪斯科舞厅，在1984年，上海唯一有的是刚刚诞生的上海宾馆二十三楼里面的“观云阁”，夜晚，这个空间可以用来跳舞，其中的一段时间便是迪斯科。那些对身体解放有着特别敏感的上海青年，同时在FEC的使用上有着特别权利的上海青年，他们才可能摆脱地下防空洞，在这个地方让肢体不受束缚地自由翱翔，而目光敏锐的美国记者正是在这个年份这个地方，因为目击这一切而发出了“中国正在解冻”的深切感叹。
在“迪斯科”一边，这时，还有一种时尚发生在八十年代早期上海的地下空间，它就是音乐茶座。
早七十年代后期，邓丽君的音乐在民间社会广泛地流行着。自那那以后，一支支脱胎于当年工厂小分队的民间乐队进驻了上海海众多电影院的地下防空洞，在那里，他们歌唱、舞蹈、表演演，他们将当年在“小分队”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种种技巧都献献给了这时的上海人，是最早阔起来但形迹总体来说还相当非可疑的上海人。
在音乐茶座泡上一个晚上，代价也就是8元钱而已，它不仅能让人听到当时最流行的歌曲，还让你有龙井茶喝、有香瓜子嗑。
当然，这里的听客整体粗俗，鉴于他们基本都是民间社会的非主流男女，鉴于他们在城市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还不那么阳光，他们常常在兴致所至的时候与台上的歌手一起咆哮：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扭屁股，扭屁股。
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天才而前路坎坷的歌手激发了音乐茶座的这拨时尚浪潮，这个歌手就是张行。
早在七十年代，这个群益无线电厂的冲床工人，凭着一双曾被冲床冲掉一节指头的灵巧的手，怀抱吉他，苦练技巧。到了1984年，当上海终于有了自己第一幢4星级HOTEL的时候，他也在上海第一届吉它大奖赛上夺得第一名，他从自己狭小的居室出发，随后，经由音乐茶座而步入宽广的社会。
他可以说是一个适得其所的人。
这个时候，尽管早飘荡着邓丽君、风飞飞的港台气息；尽管早弥漫着谢里斯、王洁实的浪漫情调；也尽管已逸散着庄鲁迅的《水晶牛仔》、《马塞诸萨》、《卡萨布兰卡》的西方韵味，但上海的民间社会还需要一种更具冲击力的东西，它不仅在音乐上有着独特性，在表现形式上更有着疯狂性，应运而生的张行，就在这时跃上城市的舞台，在舞台上，他载歌载舞，他激情表达，他仿佛玩世不恭地彰显个性，释放着来自上海底层社会的全部压抑，释放着自《人证》、《追捕》以来日本电影带给上海男女的那份音乐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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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西门的街》。
《狐狸的故事》。
当张行唱起《迟到》的时候，他获得掌声是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无意识地，张行的歌声引爆了时代情感的火药库，他让多少上海男女在他的歌声中痛感人生旅程已经“迟到”，痛感生命曾经被一种所谓的政治、所谓的意识形态如此的蹉跎。
带着“阿里巴巴”张行横穿了上海（2）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芝麻开门，芝麻开门。”
当张行以《阿里巴巴》一曲横穿、横扫整个上海后，上海全部的音乐茶座中都回响着《阿里巴巴》的旋律，那个傻瓜般快乐的阿里巴巴，成了八十年代早中期上海人的一个朦胧意象，人人都期望自己就是阿里巴巴，期望自己就是禁忌正越来越少的时代中的幸运儿，能够拿到那把让“芝麻开门”的钥匙。
张行的成功因此不言而语，《迟到》和《阿西门的街》这两盘音乐带子，发行量达到了高不可攀的500万盒，加上后来的盗版，更是不可思议的2000万盒，尽管，张行在“超白金”发行中得到的只是微不足道的2400元人民币。
稍后，当张行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变故之后再出《太阳雨》磁带后，他又创造了一个500万的奇迹，当然，这是后话。
1984年，来自“培罗蒙”的西装，来自雀巢咖啡的滴滴浓香，来自“抽筋迪斯科”的自由奔放，以及来自音乐茶座、音乐广场中的张行的“阿里巴巴”的快乐歌唱，一切都暗示着人们生活正向好的方向发展。人们发现一切似乎都在改变：思想、语言、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一切都与当年马雅可夫斯基叫嚣的刚好相反：向右、向右、向右。
后来的一切当时确实远远没有到来：后来的竞争，后来的残酷压力，后来的由于贫富不均导致的人性失衡，导致的犯罪与血腥。
黑灯舞与三个纨裤子弟的故事（1）
在杨炳荣奇迹地获得了重生；在《中国青年》杂志社炮制而出的子虚乌有的潘晓发出了她的《人生的路怎么走啊》的沉重感叹；在美国女演员莎莉·麦克莱恩如此讽刺着的中国男女青年：“我从电视上看到他们在跳‘星期六夜晚的狂热’，可是实际上他们还没有学会跳‘华尔兹’”，这时，有这样几个纨裤子弟，既不在乎杨炳荣的复活，也无动于衷潘晓的呼告，在自己极其优雅的高干住宅中，邀请着各个层面的上海女子，一起跳着“华尔兹”，也许还跳着被莎莉·麦克莱恩所讥讽的“星期六夜晚的狂热”，随后，将其中的一些女子诱引至住宅的三楼，在那张散发着男人精液气息的床上，将这些女子按倒，然后将自己体内疯狂的欲望强加给了她们，这真实地构成了1984年上海的一个隐秘、晦涩的重大事件。
但在开始叙述1984年上海的这个邪恶的欲望故事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回到相对遥远的年份。
1964年5月27日，在一份权威的内部简报中，一篇标题《上海第二医学院揭出一个黑灯舞会集团》的文章这样写道：
据上海第二医学团委反映：该校四年级女学生程庆南和毕业班女团员汪宏笑在去年十月和今年四月揭发交代了一个黑灯舞会集团。据已掌握的材料，有名有姓的即达五十人。主要是资产阶级子女中的社会青年和大学生，这些大学生分步在本市六七所大学里。该校团委希望公安部门迅速处理。
几年来，他们经常不分白天黑夜（有时通宵达旦），男女群居一室，除了听黄色音乐、跳黑灯舞外，还进行下流的“摸彩游戏”，当众表演“与朋友接吻几分钟”、“在朋友怀中几分钟”、“舌尖对舌尖几秒钟”、“与朋友表演一个大家公认的亲热动作”，以及表演摸胸、互相玩弄下体，以至当着旁人发生性关系。平时则去新雅、复兴等饭店或相互串连在家中酗酒猥亵，有时在三轮车上进行下流活动。
引用这段1964年度的揭发材料并无意让我们在多少年以后成为一个自作聪明其实十分肤浅的道德评论家，对发生在整整四十年前这个“黑灯舞事件”作出一个弱智评判，引用这段材料更多想说明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在一个绝对政治化的社会里，即使某种意识形态统慑并控制着人们白天的一切思想，然而，到了夜晚，人性依然在顽强地表达着它最原始的东西，欲望依然在顽强地释放着它最强大的力量。
现在，我们再来到1984年，来到距离上面这个告密者报告的二十年之后。
又一个告密者来到历史的窗口前。
告密者是个生活在普陀区的流氓，因为犯罪，已判徒刑5年，正在大丰农场强迫劳动改造。1984年，公安部门对他进行了一次被行内称为“挤牙膏”的提审中，该流氓在一张纸上写了十五个字：我听张某某说，有个女青年被轮奸了。
公安部门立刻找上了这个张某某的女人。
张某某表现出可以想像的惊恐不安，她说，她并不知道详情，她只是无意中听那个被轮奸的女子说的，这个女子是在上海淮海路一家布店中上班。
果然有这样一个女子，而且是美女。但�